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们的写作方式各种各样，有的人一泻千里，泼墨如水，也有的人精雕细刻，句酌字斟。李洱属于后者。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他需要深入了解这些观念，知道自己所写的每句话是什么意思，再让这些观念形成对话关系，其斟酌的样子就像加缪写小说，“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非生活本身”。

所以一部《应物兄》，李洱可以写13年。2018年末，《应物兄》甫一面世，文坛马上对这部作品做出反应，重量级评论家纷纷发表看法，并对其13年的写作周期唏嘘不已。毕竟这个“李洱新作”，让人们等得太久，等得“几乎要扯断期待的弦线”。

在人文社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李洱冷静地回应说，“并不觉得写小说写13年对作家来说是件多光荣的事，只能说我比较认真，愿意对文字负责”。

愿意对作品中的人物及人物命运负责任，愿意深入他们内心每个褶皱感受他们悲欣，李洱的确做到了。他笔下的济州，令人联想到他的济源老家。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自己的出生地，那里是古时“四渎”（黄河、淮河、长江、济水并称“四渎”）之一济水的发源地。中国历史上，没有哪条河流有济水特别，从发源到入海，它能“三隐三现”，穿越黄河而不与其混淆，史称“清济”，历来被看做“君子”的象征。然而随着黄河后来的历次改道，“过黄而不染”的济水渐成地下河，到如今已踪影难觅。

李洱说，其源头只剩一条窄窄的臭水沟，一丛蒲公英可以从河的这一岸蔓延到另一岸。站在这条已经消失了的河流的源头，想象当年百舸争流、渔歌唱晚的景象，他感叹“比梦幻还要虚幻”。

《应物兄》里，李洱在此想象出了一所名叫济州的大学，想象出这所大学在21世纪可能发生的事情：济州大学儒学院的具体筹建人、儒学大师程济世的归国联系人应物兄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围绕这场大学内部儒学大业的复兴，形形色色的当代人纷纷登场，其中不乏心机算计以及明争暗斗，当然那些可歌可泣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带着庄敬跃然纸上。

与应物兄在一起的13年

普通读者知道李洱，大抵是先知道他写了部让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喜欢的书，名叫《石榴树上结樱桃》。当时正成为媒体热议的村级选举，被他写得无限接近于现实，展现出了全球化之下乡土中国的复杂状况。

后来再读他更早完成的小说《花腔》，发现他是个“花腔式”写作的高手，以复杂叙述结构及惊人想象力，塑造出一个瞿秋白式的人物“葛任”，通过“葛任”的存在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这两部作品让李洱炙手可热起来，而就在人们以为他会按照一个作家生产周期的时间表，适时拿出他的下一部作品时，他却做了文坛的潜伏者。

从2002年1月出版《花腔》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每一年的年度选题表里都保留着一项：李洱新作。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坊间传闻着他在写一个“大作品”，但谁也不知他写的是什么故事，何时才能发表？

一个极负盛名的作家迟迟未能推出新作，他要经受多少焦虑和嘲笑，旁人的确难以了解。也许只有他自己和他笔下的“应物兄”能够体会？

这种嘲笑，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好评如潮的同时，在豆瓣、微博和一些微信朋友圈，出于各种目的和情绪，匿名而来的讽刺、挖苦以及断章取义的解读，乃至恶言相向的攻击，不时出现。不过，李洱至今未有回应,他认为这是文学生态的一部分，“你只能承受”。

比李洱晚一辈的作家弋舟认为：“《应物兄》是专属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小说。镜鉴之下，应物兄们绝不是赫索格，不是洪堡，不是拉维尔斯坦。我们的应物兄，在物种上就是一个‘专类’。我压根儿不相信外国人会真的读懂《红楼梦》，我也要怀疑李洱会奢求所有人都读得懂《应物兄》。”另一位青年作家张楚则说，“应物兄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假如人到中年的贾宝玉，来到21世纪将会遭遇到什么”？2005年春，一个奉行“虚己应物，恕而后行”的儒学家应物兄，在李洱的笔下开始了自己的悲欣人生。

