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把小说创作看得很重的我，为收集素材，经常骑着摩托车去长沙市边的靖港镇、铜官镇、朗梨镇、暮云镇或望城县城及浏阳县城乱窜，一去就是一天，有时候还在镇上的旅社住几天，与开旅社的小老板闲扯，像个探子样问这问那。当时处在靖港镇、朗梨镇，尤其是铜官镇上的许多国营单位或集体企业都垮了，大部分年轻人和下岗职工外出打工了，剩下一些人则利用自己家在镇街上的便利，开个小店混日子。那些年我写了很多中篇小说，如：《玫瑰花园》、《混沌年代》、《女人的身体》、《新青年酒吧》、《普法教育》、《到此为止》、《永远是十七岁》、《发生在夏天》、《蒙娜丽莎的笑》、《别人的故事》、《我的生活》、《第三只眼》和《希望》、《青山绿水》及《蓝天白云》等等，分别发在《收获》、《钟山》、《花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和《作家》等刊物上，并相继被当时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那些小说都是写黄家镇的故事，而黄家镇是我在这些城镇的基础上虚构的，它存在于我的脑海和笔端，因而我故意把此篇小说中的人物延伸进下一篇小说里，好使读者有一种阅读的亲切感。这种做法不是我发明的，我是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那里拿来的。

十多年前，我四十多岁时，仍然上这些小城镇走动，仍然像个探子，或者是游手好闲的人，向镇街上的人打听一些镇上的事。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代人下岗的多，混日子的多，抱怨社会的多，破罐子破摔的人多。那时我曾想，该给自己这代人的成长经历写部长篇小说，但怎么写，写什么，都还是模糊不清的。于是转而把感情和思想放到写上辈人的抗战小说中去了。前几年我在很多采访中说过，我童年时候，父亲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文革中，父亲被该校的造反派罗列了许多罪名，被打倒了。一家人被赶到一条小街上居住，那条街就叫幸福街。博尔赫斯谈写作时曾说：“一个诗人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不幸，视为对他的馈赠。不幸、挫折、耻辱、失败，这都是我们的工具。”这话放在这里，我想大家都懂。那条街和连接着它的光裕里、由义巷及沙河街上，居住着一些原国民党老兵。他们当时有些可怜，家徒四壁，仿佛与当时的社会有种无形的隔膜。不过这是我多年后回忆中的感觉，也许并非如此。谁说得清？我那时年龄小，不懂他们，但他们曾经存在在我的视野里却是抹不掉的。

福克纳是我非常喜欢的美国作家，多年前我读过他很多作品，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说词，一直影响着我的写作。他说：“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能有颠簸不破的真理和心头的真话，不能有恐惧和其他任何东西……没有爱，没有荣誉、怜悯、自尊、同情和牺牲等古老的普遍真理写出来的故事必定失败，必然朝生暮死。”写不“朝生暮死”的小说就成了我的追求！我写抗战小说，就是大师的这段话让我决定写前辈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自尊和荣誉等，愤然走向战场。不过，当我提笔写他们时，这些老兵大多去世了，但那种面容憔悴却绝决的表情，却在我大脑里复活了，忽然就变得十分骄傲地跳进我的脑海中，像不肯服输的斗士一般，又像是别的什么人。这种感觉特别奇特也特别真实，甚至特别强大！让我在后面十几年里埋头苦干地写下了《来生再见》、《湖南骡子》和《黄埔四期》三部长篇小说，共计一百五十多万字。有必要说明一下，《来生再见》的前生叫《抵抗者》，写于二00一年，当时只写了十九万字，翌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将此作放在一套丛书里出版了，薄薄的一本。十多年后，当我写毕《黄埔四期》的初稿，回过头来思考《抵抗者》这本小说时，觉得没写出那个年代的质感。很多作家是不会回头重写自己已经出版的小说的，但我有点拗，认为这个题材没写好必须重写，就写成了三十九万字的《来生再见》。

这三部长篇小说里的下级军官，那些饱含荣誉感且具有牺牲精神的、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中国军人，都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相识的前辈们。非常奇怪的是，我写完这三部抗战小说后，这些老兵却从我脑中一个个消失了，好像一个梦做完了似的。

