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汪曾祺先生去世22年了，22年前如果说汪曾祺是大师，或许还有人会露出迟疑的眼神。今天，汪曾祺的价值显然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凸显。

对汪曾祺的评价始终在变化。汪曾祺在二十世纪的文学评价谱系中，是四十年代的文学新人，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家，九十年代的大腕级作家。二十一世纪，对作品的评价方式逐渐从“社会影响”转向“作品本身”，人们才终于发现了汪曾祺的文学价值。

造成汪曾祺在一段时间内被遮蔽的原因和我们的文学评价系统有关系。二十世纪评价文学的纵横价值标杆大致是：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1978年前的外来标准，主要由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汪曾祺的作品，当年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如今，人们发现，汪曾祺连接了曾经断裂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家，在文脉上曾有过刻意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现象，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出现过一道鸿沟，汪曾祺则是填平这道鸿沟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写作跨越了两个时代，更因为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在两个时代写出了不同的文章来。把他早年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还是同一个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里面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郭沫若。汪曾祺还把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发表，比如《异秉》等，一方面是因为在艺术上他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则是他以创作实践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了有效地缝合。

早年的汪曾祺，除了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另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作家废名的影响。废名是一个文体家，他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不应该被忽略。汪曾祺的作品，对现代文学的传承和张扬，为一种文学价值的重估，为文脉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最精彩的研究资源。

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语言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是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他的小说语言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汪曾祺的小说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几乎没有欧化的长句，能让人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和《红楼梦》。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和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相比，汪曾祺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中国的小说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旧的文化的一次成功改造。“五四”以来的文学，存在着过于浓重的文人创作痕迹。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也带着这样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的小说文气依旧，但接地气，通民间，浑然天成。

汪曾祺和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过五年，同时他阅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时代的风气，同事的影响，阅读的熏陶，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间情怀，让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1957年，汪曾祺被划成右派，来到远离城市的张家口乡村，更加体尝到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他的一些小说章节改写于民间故事，在语言、结构方面也处处体现出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汪曾祺的“民间性”或许不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鲜明，但汪曾祺身上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山药蛋派作家难以企及的，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一人。

繁华落尽见本真，风云过后蓝天在。思潮更迭，经典作家也日显其光芒。我想，汪曾祺就属于“作品影响作家”的类型，随着时间流逝，大浪淘沙，只有珍珠般的精品才会真正地留下来。

汪曾祺生前没有太高的地位，也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住房，一直住的是他太太的房子——一间新华社的两居室，总共大概50平方米，很小。他临终前两年，儿子汪朗分得一套三室一厅，让他住了进去，他才有了画画、写作的地方。在那以前，他就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画、写小说——真是蜗居。但汪曾祺靠作品征服了读者，靠作品的力量打动人心。从汪曾祺的文字里，读者能感受到汉语的声音之美、造型之美，同时还能感受到汉字的传承之美。他把中国文化的历史宝库用轻盈、欢快又淡定的方式呈现。他涉猎的方面甚多，他的美食文章大家都喜欢看——他写端午鸭蛋，细节深入人心。有人粗略地计算过，这些年除鲁迅外，著作每年都被反复出版的作家，大概就是汪曾祺了。

具体来说，汪曾祺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汪曾祺是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更是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佼佼者。汪曾祺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汪曾祺的小说里，很少有愤世嫉俗的情绪。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他不是满含愤怒或厌恶, 而是饱含柔情，给予希望。这就是“人间送小温”。当然，文学艺术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冷、热、温，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冷”固然不失力度。可“温”能不能送到，却体现出作家的能力和影响力。

第二、汪曾祺契合了当下的文化需求、文化理想和文学理念。汪曾祺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学观念：“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983年4月11日，汪曾祺在写给刘锡诚的信中说：“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汪曾祺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即便在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他都还能感觉到生活的诗意，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感慨。

第三、汪曾祺的文学作品写的都是普通人、小人物, 三教九流，世相百态，芸芸众生，身边故旧亲朋，都很眼熟。他写的人物有些是“上不了台面”的：锡匠、竹匠、敲脚的、捏背的、卖菜的、驶船的、玩杂耍的等等。这些人、这些职业，汪曾祺都十分投入感情地去写，写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的生活情状和日常生活。他小说里可以说没有一个“高大全”式的英雄。比如《岁寒三友》里的县城小画家、小地主、小商人、小业主，比如《鉴赏家》里那个叫叶三的水果贩子，能跟季匋民成为好朋友。季匋民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叶三能够和季匋民谈艺术，说季匋民画的葡萄架里面有风，这说明普通人也是热爱艺术、懂艺术的。汪曾祺写普通人的情操，写普通人的善良，也写普通人的悲悯。汪曾祺笔下最“大”的人物，是老舍先生，《八月骄阳》写老舍先生的彷徨、犹豫到最后的绝望，也写得非常好。

汪曾祺有一首诗写道：“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如今“人间送小温”也成为汪曾祺的一个美学标志，这与他倡导的“抒情的人道主义”是血脉相连的。汪曾祺的作品温婉雅致，缺少大开大合的悲剧气氛，也没有鲜明的“燃烧”特色。

记得浩然当年曾经有一段谈论创作的话，大意是，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在生活中燃烧自己，他写作时就不能燃烧自己，写出来的作品也不能燃烧读者。“燃烧”的文学观是需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燃烧的光芒和色彩也是非常动人的，但“送小温”的文学也必不可少。在一个和平稳定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小温”或许会比燃烧更持久、更温暖人心——这是汪曾祺的魅力，也是汪曾祺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