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范小青四十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中，其风格发生了不小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范小青多写苏州小巷中细密琐碎的日常生活，随着社会转型和乡镇历史的变迁，她开始涉猎历史叙述和官场生活等题材，写出了《百日阳光》（1997）、《城市表情》（2004）等作品，实现了自己的“中年变法”。2006年前后，范小青小说的整体美学风格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赤脚医生万泉和》（2007）、《香火》（2011）、《我的名字叫王村》（2014）等小说开始触及当代中国历史的不同面向。在范小青看来，这些题材和风格的变化“并不是我在很清醒的前提下实现的，恰恰相反，我只注重生活给我的感受，甚至可以说，生活要让我变化，我不得不变。” [1]不过，虽然范小青的写作伴随生活感受发生着变化，但其中始终未变的是她擅长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入手，发现现实生活背后的形而上的本质，其新作《灭籍记》依然如此。《灭籍记》以苏州老宅改造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籍”（户籍、房契、人事档案）与社会历史、与人的身份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文本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形式捕捉到了现实生活繁杂表象背后的本质，表达出了对历史叙述和人的主体认知等问题的追问和反思。

《灭籍记》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吴正好在腾出爷爷奶奶的房间用于结婚时，无意间发现了父亲吴永辉当年被送养的契约，于是展开了对于亲生祖父母留下的房籍房产的追寻。借助追寻，叙事人得以进入历史，通过描述历史事件，将他的主观认知和个体感受转化成关于历史的象征性表述。但怎样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使历史的复杂面相在故事中得以敞开，有赖于作者所采取的叙事策略。范小青在《灭籍记》中采取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游移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叙事人，使得叙述在“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梦境”中穿插往返，进而把读者带入类似“何为真实”或者“我是谁”这样的哲学追问中。

叙事视角的选择对于小说叙事来说极为重要，“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它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2]范小青在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多次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赤脚医生万泉和》中的万泉和讲述了自己作为赤脚医生的经历，《我的名字叫王村》中的“我”自述了寻找弟弟的过程和王村在此期间的种种变化，他们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

《灭籍记》依然沿用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作者选取这一叙事策略是因为：首先，相对于全知全能的上帝般的叙事人，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有助于叙事主体个人认知的带入。当叙事人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般的视角来俯瞰人物的言行举止时，大多是为了传达出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规范，而随着作家们对自身创作角色和立场选择空间的增大，采取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或者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更能突出世界的复杂多变性以及个人认知的有限性。吴正好讲述的是自身寻找房籍的过程，他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谜团，寻找的线索多次中断，身处当下的他所能寻觅到的只是历史遗留的模糊的踪迹，而不是线索明晰的整体性的过去；其次，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有助于表达叙述主体的个人情绪，便于突出人物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郑见桃叙述了自己无意之间丢失了身份，从此只能借他人的身份生活，最终也没有找回自己的身份的故事，在她的故事中，时代环境对于个人命运的裹挟以及个人的挣扎与无奈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在聚焦方式的转换方面更为自由，借助叙述主体个人的经历、回忆、想象、梦境、体验等主观感受，使得叙述更容易连接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梦境、经历与想象，从而扩大了叙事空间的容量。在郑见桃的叙事中，她时而以经历者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在当下的生活，时而以回忆者的身份去看待自己当初的经历，叙事聚焦在内聚焦与外聚焦之间随意切换；而在郑永梅的叙述中，则主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外聚焦的方式，以回顾眼光去看待郑见桥和叶兰乡、郑见桃的往事，但也偶尔以内聚焦的方式叙述自己对于当下的看法。借助第一人称限知叙事视角，叙事者的讲述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自由穿梭，小说叙事不再受限于具体的历史时空。

当然，为了弥补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的对事件叙述的有限性，《灭籍记》通过不断变化的第一人称，从多个角度，不同侧面推进叙述。吴正好是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人，他以经历者的身份去叙述自己寻找房籍的所见所闻，同时也传达出他对那段历史、那些历史事件的看法；郑见桃既以经历者的身份描述自己在养老院中的生活，又以回忆者的身份讲出在“反右”年代丢失身份的荒诞经历；作为被虚构出来的人物，郑永梅的叙述则打破了历史时空的局限，他可以随意观照吴正好在当下的生活，同时也回顾郑见桥、叶兰乡等人在过去的经历。三个叙事人的不同视角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事件中交汇，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此外，《灭籍记》在使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时，呈现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叙述者的可靠性。“如果聚焦者与人物重合，那么，这个人物将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优势。读者以这一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觉”[3]。由于第一人称的代入感，读者往往会跟随“我”的讲述进入故事，接受“我”所描绘出的时代环境和细节真实；但同时，由于“我”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当“我”对某一事件的讲述与读者对其的认知发生偏差时，就会让读者产生“不可靠”之感。这种细节真实和“不可靠”的叙述之间形成的叙事张力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促使读者时时关注事件的进程，并对“我”的叙述做出相应的判断。