写作，我个人认为，既要有让你激动得思绪万千的素材，又要有信心、勇气和力量。缺一不可。没有让你冲动的题材你就没有创作灵感，没有信心和勇气你写作时就茫然，没有力量你就无法完成一部大部头作品。二0一五年的有段时间，我大便带血，且是乌血，去医院一检查，是直肠癌。所以可以这么说，《幸福街》一书是诞生在病床上。这话是突然飙出来的，自己都有点惊讶！我也晓得话说大了会扎人眼球，有没有眨了下眼睛的？那年十月我因直肠癌住院，当时心情十分复杂，烦躁、茫然，还觉得很丢脸。因为前几年单位体检，我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是最好的。为了活得健康，我每周打两次羽毛球，打得浑身大汗淋漓。这在民间叫排毒。怎么就直肠癌了？！我对老婆说：“什么人都不要告诉，我不想让别人同情我。”这种心理很奇特，一般病人是巴不得有人来看望和嘘寒问暖的，我却什么人都不愿见。分析起来，是我这人好面子，只愿把自己光鲜的一面展示给人，对家人或朋友都是报喜不报忧。医生决定术前先给我做一次化疗，把从溃烂的肿瘤里跑出来的癌细胞杀死。因化疗药物相当伤害静脉血管，就让护士置根管到我心脏旁边，每天往我体内吊与癌细胞作战的化疗药，同时吊护肝、护肾、护胃和护心脏的药水，从早吊到晚。

手术前一天——那是个星期天，那天晚上老婆看着我，目光楚楚可怜，弄得我也有些难受。十点多钟，我要老婆去睡觉，好有精神面对我第二天的手术。我一人面对着病房的四壁，脑袋空空的，一片荒凉。墙上有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何顿、男、56岁、直肠癌”。让我最莫名和凄然的是下面四个字：“恶性肿瘤”。不仅是那天晚上，好些个晚上我的眼球都被“恶性肿瘤”这四个字抓着，不想看却时不时瞟上一眼，每瞟一眼心里都“格咚”一声。那个晚上，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我母亲于当年的五月中旬去世了，我母亲一辈子获得过无数荣誉，年年是学校优秀教师，后来还是区优秀教师和市里评选的优秀教师。我母亲获得的最高荣誉是一九七八年被选为全国妇联代表，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与全国的妇联代表一起与中央领导人合影。我那天晚上想，人死了，一切努力和荣誉都毫无意义。

在这种面对生死迷茫的状态里，我忽然想起了苏联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我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的初、高中时代，根本没有课外书读，所有的书都被禁了，唯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苏联小说可以在教室里流传。一、它是苏联作家写的；二、它是励志的，鼓励人投身革命事业、奉献毕生的。虽然小说里写到了爱情，但那是苏联人的爱情，就可以读。我的高中时代，只读了这本小说。这本书里有一句名言影响了几代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句话于那一刻竟蹿到了我眼中！让我漠然的是，我好像没有“悔恨”和“羞愧”，只有“人的一生毫无意义”的凄然感。我怎么就这么颓废呢？我打开手机百度，奥斯托洛夫斯基生于一九零四年，死于一九三六年，只活了三十二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版于一九三三年，是他二十七八岁时创作的。一个人在二十多岁时，即使双目失明，思想也是向上的、奋斗的。我快57岁了，如果我明天躺在手术台上没醒来，也比奥斯托洛夫斯基多活二十四年，就有一种与他比，我赚了的小农意识。这很荒谬，一般人根本不会这样想问题。我想人只有在生死关口并不知生死的状态里才会这么胡思乱想。

那天晚上十二点钟，我正迷迷糊糊地往梦乡旅行时，林阿亚忽然闪现在我脑中，把我惊醒过来。是很多年前的林阿亚，我的发小，瞟我一眼，不屑的眼神。非常奇怪，她怎么会在我最空虚的时刻闪现？是不是她已经过世了，跑来接我的？这种感觉吓得我睡意全无。不是害怕，而是让我深感诡异。相应跳进我大脑里的是另一个姑娘陈漫秋，当年我给她画过一张素描头像。后来的若干年里，我再也没见过林阿亚和陈漫秋！可是那天晚上，在我内心空落、思绪芜杂的时候，这两个几十年再没见过的姑娘，居然闪现在我脑中！跟着何勇、黄国辉和张小山这几个儿时和少年时的玩伴也跑来了，还跟着他们的父母也闪现了。我能回忆起他们的衣着、发式、脸型和眼神，还可以看见他们抽烟和走路的姿势。这可是从时间隧道里跑来的啊！就是那一刻，我冒出一个温馨的念头：如果我能从手术台上醒来，我就要写一本自己这代人的小说。

