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幻想故事诞生记

张柠

我翻开多年前写的一组短篇小说的原始手稿。每页300字发黄的方格稿纸，右下角印着“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几个小字。第一篇手稿《身世》，落款是“1995年4月21日深夜写于广州北郊”，最后一篇手稿《遗产》，落款是“1995年5月11日夜”。2018年8月初的一天，我让研究生把几个短篇输入电脑。她一边输入，一边给我微信，说她很喜欢这些小说，问为什么不发表，还给它取名叫《幻想故事集》。既然一位90后文学系在读研究生喜欢它，说明它还有些价值。我把小说重新修订了一遍，投给了《花城》杂志。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个小说，就像很多人并不是他妈妈的大儿子，在他诞生之前已经有一个“流产哥哥”一样。《幻想故事集》也有一个“流产哥哥”，叫《竹笛》，时间是1992年，写一位小镇（就是罗镇吧）少年，15岁，因父亲重病而外出谋生的故事，小说有自传色彩，那是我少年的梦幻和内心的悲伤。可惜手稿遗失了。后来，我把那些梦幻和悲伤拆散，悄悄地藏进我另一个系列短篇“罗镇轶事”之中。

写小说《竹笛》的时候，我刚离开工作了10年的野外地质队，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跟俄罗斯文学专家倪蕊琴读研究生。导师希望我成为学者，我心里想着写小说。当时的华东师大，是成名或有待成名的文学青年的圣地，那些小有名气的先锋作家，在校园里穿梭而过，身后留下一阵风，夹杂着浮华的气息。我跟那股气息保持了适当的距离。

那时候，余华刚刚发表《活着》。格非正准备写长篇《欲望的旗帜》。马原下海了。北村皈依了。助教进修班的李荣飞（李洱）正在写《导师死了》。校园青年批评家，开始对“先锋小说”表达不满，八十年代末那种写法，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对“先锋小说”的批评，在我们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中已现端倪。“怎么写”依然是个问题，甚至连“写什么”也成了问题。总之，摆脱“先锋小说”的写法，成了文学创作的新起点。

1994年6月30日早晨，阳光很好。我放弃了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职位，带着十几纸箱书籍，登上了南下的火车。36小时后到达广州，我直奔暨南大学殷国明家。他是钱谷融先生诸多怪弟子中的一位，长得有点“桃谷六仙”的气派。瘦小的在新疆长大的无锡人，身上有股子边疆少数民族的豪气，令人错愕。他把房门钥匙丢给我，去新疆过暑假去了。接下来的两个月，我遍访广州的高校和文化单位，吃光了殷国明家所有能吃的东西，结果还不错，落实的工作单位是广东省作家协会。

当时，广东省作家协会的领导是陈国凯和蔡运桂。1994年9月5日上午，蔡书记担任面试官，他用潮汕普通话提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中国人民大学1963年‘文研班’的，你们黃世瑜老师是我的同学，你认识她吗？”我说认识，她没给我上过课。第二个问题：“你是学俄罗斯文学的呵。我很喜欢托尔斯泰，你喜欢吗？”我连声说喜欢喜欢。第三个问题：“你对时下流行的‘先锋小说’怎么评价？”我想起了在学校时对“先锋小说”日趋保守的叙事姿态的批评，于是脱口而出：“先锋小说”气数已尽，它有待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否则没有希望。蔡书记又追问了一句：“那你是不喜欢它啰？”我想了一下说，是的。他说：“很好，到对面人事处去盖章。”我拿着盖了章的接收函，一路狂奔到广卫路邮局，用挂号信将接收函寄回学校，又拍电报到研究生院，让他们不要将我的档案遣返原籍。就这样，我成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的一名研究人员。