何为“不可靠的叙述者”？布斯认为，“当叙述者所说所作与作家的观念（也就是隐含作家的旨意）一致的时候，我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 [4]《灭籍记》中的叙述者并非纯粹的“可靠的叙述者”或“不可靠的叙述者”，而是在“可靠”与“不可靠”之间游移。

《灭籍记》第一部分的叙述者吴正好是一个哲学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酒店做管理，他沉溺于游戏世界，经常分不清自己是梦是醒，是处于现实世界还是游戏空间。在吴正好的叙述中，邻居胡大妈是刘明汉的儿媳，曾经前来借酱油，可是读者却在后面的叙述中发现她早已经过世；吴正好曾经到殡仪馆查询过他祖父的姓名，却在打电话给殡仪馆询问进一步的消息时，被告知他所说的那个去殡仪馆的时间事实上是闭馆的；吴正好分明讲述了郑见桥、叶兰乡想让吴永辉跟自己相认的一段往事，却又不能确认信息来源，他怀疑这些往事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吴正好的叙述不断地出现前后矛盾、自我怀疑，这也导致读者对吴正好叙述的“可靠性”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样的叙事人突破了现实与梦境、生者与逝者之间的界限，他的叙事显现出了繁复、杂乱、颠倒、真假难辨的现代生活在现代人心灵中的投影。

《灭籍记》第二部分的叙述者郑见桃主动提醒读者自己是个信口开河的惯骗，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但郑见桃所讲述的自己成为骗子的原因和人生经历却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吴正好发现郑见桥的墓碑上没有叶兰乡的名字，怀疑叶兰乡还活着，最终发现晚年的郑见桃的确是以叶兰乡的身份生活在养老院；在郑永梅所讲述的故事里，他曾经到姑姑郑见桃去过的长平县插队，发现她教会了下巴村许多老人背诵宋词，他知道郑见桃曾经不断冒用别人的身份四处流浪的经历，也了解郑见桃在回家试图找回身份时遭到母亲叶兰乡向红卫兵检举揭发的往事。这些都与郑见桃自己的讲述相互印证，证明了郑见桃的叙述的可靠性。

《灭籍记》第三部分的叙述者郑永梅是叶兰乡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特务虚构出来的人物，他只存在于各种档案之中，却也上学、进厂上班，去串联、下乡当知青，最终甚至获得了一纸死亡证明。换言之，一个确实存在的人在那个时代应该经历的一切，这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全都经历过一遍。这个不可思议的幽灵似的人物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既熟知郑见桥、叶兰乡、郑见桃的历史，也了解吴正好寻找房籍的当下。有趣的是，这个编造出来的人物对于荒诞历史和当下现实的叙述反而与读者的某些共识基本一致。换言之，这个看似不可靠的叙述者却讲出了具有一定可靠性的故事，使得小说叙事充满了悬念与张力，也具有一定的反讽意味。

整部小说中的三个叙述者在讲述的过程中相互验证、彼此补充、交替推进，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链：郑见桥和叶兰乡为了参加革命将自己的儿子吴永辉通过中间人刘明汉送给了吴福祥、吴柴金夫妇，但叶兰乡因为没有孩子被怀疑是特务，叶兰乡不得不虚构出一个郑永梅，让他存在于照片中，存在于档案上；郑见桥的妹妹郑见桃原本是一个热烈追求爱情和自由的女性，她甚至放弃工作，骗出自己的档案，想要追随被下放的爱人王立夫，但不幸的是，她在寻找王立夫的过程中弄丢了自己的档案，从此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她不得不不断冒充别人才能维持相对正常的生活。在这无休无止冒名顶替的过程中，郑见桃也曾试图找回自己的身份，但始终没有成功，最后还是以叶兰乡的身份住进了养老院。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叙述也互相矛盾、彼此拆台，显现出重重疑点，使得整个故事扑朔迷离。在小说末尾处，郑永梅问读者：你们真的认为我只是一个名字吗，你们真能断定我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吗？在郑见桃和郑永梅的讲述中，他们都曾见过吴正好的女朋友林小琼，但在小说的尾声中，林小琼究竟是现实中的人物还是吴正好梦境中的人物成了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吴正好对房籍的寻找究竟发生在现实中还是在梦中也随之成了疑问；郑永梅有没有后代，郑见桃有没有后代都成了问题。