为增加应物兄与现实的摩擦系数，李洱让他参与到拟建“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事务中去。李洱印象里，当时国内还没儒学研究院之说，所以应物兄所做之事多少有点超前意味，但在漫长写作过程中，现实中的儒学研究院纷纷建立了起来，小说的现实情怀日渐浓郁。

一年后，应物兄的故事进行到了18万字，李洱盯着贴在墙上的“写长篇，迎奥运”心想，“完成后就可专心看奥运会了”，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他的节奏。紧接着，母亲病重，妻子生产，他整日往返于医院，心力交瘁，与应物兄只能在生活的间隙偶尔相聚。

编辑朱竞曾在一次聚会中见到过李洱当时的状态，注意到他“不太说话了，显得很憔悴，没有了往日见面时的那种幽雅和诙谐”，有着人到中年的落寞。母亲去世几年后，他在《小说界》上发表过一篇短文，提到他当时的状态。母亲病重时，为筹集医疗费，他曾不得不忍受尴尬向朋友开口，深感自己的无能。

但他的写作一直在持续，与应物兄如影随形。电脑中显示出的字数一度竟达到200万字之多，但结尾却似乎遥遥无期。这让他自己也感到惶惑，甚至不安。面对编辑和朋友们的催促和问询，除了沉默以对，他别无良策。

2018年，距离他上次发表作品已过13年之久，李洱的《应物兄》进入了煎熬的修改期。一次，他的编辑朋友樊晓哲去看望仍被应物兄牵住的作家，问他，“你的新长篇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李洱给出的答案是，“在当下环境中，知识分子知行统一的难题和困境”。

樊晓哲当时的感觉是，“13年仿佛仅仅一瞬”。的确，13年前，李洱就在他的小说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文知识分子形象，无论是长篇《花腔》，还是中篇《午后的诗学》《导师死了》等，知识分子的生存情状和心路历程是其创作的关注点，是他”思维交织的中心”。而《应物兄》的到来让人看到它与之前作品的承续关系。“一个作家在创作的开始，就要想好其创作有没有延续性”，这是李洱很早之前说过的话，这也是他作为写作者难得的文学自觉，更是写作者对时代和历史负责。

不一样的应物兄

应物兄本名应物，只是交书稿时忘记署名，他的出版商季宗慈交代编辑时说了句，“这是应物兄的稿子”，小编就以为作者是“应物兄”，便随手填上，这名字遂流行开来。很多人质疑此处“著书者未署名”的桥段过于牵强，缺乏推敲。

事实上，杂志社和出版社的编辑都知道，此种状况屡见不鲜。不少成名作家寄稿时，不仅不写作者名字，甚至连作品题目也忘记写了。《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在他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中，对此类情况多有记录。

也有熟悉的朋友凭借应物兄“额上的三道深皱”判定“应物兄”即李洱本人，但李洱却说，“应物兄肯定不是我”。他的另一个解释是，“如果应物兄是我，那么书中的文德能兄弟也是我，芸娘也是我，甚至书中出现的动植物也是我”。

应物兄亦明显有别于李洱早先所写知识分子的形象。熟悉李洱的读者总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李洱的小说是充满“声音”的小说，几乎每个出现的人物都在不停地说话。作家格非和批评家程德培在他们关于李洱的论文中，都提到李洱作品的这个现象学特征。

比如《午后的诗学》里的费边，“工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蜂蜜，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比如《饶舌的哑巴》里的费定，因为讲话饶舌不休，在对“讲台上站着费定”这话进行分析时，“绕来绕去，到最后，他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了”。而《花腔》里的葛任虽然一言不发，但医生白圣韬、劳改犯赵耀庆和法学家范继槐三人却有甚说甚，耍着花腔，小说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语来塑造人物的。

