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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小说《蝉声唱》的开头与结尾部分，分别有着对“命运”的精彩呈现。小说第一节，发现因在医院抱错孩子而惊诧不已的罗仕马与苏莲夫妇“简直是被命运的脚踢下了万丈深渊”，同样领受命运悲欢的还有蓝保温和他的妻子韦幼香，以及互换身份的罗光灯和蓝必旺。这种略显荒诞的剧情，带上了命运的光环后，瞬间变得令人啼笑皆非又不得不正视之，心情沉重而不免为他们的未来而担忧、焦虑。同样地，在小说的第二十三节，雄心勃勃、胜利在望的蓝必旺准备求婚之时，突然遭遇了女友的抛弃，她因为金钱而选择嫁给一个同学的父亲，而实际上却嫁给了调换身份的罗光灯，他在身份互换不久就利用金钱的优势迅雷不及掩耳地霸占了蓝必旺的前女友，此次算是他的“二进宫”。令人哑然的故事情节，在世俗的现实逻辑张力之下，于读者的惊慌失措中，愕然地展开着它固有的魅力——凡一平并不满足于讲述一个平淡无奇，甚至夸张俗套的“身份互换”故事，而是试图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别有情怀地去提醒读者关注故事背后的“命运”。

一 荒诞、反讽与现实主义

梳理《蝉声唱》的故事，会发现它的内在有一个“情节核”，即“身份互换”，颇有湖南卫视“变形记”系列节目的意思。多年前在县医院出生了两个婴儿，因为医生的疏忽而成了不同家庭的宝贝。又因为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揭开了埋藏三十三年的秘密——顺藤摸瓜，劣迹斑斑的蓝必旺有着“富二代”的身份，而一直以“富二代”身份现身的罗光灯则成了地道的农民。互换了身份的蓝必旺一落千丈，从温柔富贵乡跌落到一贫如洗还欠着外债的农家。对于罗光灯而言却又意味着“天降瑞福”，瞬间从被高利贷追打的赌徒变成了拥有亿万身家的公子哥——无论如何，这个情节都类似于前不久上映的电影《西虹市首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叙述逻辑”：“一夜暴富”。在这个颇为荒诞的故事情节中，凡一平肆意挥洒着“俗套故事”的俗不可耐的陈腐劲道，一味要在这个好看的套路中，去施展他的才华。于是，荒诞就愈发显得荒诞，造就了罗光灯此后一系列不近人情的行为。

身份互换的“情节核”迅速发酵成为整个小说的“故事眼”，罗光灯“暴发户”的嘴脸以更为丰富的姿态被展示出来，金钱直接将他打扮成世俗成功学眼中有身份的上层人士，不懂如何赚钱却懂得如何消费的他，把金钱所能够赋予其的全部手段一一施展出来——金钱意味着权力，他迅速更换公司的高层领导，任人唯亲，几乎可谓是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赌徒哥们也摇身变为光鲜亮丽的成功人士；金钱也意味着淫欲，积累了三十三年的男儿身，瞬间在金钱的包裹下膨胀，霸占了蓝必旺的前女友，且乐此不疲地包养女人，扎姘头。当然，金钱最能体现其优越性的，是肆意妄为与享乐无度。灵机一动的罗光灯，竟然玩起了影视业，纯粹靠着资本的力量来任性地挥霍着人间的荒诞行径，于此，影视业的潜规则和它种种的乱象，也被牵扯出来，一幅“人间浮世绘”被描摹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最后，被金钱击倒的女明星被五千万俘获，促成了一个暴发户在飞机上撒钱作乐。

罗光灯种种荒诞的行径越是不近情理、令人发指，就愈发显示出凡一平所讲述的俗套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反讽力量的强大。按照艾布拉姆斯的界定，反讽是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善于伪装的角色，表面上很低调，语言富于特色，故意装作比实际的样子笨，以此戳穿一类愚蠢而自欺欺人的浮夸之人”，“在现代文学批评中，‘反讽’一词保持了其起源性的含义，即不为欺骗，而是隐藏本意，佯作如何，以达致一种特殊的修辞或艺术效果。”（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作为编剧的凡一平，心知肚明此类“情节核”的运转秘密，却故意装疯卖傻，认真地讲好这个俗套的故事。与其说罗光灯是那个拥有反讽意义的角色，不如说凡一平才是反讽角色背后掌控傀儡的命运使者。他故意保持着看似愚蠢且自欺欺人的浮夸姿势，而内里却要对现实发声。