《灭籍记》中的小说叙述者在“可靠性”与“不可靠性”之间游移，他们的叙事也在“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之间摆动，这样的叙事策略使小说文本充满了审美的张力，飘忽迷离的故事情节能够极大地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作者采取这样的叙事策略的用意并非仅止于此，“一个作家所用的文体与形式，通常是作家与他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或象征。”[5]新的叙事形式意味着作者在以新的角度去触摸历史与现实，思考人的存在。在此意义上，范小青在《灭籍记》中所采取的叙事策略背后是她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于人之身份及自我认知的追寻。

《灭籍记》对于历史的反思首先指向历史事件本身的荒诞性。郑见桃的爱人王立夫因为在开会时感冒打喷嚏而暂时离席，右派的帽子就扣到了他的头上；郑见桃想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找回自己的身份，却被嫂子叶兰乡告发，幸而从梦中惊醒才逃过造反派的搜捕；原本青春美丽、才华横溢的叶兰乡因为被怀疑是特务，只能靠抽烟来缓解紧张，一旦有人来，就把烟头在被子里摁灭，甚至虚构出了郑见梅这一人物以摆脱别人对自己的怀疑；郑见桥想把老宅捐献给国家，却因伪造房契而被处分。荒诞的历史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扭曲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

但范小青的叙述并没有止步于描述那段历史的荒诞，而是继续推进到“叙述”的层面，人们如何看待历史，认识历史，并叙述历史？脉络清晰、义正辞严的历史讲述中是否存在着语焉不详的历史缝隙？是否存在被压抑的声音？看似逻辑真实的历史叙事是否能够还原所谓的历史现场？事实上，《灭籍记》正是希望借助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印记，比如户籍、档案、房契来重建历史现场，去建构或者说叙述那段过往的历史。所以我们看到，吴正好为了房契才要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祖父母，他到公墓去寻找祖父郑见桥的墓碑，到养老院去见以叶兰乡的身份生活的郑见桃，在得知郑见桥、叶兰乡夫妇还有一个叫郑见梅的儿子后，甚至到郑永梅当年下乡的地方去寻觅郑永梅的踪迹……。房契、墓碑、养老院里的档案、下乡的农场，……所有这些建构出一个个如假包换的历史现场，然而这些现场却都只是存在于叙述中。尤其是郑永梅这个原本只存在于档案中的人物，当他开始讲述，告诉读者他是一个被档案制造出来的人，而人们随后又不得不依据这份档案编织出一个个逻辑真实但从未发生过的故事时，那些同样存在于叙述中的历史现场也随之变得面目模糊、形迹可疑了。

《灭籍记》借助不同人物的讲述来叙述历史，历史在不同人物、不同角度的讲述中却失去了清晰的轮廓，这种呈现历史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折射出作家本人的历史观，如果历史是一种叙述，那么那些经由各种档案构成历史文献以及那些借助当事人的回忆拼贴起来的讲述的可信度就要被打上问号。文本中，吴正好去查找郑永梅当知青的一段经历时，发现老村长的爹把王安娟错记成王安建，而当年的知青常发误以为王安娟就是郑永梅；在郑永梅的同学聚会上，同学们回忆中的郑永梅是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论文曾被老师当作范文的学生，但郑永梅事实上是一个被编造出来的人。这样的叙述说明历史“只是一些‘真实性的游戏’，或者说，一些真实的程序，真实性与建立它的程序不能分离”[6]。也就是说，真实性、客观性本身即是由产生历史的程序建构起来的，不存在超越这种程序的、绝对的真实性、客观性。关于历史的叙述依赖于人的理性，人类凭借理性为事物赋予历史意义、在事物之间建立因果关联。在全知视角的叙述里，历史往往自行上演且被呈现为透明、客观、真实之物。然而当范小青选择了在“可靠”与“不可靠”之间游移的叙述者时，这些看似证据确凿却又布满疑点的故事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知历史的可能性。