这里还要插叙一段。我在作家协会工作了几年之后，蔡书记突然开始自我否定，说他看错了人，说那个张柠面试的时候骗他，假装不喜欢先锋小说，其实是嫌先锋小说还不够先锋呢！还有一次，我们在单位食堂相遇，蔡书记笑问：“看了昨天的《羊城晚报》吗？有我批评你的文章啊。”我说：“没有看到啊，回头我找来看看。谢谢你的批评。”其实我已经看了他那篇文章，两三千字，主要观点是说我不尊重传统文化。对蔡书记的那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今天如果谁还再去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样的诗句，他就是个白痴。”这明明是在关注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嘛，怎么能说我不尊重传统文化呢？那一阵我还迷上了传统文化呢。又过了几年，我即将调往北京师范大学，办调动手续时遇到了蔡书记，他恢复了最初对我的看法，他说他是不会看错人的。我握着蔡书记的手久久不松。他是个偶尔犯晕的大好人。

言归正传。刚入职的时候，我的具体工作有四：一是办内部刊号的《岭南文报》，号称省作协机关报（偷笑）。二是办文学沙龙，团结广州的青年文学评论家，程文超、文能、单世联等人，都是我在文德北路75号10楼文学沙龙的常客。三是担任广东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余华、韩东、东西等八人）的联络员，每个月给他们寄1200元工资。四是给广东作家写评论。我都答应了，但写小说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生存。身无分文，突然来到改革的最前线，开放的桥头堡，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我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觉得整个广州就像一只巨大的吊篮，挂在高耸入云的立交桥上，整天都在摇晃不停。它摇晃的目的，就是要把我这种在思考和行动之间没有平衡能力的人甩出去，留下那些平衡术超强的人，那些人能一边小跑，一边食嘢，一边搵银纸，一边想鬼点子，既不头晕，也不摔倒（哈哈哈哈）。

经历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广州人，观念超前，跟内地省份甚至跟上海相比，至少相差十年。他们早就超越了带“中世纪”色彩的沉思默想的生活，超越了那种炼金术士般的书斋生活，过着积极而活跃的世俗生活，大街上走路的人都迈着佣人式的小碎步，连一个踱着方步遛鸟遛狗的大爷都见不到。他们不关心“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更不关心“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他们关心更重要问题：“吃什么”和“怎么吃”，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挣什么”和“怎么挣”。这些问题，都是感官和肢体动作，而不是大脑或心理动作。大脑和心理，只能做“假动作”，它并不指向实践，也不满足感官。

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主要是思维训练，而不是肢体训练，行动能力有限。我本能地抵抗了一阵，但慢慢地就投降了。先是眼睛和嘴巴投降，接着是肠胃和四肢投降。到处都是感官的诱惑。到处都是妖艳的秀场。有人把“发财、发财、发财”谱成歌曲。大街边和商场里，到处都能听见香港歌星刘德华在唱“money、money、money”，循环往复，日夜不停。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五蕴不空，任何一个感觉器官都要充分满足。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目标啊！这是现代生活的伟大追求啊！它意味着解放，世俗生活的解放，感官的解放。倘若将它视之为“五蕴皆空”，那就不是解放了，那是禁忌和压抑，是“中世纪”的命题。于是，我开始练习平衡术，寻找沉思默想与积极行动之间的平衡点。

问题的根基发生了变化，书斋里沉思默想的问题，转变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问题。欲望的满足和对待欲望的态度，成了新的焦点。欲望，不再是一些虚构的符号游戏，也不再是间接的经验，而是直接作用于感官和四肢的、切实又具体的东西，是直截了当的现实感受。当它变成叙事，或者由叙事变成了情节和动作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面对欲望或者在欲望之中，超越和升华的可能性在哪里？除了吃喝、睡觉、数钱、玩耍，人还需要做什么？他能做什么？

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匮乏或满足，堕落或升华，不仅是大脑和心理问题，更是身体动作或者实践的边界和尺度问题。当时，格非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刚刚发表出来，我写了一篇评论，表达了我对“欲望”及其诗学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我开始写《幻想故事集》这个系列小说。我把欲望满足及其对待欲望的态度变成故事，并在欲望故事展开过程之中，重新审视那个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自我”概念。

我在另一篇创作谈《倒行逆施日未晚》中写道：“《幻想故事集》，采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手法，注重幻想、变形、象征、潜意识这些现代病症，是对城市病的关注，叙事成了治疗手法，主要病根，是现代欲望和人心。”从叙事角度看，童年回忆中的乡村和小镇经验，无论它温馨还是残酷，都了如指掌，都可控可握。而现实中作用于身体感官的城市经验，是一种“不适感”，是一个“疑问”，是一种有待诊断的“症候”。叙事与“治疗”有了关联。城市与“症候”有了关联。写作与“救赎”有了关联。

