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正处于全人类数千年之大变局中，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社会变化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我们每一个人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面对信息、交通乃至文化、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大部分的人目瞪口呆、措手不及乃至无所适从，却又根本无从回避。而所谓的艺术、文化等等，也不免随之动摇，产生深刻变化。

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这样的局面是十分为难的。一是新生事物往往如昙花一现，尚未引人瞩目，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烟消云散，许多东西是很难捕捉，更艰于书写。二是科技的发展改变了太多现状。从大处说，信息、交通的变化令现实生活状态发生了剧变，也影响到人的精神层面，文学所需的曲折、幽深、含蓄等要素被逐一扑灭，很多构成文学内容和前提的时间差、空间差都被现代科技所颠覆，这一切都增加了文学书写的难度。从小处看，影视的兴起客观上挤占了文学的空间，原本由文学过度负载的新闻功能、纪实功能逐步被卸载，虽说文学回归本位，可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由“显学”而沦为“晦学”。影视使文化消费的准入直接降至零门槛：当“阅读”变得容易的时候，写作就会变得很难。而现代媒体对于文学性的忽视，也使文学生存的处境日趋尴尬。

但是，也正是基于以上的两点，我更加乐观地认识到：文学不会消亡。

文学与其他如影视、新闻等形式相比，终究是一个更加重视精神价值的东西，它除了叙述，还可以抒情、解释、分析甚至议论，它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很难企及的。而当下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需要这种有深度的方式去表现和表达。问题是，当下的写作者如何去书写。对于小说的基本认知，我认同王安忆的观点。她在《如何突破写作的瓶颈》中认为：“这些年来，有一个最重要的、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朴素。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我曾经写过很多实验性小说，都是很晦涩很暧昧，时空交错，目的不明确，人物面目模糊的故事，因为我很想挣脱故事，摆脱小说的陈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小说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讲故事。”当然，看似越简单的事情，其实质也就越难。

在我动小说之初，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写实主义、正常逻辑、批判精神。“写实主义”源于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的法国美术界，之所以提“写实主义”而非“现实主义”，是为了强调更关注社会底层人物和作品细节的真实性这两条创作原则。“正常逻辑”其实是应该包涵于“写实主义”之中的，但是我认为需要把它拿出来单独说一说。因为当下很多小说连起码的生活常识都缺乏，故事根本不符合生活的内在逻辑，以常识常情揆之即漏洞百出，这样的文风居然盛行一时，令人骇目。“批判精神”是每个写作者对于现实及历史所应当持有的反思、重塑的意识和能力，否则文学将会是日渐一日地软弱萎靡下去。

近年我尝试以古玩艺术品市场的人事为题材，完成了十几篇系列中短篇小说，《能工刘双清》是其中的一篇。古玩艺术品市场历来是一个独特的行业，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则更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极富色彩的特殊领域。小说通过玉雕巧匠刘双清进入大城市以后的遭遇，反映最近20多年来大陆文化消费市场变迁的某个侧影。从传统手工业背景下走出来的刘双清，尽管手艺精绝，却在扑面而来的资本大潮冲击下，根本不是市场新贵们的对手。在看似胜败已分的局面之中，可以隐约感觉到当代社会艺术、技艺等等在资本的作用下发生着腐蚀和扭曲。

这些故事，源于真诚的生活。我差不多花了20年时间，在古玩艺术品市场里学习、生活包括搏杀。20年来我既是这个市场的旁观者，也是亲身践行者，我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得益者。因此我观察到体会到的很多东西，是一般人很难触碰到的。在这20年时光，我真诚地生活，并非为了日后的“写作”，只是当时自己的内心所需。这近20年的时间里，我对文学产生怀疑，逐渐冷落它疏离它抵制它，到对文学重新认识，并拿起笔将生命托付给它。我从文学中发现了自我，并企图在文字里体现价值。这么多年那样丰盈地生活，现在却都成为了我写作的素材。都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说中短篇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剪影。

人类社会就像是一条宽广深邃的河流，中短篇小说作者撷取的只是这浮面上的波光与水沫，这些日常的细节构成了影像，它是琐碎的甚至浮泛的，但它透视出的却是整条河流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