如果历史是一种叙述，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谁有权力叙述历史，是理性者还是疯癫者？如果疯癫者开口，我们站在理性的层面上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讲述？晚年的郑见桃以嫂子叶兰乡的身份生活在养老院，当她说自己不是叶兰乡时，人们就让她吃药，医生诊断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失去了行为能力。叶兰乡为了革命而将亲生儿子送给吴福祥夫妇，吊诡的是，她却因为没有孩子而被怀疑为特务，为了洗清特务嫌疑，叶兰乡虚构出了郑永梅这个人物，而且为了证明郑永梅的存在，不断在小巷中喊他回家吃饭，让他上幼儿园，进厂上班，甚至让邻居的孩子带他去串联。后来的叶兰乡恢复了名誉和职位，却再也离不开她编造出来的郑永梅，郑永梅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疯癫是被理性所扭曲、审判甚至是禁锢的，在理性的话语系统中，疯癫是没有话语权的，是失语的。所以失去身份证明的郑见桃无法对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即便讲述出来也无人相信，她只能冒充他人的身份开口；叶兰乡也无法向他人诉说自己虚构出了郑永梅这一人物的事实，她只能不断地丰满关于郑永梅的故事。在常人眼中，郑见桃和叶兰乡都有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病症，然而“疯癫”和“理性”并没有明确界限，郑见桃知道只有承认自己是叶兰乡才能住在养老院里衣食无忧，所以她会精心守护这个秘密，叶兰乡对自己当年揭发郑见桃心存愧疚，在去世之前让晚年没有生活来源的郑见桃顶替自己住进了养老院。从某种意义上说，《灭籍记》延续了福柯关于“疯癫”与“理性”的讨论，并借此打开了历史多元叙述的缝隙。

此外，《灭籍记》对历史的叙述也突出了个体命运与时代环境的纠葛，描绘出了个人生活的偶然性与历史进程的必然性相互碰撞后所形成的复杂局面。郑见桃之所以陷入荒诞的命运是因为她偶然间丢失了档案，也是因为她处在一个荒诞的时代。个人正是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的网络中生存，吴正好在寻找房籍时，他所面对的往事也正是这样的网络，其中布满分岔与歧路。当他最终找到房籍，却发现房籍是被祖父伪造出来的，房籍上的名字“郑之简”与爷爷郑见桥之间中间还隔着七八十个郑家的人。在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法中，历史的丰富与复杂被呈现得淋漓尽致。

《灭籍记》对历史的追述的确体现出某种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即认为历史充满断层，是建立在叙述之上的。但它不同于198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将个体的欲望作为叙事动力，让历史呈现为充满偶然性的、断裂的碎片，而是从个人的生活进入坚硬的历史，关注历史中的幽暗角落，呈现出了历史中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荒诞、疯癫与理性、偶然与必然之间的环环相扣，相反相成，这是属于范小青的独特的历史辩证法。

范小青说自己“写作《灭籍记》，是用当下的眼光重新打量记忆中的和现实中的苏州老宅，并揣着我自己对于当下社会的这种丰富复杂性、不确定性，甚至诡异性的感受和体会去写的”[7]，《灭籍记》以吴正好寻找房契的过程作为串联整部小说的线索，写出了一座苏州老宅的前世今生。同时，“写老宅，即是写人”[8]。老宅与人之间的关联物就是“籍”。何为“籍”？“籍”是现代社会中人与物存在的凭借和证明，在现代社会中，它的用途在于帮助各种组织实现对人和物质资料的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它是一套完整严密的符号系统，其背后是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力体系。在《灭籍记》中，“籍”是能够证实一个人的身份、一件物的归属的档案凭证，换言之，一个人的存在、一件物的所有权无法自我证实，只能依靠这些脆弱的“一纸证明”。这正是人与“籍”之间极为吊诡的关系，“籍”本来由人所创造，然而灭了“籍”便无法证实这个人的存在。范小青正是借助这种吊诡的关系，将人对“籍”和身份的探寻上升到关于人之存在的哲学层面。

《灭籍记》中的人物受尽了“籍”的摆布。吴正好只有找到房籍才能证明房子的存在；郑见桃丢了档案就意味着再也没办法证明自己是那个叫做郑见桃的人；郑永梅这个从来没有出生过的人，只因为有一纸档案，开始了他的人生历程：上学、下乡、进厂、上班甚至出国，被他人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小说借吴正好的女友林小琼之口写出了“籍”的重要性。

籍不就是一张纸么。

比如户籍。就是证明你存在的一张纸，或者换个更直接的说法，这张纸，就是你，有了这张纸，就有了你。

又比如房籍。如果你明明有一所房子，但是你没有那张纸，有谁会承认那房子是你的呢。

虽然我们知道一张纸不等于一个人，也不等于一座房，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张纸，你试试。你是谁，你不是谁，你有房，你没有房，没人能说了算，就是一张纸说了算。” [9]