手术很成功——感谢给我做手术的医生！第二天我清醒了些，医生要我在病床上翻动，以免肠粘连。当我三天后，能半躺半坐在病床上时，我有些迫切，担心过了这段时间又不想写了，这样的事情在我写作过程中发生过几次。我四十多岁时，父亲曾跟我讲他参加湘南游击队的故事，他的革命领路人是谁，他是如何成为一名游击队队长的，又如何带着游击队去解放资兴县城的，当时听得我有些按捺不住，准备写，可那段时间我在写别的小说，就想把这部小说写完便写父亲参加革命的故事。可是当我把那部小说写完时，想写父亲的感觉却跑了。所以那天我躺在病床上，要老婆把折叠小案桌支在病床上，把笔记本电脑搁在案桌上，开始了《幸福街》的第一行字。坦率地说，做了那么大一个手术，流了那么多血，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写作，写得就迷惑和力不从心。通常情况下，是只写了一两句话就筋疲力尽了，又要老婆或女儿把案桌和电脑搬开，睡了。医生批评道：“何作家，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休息，养病。”我答：“写几行字，心里踏实些。”

文学是一盏长明灯，照亮着我的人生，即使是在病床上在化疗得让人十分恶心和难受的、吃什么食物都想呕吐的身体状况下，是写作在医治我的伤，是文学这根无形的锁链吊着我一口气。可以这么说，今天捧在读者手里的《幸福街》，真是在病床上诞生的。话又说回来，我前文说了，没有身体是写不出好小说的。身体好，思路就开阔，灵感也同水泡一样直往上冒！看看那些世界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红与黑》和《百年孤独》等，都是作家精力旺盛时创作的。身体欠佳，脑力自然不济，就写不出好作品。《幸福街》这部长篇小说，写起来很辛苦，四易其稿。第一稿的文字较差，毕竟是在病中写的，精力集中不起来。改第二稿时身体好些了，写作状态也上来了。第三次修改时精力更充沛了，上午、下午都可以坐在电脑前写了，对文字的把控能力也好过前面了。

博尔赫斯曾说：“就短篇故事而言，情节是首要问题，但对长篇小说来说，情节就不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人物。”这部小说，林阿亚这个人物最难写，把她写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较容易，把她写成一个思想矛盾、但在追求个人幸福方面不愿妥协的女人却需要功力。林阿亚是我们这代人里父母亲被迫害、自己却自强不息的女孩，她聪明、单纯、漂亮、乖巧且敏感，还有一种自爱和自私的天性。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写坏，所以写她时基本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都要反复推敲。另一个难把握的是周兰老师，写她时我很小心，不想把她写成势利女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周兰老师是一个内心很复杂的人，她懦弱、怕事，希望自己能苟且偷生，但她绝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女人，当她获得彭校长的爱情后，她便成了一个敢于反抗恶势力的斗士，十分勇敢、坚强，这就是我们的上辈人，一旦有了信念，人就变得强大无比。《幸福街》这本书，不是写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情感故事，是群像写作，写父母辈、哥哥姐姐们和自己这辈人几十年里不同的命运和坎坷经历。高晓华这个充满野心的视他人为刍狗的人物，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自然也是那个年代的缩影，他的死寓意着那个年代的结束。张小山虽是区里的干部子弟，但因缺乏教育，成了只考虑自己的人，自私，不讲是非，只为自己活着因而没有道德底线。我花那么多笔墨写他，是警示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收场。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别的作家有了一个想法，一种观念，就能写出一本书来。我总是先得有一个形象。”这话在《幸福街》这本书上也能应验，我是先有了林阿亚这个形象，才写这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