我的“幻想故事集”，是对我在广州生活的一种“叙述”和艺术呈现。它直面新兴的现代城市文化和欲望的诱惑。它在欲望展开和叙事抑制的边缘上，既有欲望叙事的快感，又有对欲望的疑问和逃避。其中的《身世》，与其说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对“自我意识”的怀疑和重塑。《鸟语》是对一种犹豫不决的行动，还有与众不同的身体姿态，及其后果的想象。《蓝眼睛》则试图以东方文化精神和方式，重新面对现代都市的欲望故事，以及肉身行动的疑惑，其中有小乘佛教和道教的肉身理想。《故事》则是对刚刚觉醒的“语言”意识或者“叙述自足性”信念的再度质疑。《修梦法》则是对欲望在想象中得以满足的方式的展开和解构。最后是《遗产》，一个与“父亲”和“罗镇”相关的故事，那是在现代城市中对传统的回望和缅怀。

关于叙事虚构和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比如《十年读书记》《诗与生活，一段回忆》等，就是在交代我的读书和写作，与当时的生活实践之间的奇异转换关系。动作压倒沉思的现代文化和城市经验，积极而活跃的生活实践，生存压力和选择的痛苦，梦中的抉择和逃亡，至今历历在目。值得庆幸的是，那种四处奔逸找吃找喝贪图玩耍的麻雀生活，并没有扼杀我的沉思默想和词语运动。沉思默想看上去是静态的，其实是将运动转移到身心内部。记得2011年，我在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初版“后记”中曾经写道：“词语手拉手结伴朝我涌来，让我惊喜不已。想象安上了翅膀飞离尘埃，那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妙时刻。神奇情节的出现，仿佛天上的恩赐。”

上面是跟“幻想故事集”的诞生多少有些关联的往事。我把这些陈年旧事和心路历程写下来，以志纪念。生活着的人有福了！还能写的人也有福了！长篇小说《三城记》刚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也即将出版。这是上天和生活的恩赐，我愿意用继续努力写作来回报。

写于戊戌除夕立春日

 

责编手记

若无幻想，何来故事

陈崇正

2017年春天，北京还冷，我去北师大参加复试。复试中，张柠老师问我，你来自广东？我说是，他一笑，给我抛了个问题：“你对先锋小说怎么看？”我夸夸其谈说了一通，自以为得计，谁知他从黑框眼镜后面闪出两道冷光，说：“你不觉得先锋小说是文学史上偶然的跑偏？”我心中一凉，暗想这回完蛋了，这时他又露出孩童般的坏笑，说：“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入学以后，张柠老师成为我的导师。他面试时提的问题，我后来终于在他的创作谈里找到答案。他在文章里回忆了他三十多岁时参加一次面试的情景：

1994年9月5日上午，蔡书记担任面试官，他用潮汕普通话提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中国人民大学1963年‘文研班’的，你们黃世瑜老师是我的同学，你认识她吗？”我说认识，她没给我上过课。第二个问题：“你是学俄罗斯文学的呵。我很喜欢托尔斯泰，你喜欢吗？”我连声说喜欢喜欢。第三个问题：“你对时下流行的‘先锋小说’怎么评价？”我想起了在学校时对“先锋小说”日趋保守的叙事姿态的批评，于是脱口而出：“先锋小说”气数已尽，它有待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否则没有希望。蔡书记又追问了一句：“那你是不喜欢它啰？”我想了一下说，是的。他说：“很好，到对面人事处去盖章。”