“籍”的符号意义远胜于其现实意指，户籍并不仅仅是那张标注了一个人姓名、出生日期、住址、婚姻状况等信息的“籍”，还连接着这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人一旦失去自己的“籍”，就会被抛到社会组织结构之外，无法证实自己的社会身份，更无法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建构身份，从而陷入身份迷失和自我迷失的困境。但另一方面，这一纸证明又并非坚不可摧，“籍”可以被复制、被伪造、被张冠李戴，这使人更加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无法知晓“我是谁”。在郑永梅的同学会上，有人冒充郑永梅，因为没人记得他；郑永梅的死亡公告发出之后，浮云街邻居的老魏却说郑永梅没有死，说郑永梅是他儿子；还有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个人，为了继承郑永梅的遗产，赌咒发誓说他就是郑永梅的儿子……。范小青的另一个短篇小说《买家在左卖家在右》处理的也是类似的问题，为了买房或者卖房，死人都可以复活，离个婚又算什么呢？这正是当代人所面临的荒诞处境。如何重建存在于纸上的“籍”与现实中活生生的人或物之间的关联；如何在现代社会的权力体系和符号系统中重建人的主体性，这是《灭籍记》尤为关注的精神命题。

作为一纸证明，“籍”不仅关联着个人的身份认同与主体性的建构，也通过形塑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来建构历史。出于继承遗产和认祖归宗的目的，吴正好展开了对房契的寻找，寻找的过程便是他了解家族谱系和家族历史的过程。吴正好的祖父辈（叶兰乡、郑见桥、郑见桃）、父辈（吴永辉、郑永梅）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他们各自的命运遭际是吴正好无法亲历的，他只能通过各种“籍”去触摸过去。然而这些“籍”真的能够证明一段历史吗？吴正好最终发现他找到的房契可能是祖父伪造出来的，因为当年祖父想把老宅献给国家却找不到房契，便自己画了一张。而且，即便他找到的房契是真的，房契上标明的郑之简与郑见桥之间还隔着七八十个郑家人，郑见桥未必理所当然地享有继承权，由是，郑家老宅的前世今生成了解不开的谜团。还有，吴正好根据郑永梅的档案去寻找郑永梅，他去郑永梅曾经当过知青的地方了解情况，去参加郑永梅的同学聚会，却始终不知道郑永梅只是一个被编造出来的人物，更不会知道叶兰乡为何要编造出这样一个人物。可以说，想要通过“籍”来探寻家族历史的吴正好找到的永远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或者说，永远都只能是“籍”上的历史。福柯曾经论及历史对建构人的主体性所起到的奠基作用，他认为主体将时间重新整合进一套叙述，并以此建立起主体意识[10]。当家族的历史变得模糊不清，真假难辨时，困扰的他便是那个“我从何处来”，以及“我是谁”的哲学命题，个人感受到的也只能是虚无。

在小说的尾声中，吴正好说：

“无论我是睡着还是醒来，我都是在玩游戏。

这款游戏的游戏规则就是改变，只要在任何线索的线头上做出改变，结果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这个游戏为什么那么迷人，因为它可以提供无数无数的结局。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美丽新世界》。”[11]

吴正好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叙事人，也是三个叙事人中最为可靠的叙事人，但他沉溺于游戏之中，游戏也形塑了他的看世眼光。决定他如何讲故事的是游戏，游戏的结局有无数种，历史的面貌也有无数种。这一结尾包含着诸多意味：当下的人不能确切描绘过去的历史，无法确认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更无法成为历史的塑造者。吴正好经常不知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不知自己被解雇了多少次，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女朋友，他无法把握当下也无法了解过去，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处，深陷于存在的荒诞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小说叙事从现实描写的层面进入了哲学探索的层面，作者的叙事立场也真正得以呈现：在“籍”与人和物的复杂纠葛中呈现历史的复杂面貌，探寻人的身份与存在。

范小青以现实生活中苏州老宅的改造为切入点，通过一个寻找“房籍”的故事进入历史，来呈现人的现实存在与历史记忆和身份确认之间的复杂纠葛。从《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到《我的名字叫王村》以及新作《灭籍记》，范小青对现实生活的细腻观察和敏锐思考都在不断深入，其文学创作的哲学意味也愈发浓厚，也正是这种“感性的哲学小说”[12]赋予她的作品以独特的审美气息和升华空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革命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8AZW02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范小青：《变》，《山花》2006年第1期。

[2]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3]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4]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5]格非：《文本与意识形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6] [法]德勒兹：《沉淀，或历史的形成：可见物与陈述物（知识）》，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页。

[7][8]范小青：《〈灭籍记〉的虚与实》，《文艺报》2019年1月30日。

[9][11]范小青：《灭籍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第361页。

[10]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

[12]贺绍俊：《伟大的续写和感性的哲学——读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