在《应物兄》里，应物兄在导师乔木的影响下改掉了知识分子多嘴多舌的毛病。与“葛任”的失语不同，应物兄有着知识分子灵敏的内在反应：他一边“读圣贤书”，一边“听窗外事”，并随时有着发言的冲动。他听到的“窗外事”，涉及到大千世界。只是，他的“发言”，包括辩论，很多时候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到，“他是在与自我争论”。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儒家的形象，著名评论家王鸿生认为，这种人物姿态的处理，为的是能让他虚己让位，“以便接纳更多的他者，释放更多的声音”。

小说里，应物兄有三部手机，分别是华为、三星和苹果，应对着不同的人，其枢纽作用立显。他是学校里有发言权的学术带头人，德高望重的教授既是自己导师又是自己的岳父，他的同学是现任的副省长，他的得意门生是省长秘书，他教的学生里也不乏富二代、官二代。所以他成了主抓济大儒学研究院成立的不二人选。

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有意归来，并将儒学研究院取名“太和”，书中讲，“何为太和？太和就是宇宙万物相互关系的最高境界”。李洱说，“太和”本身包含他对最高类型真理的期盼。

儒学大业的复兴涉及儒学现代化转型的种种议题，由故事发展来看，要经历种种困难。确如李洱所说，他既未回避紧迫性，亦未回避严峻性。小说在曲折中前进，在困难中见定力，在晦暗中见光明。

一幅知识者的浮世绘

据统计，《应物兄》前后出场不下70位人物，以三代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遍布政、商、学、媒体、市井和江湖。有评价说，该书展现“知识界与历史、与当下、与利益的各种复杂关系”，李洱写出了一幅当代知识者的浮世绘。

早在《问答录》中，李洱就说过，“我熟悉校园生活，熟悉知识分子的知与行，我写他们有如写自己。有很多人看到了我对他们的嘲讽，其实，如果说有嘲讽，那嘲讽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我的描述也不仅仅是嘲讽，其中包含了我的颂祷。我相信，对生活的复杂性的感受而言，知识分子肯定是最敏感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神经，是文化灵敏的触角。我喜欢‘复杂性’这个词，我喜欢描述复杂的生活，复杂的感受。”

通过对济大三代知识分子的刻画，李洱试图勾勒半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当下变化之间的选择。书中济大最老的一辈教授，有研究柏拉图的女博导何为、研究亚当·斯密的张子房、应物兄的导师及岳父乔木、考古学教授姚鼐，还有物理学家双林院士。尤其是双林院士，他是小说里真正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如同不朽的精神雕像。

双林院士同老一辈的这些教授都曾一起去干校，后来参与了新中国各个学科的草创，离开干校后隐名大漠，为科研付出一生。因长年不与家人通音讯，妻子死了也不知，得不到儿子的谅解。

小说里，他多次潜入济大图书馆，是为看一眼可能来此查阅资料的儿子。李洱视双林这类知识分子如同晦暗森林之上的明月，指引着迷路之人走出困境。但可惜的是，“这代人正在撤离现场”。一个细节是，应物兄得知在济大的巴别讲台上演讲的人是双林，忍不住想去一睹风采，却发现“一些人正从巴别出来”。应物兄对此忧思不已。

而书中所描述的第二代学人，则身处以上两代人之间，他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是应物兄这一代。在人物敬修己身上，李洱写出了1980年代特有的张力。应物兄对此有复杂的感受，其中的一个感受是，它有一种不管不顾的情绪，就像“裸奔”。如今，这批人已人到中年，深度卷入了市场经济大潮和全球化进程，精神状态各异。李洱通过漫长的写作，写出了对同代人的理解和感悟，有一种切身的体己感。