由此也可以看出，凡一平是在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来实现他现实主义的追求：用荒诞来凸显现实的残忍与不公，用反讽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与介入——从飞机上撒下五千万，怎么都像是天方夜谭，然而却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暴发户、富二代们挥金如土的变形化书写罢了，大凡能在文学史上留下足迹的作家，一般有两类：一类是老老实实，略显笨拙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义凌然、一派正气；另一类则聪明机灵，旁敲侧击、迂回婉转，却总能直击要害，一语中的。凡一平属于后一类作家，别开生面、另辟蹊径，把俗套的故事翻新，用别样的方式来达成现实主义的目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罗光灯的所有荒诞行径及其背后所潜藏着的反讽性力量，恰好是正面强攻的现实主义所无法产生的效果。

二 身份、阶层与社会公平

看过湖南卫视“变形记”系列的读者肯定都知道，它们背后隐藏着一个天真的预设：出身于乡村的孩子都质朴、善良、勤劳，能吃苦、节俭，关爱他人；而出身于都市的孩子则都叛逆、玩世不恭、不求上进，是典型的问题少年。这种预设显得幼稚而不切合实际，或者它片面地强调了一般印象中“乡村少年的纯良形象”而忽略了生存环境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对道德和人品的败坏。《蝉声唱》反其道而行之，恰恰要揭示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投射在蓝必旺和罗光灯的身上，就变成了赌徒与公子哥的鲜明对照。自然，这仍旧被安排在凡一平的“命运框架”中——他用极鲜明又强烈的对比，把命运带来的错愕化归在现实生活中，看似戏谑，却内里藏着巨大的悲哀与深沉的怜悯。他要用命运的神奇力量，来窥探城乡差距、身份与社会阶层的现实，去矫正因“变形记”而产生的误解和偏差。

蓝必旺错误地成长于罗家，因家资丰厚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不但留学国外还多才多艺，俨然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形象；相反，罗光灯在乡下疯狂地野蛮生长，养成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习惯，沾染上赌博恶习——命运之手神奇地改变了二人的身份，把一个学识、教养俱佳的公子哥，放在了穷乡僻壤，同时把另外一个粗俗、恶劣的乡下不良少年，置于优渥的生存环境中，二人立马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凡一平并不试图用三十三年过往的岁月来求证出身差异带来的社会不公，而是要用此后的系列故事来明示身份对个人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即所谓的“资源”，换句话说，人生资本。

在罗光灯灯红酒绿，享受着权力和美色的极致人生之时，蓝必旺则陷入了命运的挣扎，仅仅是因为上岭村的身份标签，彻底改变了他的阶层状况。一个年轻有为的乡下人，试图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换取成功，却遭遇各种各样的窘迫与尴尬，且不说都是同窗好友的美国钢琴制造商对他的抛弃，与罗光灯提携自己的狐朋狗友形成鲜明的对比，单单是申请制造钢琴的各种手续以及资金链的困难，就足以彰显当下社会因阶层固化而导致的生活困境。为了把这种“社会现实”摆置出来，凡一平不厌其烦地罗列“建设前期所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有12项，涉及部门10个，用时147个工作日”——穷人难办事，或者繁琐的手续所导致的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都在蓝必旺的遭遇及其与罗光灯的对比中，被刻意地凸显出来。整个剧情的高潮，出现在末尾樊贞秀的“爱情背叛”中——她必须面对现实，而对她来说，现实就是金钱。与其选择浪漫的爱情，金钱的实际更令她的人生充满苍凉与哀戚。甚至可以说，樊贞秀的存在不但证明了农村青年蓝必旺的必然失败，她还以小说辅助者的角色，补充、阐释着蓝必旺因身份差异造成的举步维艰。

如果说命运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的“被抛”，那么被抛之后的“身份”则注定他们归属于不同的阶层，通过不同的阶层所透露出来的，则是整个社会的公平问题。罗光灯们的行径越是荒诞，蓝必旺们的命运就愈发显得悲哀——这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时代的症候。

在论及凡一平的写作时，傅元峰将之归入“故事中心主义”的谱系，指认了其创作“专注于讲故事”的特点。汪政则称赞他的作品对人物塑造的贡献，认为是“让小说回到起点”。被研究者们经常论述的“故事中心主义”的证据之一，是凡一平常醉心于悬念迭生的侦探故事，其中凶杀、犯罪、探亲等都是常用的技巧之一。在《蝉声唱》中，谋杀依然存在，但已经是次要的因素。罗光灯暗杀同父异母的弟弟，既可以看作是资本的血淋淋现实，也可以看作是现代罪恶的一种。凡一平借助这样一个由命运烛照的故事，以洞若观火的方式揭开了现实生活的一角，勾连起了现代生活百态以及物欲横流时代的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