这篇题为《幻想故事诞生记》的创作谈长达四千字，张老师在文中回顾了他在广州的生活经历，重点是引出一篇小说是如何出生的。这篇小说叫《幻想故事集》，由六个小故事组成，写于1995年。那一年我在潮州念小学五年级，张柠老师在广州思考欲望的诗学问题，随后写出了这部小说。《幻想故事集》的手稿二十多年之后被重新整理，首发于《花城》2019年第1期，我有幸成为这个作品的责任编辑。有时候想，时间中大概蕴含了某种秘密，可以让毫无联系的事物生长出柔软的触须，从而在不经意间此呼彼应。2006年我终于毕业来到珠三角，而张柠老师也在这一年去了北京。南方潮热多寓言，北方严寒而坚固；南方灵动，北方则吹动着稳健的风。所以在南方的张柠写《幻想故事集》，北上之后的张柠会写出《三城记》。

那么，《幻想故事集》究竟讲些什么呢？张柠老师也在创作谈里给出了答案：“它直面新兴的现代城市文化和欲望的诱惑。它在欲望展开和叙事抑制的边缘上，既有欲望叙事的快感，又有对欲望的疑问和逃避。”张老师的创作初衷，这六个故事写的是“欲望”。在我看来，这个小说或者有其他的解读。六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安达，六个安达，是六个分身：在南方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本无题旧书《安达平淡无味的身世》；按照“意念控制法”，倒立，热水净脚等步骤来观摩和记录鸟语；赴约而梦破碎，做梦而现实破碎；最后，父亲临死时告诉安达，因为他的呼吸节奏与城市的节奏不同因此才得了哮喘……身份各异的安达们在城市中体验到的种种边缘而无望的生活状态。

与其说这是描写欲望的小说，不如说是一个描写绝望的小说。作为小说家的张柠，凝望过土地的黄昏，也见证了北上广的欲望都市生活。回头看，三十多岁的张柠血气方刚，只身来到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东，眼中所见，心中所念，应该并不如幻想的故事完美。而其时先锋小说刚刚洗刷过中国小说的表达，而新路又在何方，并没有人知道。我想，如果现在的我回到过去，与当年的张柠相遇，我们年龄相仿，在广州盛夏的夜晚，找个路边摊，炒盘田螺，要瓶啤酒，酒杯碰在一起，应该都是一声声的“不满”。不满的酒杯可以满上，但不满的情怀却需要用笔去书写。这应该正是《幻想故事集》被写下来的原因。

不了解张柠的人会觉得，你好好搞评论不行，非得写什么小说。而《幻想故事集》则是一张说明书，说明小说家张柠，在1995年就开始写小说了。其实，无论是评论家、教授还是小说家，不同的标签背后，无非就是一个身份：文人。文人张柠是一个迁徙者，在这个神奇国度最绚烂多彩的年代里进行着他的逍遥游。所以，如果以武侠江湖喻之，张柠教授的武功无疑应该属于逍遥派。他在地理上迁徙，在职业上轮换，在学术上又何曾停歇过他的凌波微步。有那么一阵子，他痴迷书法，临《张迁碑》，拍照，再把图片处理为黑底白字，晒在朋友圈，供大家点赞。大家以为他要写书法卖钱了，他却突然写起小说来。这就是逍遥子张柠，孙郁先生的评价准确到位：“沿着历史轨迹向前梳理张柠的际遇，你会勘探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身份。复杂身份之间的转换，令人目眩讶异，同时令人敬佩。”所以，在张柠老师的课堂上，总能看到开阔的风景，自由流动的空气，还有偶尔的哄堂大笑。我所认识的张柠，可以在讲流行音乐的情绪节奏时突然引吭高歌，也可以在讲“窑洞美学”时在讲台上拍手大笑。而在饭桌闲谈时，有张柠老师在，就不用担心会尬聊，他总是可以把话题恰到好处地引向高潮。你能在他闪烁的眼睛里看到他对世界桀骜不驯的嘲讽，他嘲讽一切，也敢于嘲讽他自己。当然，只有他自己可以嘲讽自己，其他人不行。

作为一篇编辑手记，又习惯性跑题了。现在言归正传，《幻想故事集》这个小说可以当成六则寓言去读，寓言式写作总是意在笔先。有一次，张柠老师在课堂上眼望天花板悠悠说道：“作家不一定要有思想，但他一定要有观念，观念是不成体系的思想。”幸好当时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句话记下来，现在刚好用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