这代人中，出场很少的文德能以及贯穿全书的芸娘也是真正令人尊重的知识分子形象。和双林院士一样，他们也是小说中重要的灵魂人物，如同“镜象”，映照着芸芸众生。文德能谈到自己一生想写的书就像一部‘沙之书’”：“它包含着知识、故事和诗，同时又是弓手、箭和靶子；互相冲突又彼此和解，聚沙成塔又化渐无形；它是颂歌、挽歌与献词，里面的人既是过客又是香客”。

研究闻一多先生的芸娘也说，“一部真正的书，常常是没有首页的。就像走进密林，听见树叶的声音，那声音又涌向树梢，涌向顶端”。

芸娘的弟子、文德能的弟弟文德斯，是第三代学人中的佼佼者。他的“羞涩感”令人印象深刻，乔木先生问他话，文德斯会满脸通红；在众人面前阐释观点时，他会害羞，但又很快克服了害羞发表出属于自己的看法。

比如书中对于“科学并不思”这一话题，文德斯就反驳道，“科学不像人文那样‘思’，是因为科学的活动方式规定了它不能像人文那样‘思’。这不是它的短处，而是它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科学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对象的内部并深居简出。科学的‘思’是因对象的召唤而舍身投入，而人文的‘思’则是因物外的召唤而抽身离去”。李洱愿意将“羞涩”这种如今已罕见的品质放到他喜爱的人物身上的，他曾称《花腔》里葛任的“羞涩”是“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在他看来，羞涩感是内心良善，不愿违背自己意愿的人才会具有的品质，“这样的人不假言，不修饰，充满着对细微差别的感知和兴趣，并有着苦涩的柔情”。在李洱看来，文德斯代表着新一代学人的希望。

百科全书式写作

《应物兄》洋洋洒洒80余万字，有头有尾地描绘了最近30年中国知识者生活的长河，体现了李洱掌控长篇史诗性作品的野心，其13年吐丝结茧独自探索的写作身影，令人想起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但速度时代里如此体量的大部头作品，显然也向读者发起了挑战。

有人反映读《应物兄》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因为书中所引用和谈及的中外古今文献高达数百种，还穿插诗词、书法、篆刻、绘画、音乐、戏剧等元素，所涉知识点堪称浩瀚，以致读不下去的人抱怨作者在“掉书袋”。

但读得下去的人却评价这是本“从任何一页翻开能都读下去的作品”，各种知识在作品中融会贯通，构造出一个繁复的体系，驻足欣赏如同置身一片“象征的森林”，虚与实相映成趣。

而书中章节的处理也值得玩味。不少人注意到，《应物兄》只以每节起首的二三字做标题，这种标题不具备关键词的意义。有人认为，如此才得以显得枝蔓牵连，杂花生树。“是为了准确地写出这种流动的万物共生的状态，写出这个暧昧的、方生方死的‘当下’”。

戏称自己是“新锐作家”的李敬泽也有同感，他觉得这部小说是个“大园子”，“你从正门进去也行，从侧门也行，从后门还行，你是正着转、倒着转、哪转都行，都能让你坐下，都能让你觉得有意思……走走停停，兴之所至，自然得趣，这就是这个小说庞大和丰盛之处”。

事实上，这种标题方式来自《诗经》和《论语》的启示，与小说所表达的内容密切相关。按李洱的话说，这是在向《论语》致敬。

这确实是一部立足当下，又植根于传统的小说。有评论者认为，它不仅向《论语》致敬，也向《国语》等传统典籍致敬，通过言谈推进叙事；它向《红楼梦》致敬，在日常伦用中展开人物命运，在“天地人”的多维空间中一咏三叹，小说因此显得道器并重。可以说，李洱是以个人化方式，着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各种资源，探索这个时代的小说叙事方式，使它具有小说应有的中国风貌。

小说中，太和研究院终于在一片喧嚣中建成了，但程济世先生还没有来，应物兄本人也生死不明。这个敞开的结局是否昭示着，新的故事将重新开始，其间的悲欣需要后来者再次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