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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普:植根本土的强势出发

来源:文学报 | 张向荣  2019年05月12日09:55

大约两三年前,笔者就注意到国内图书市场上的科普类书籍越来越多,大有“科普的春天”来临之势。当时印象最深的是,科普图书不再总是《时间简史》一类众所周知的“现象级”畅销书,大量优秀科普译作不断再版,同时,一些在国外刚出版的科普书籍也很快被译介到国内,譬如2016年在国外出版的《基因传》,厚达600多页的中译本2017年就面世了。这说明国内的科普阅读已经与国际同步,也对图书市场发出了“科普热”的清晰信号。

2019年,笔者更加惊喜地发现,国内科普图书市场又有了新进展:在继续引进大量国外优秀科普书籍的同时,由中国作者直接撰写的科普读物越来越多,而且质量还不低,颇受读者欢迎。这当然是前几年科普图书市场深化的结果,但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读者深思。

科普图书市场的繁荣,当然源于读者的需求。科普书不是小说,对读者多少是有些期许的,它要求读者不仅要有好奇心,逻辑水平高,还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能看得懂数据、公式和定理,说白了,科普爱好者是有门槛的。所以,近几年科普书市场的火爆自有其原因。

首要原因自然就是国内读者群体的增加和素质的提升。这就不得不提到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早在2010年左右,刘慈欣的《三体》刚刚开始流行,小说对当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的瑰奇想象,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这种震撼力的推动下,读者就会由好奇而求知,从科幻而科普,进入到科普书籍的领域。

2019年,刘慈欣的另一篇作品《流浪地球》所改编的电影获得空前轰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观众会认为这是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科幻大片”。在这种气氛下,科普图书市场也呼唤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优秀科普读物。

其实,早在十年前,由中国作者曹天元撰写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力学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就已经广受欢迎,十年间不断再版;另一位中国作者汪洁的《时间的形状:相对论史话》(新星出版社,2012)也备受欢迎。但坦率地说,这几本读物在各类译作中显得十分孤独,毕竟过去的十年间,本土科普著作数量仍然太少。所以,当国内读者数量和素质日渐提升,伴随着国产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均达到较高水平,本土科普著作自然走向繁荣。

如果说上述原因来自于外部,那么,本土科普读物的自身特点才是根源。笔者中文系毕业,热爱科普阅读。而在阅读译作时,却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这其中当然有笔者自身水平的原因,但译作在流畅性和准确性上很难两全其美,而且中文的语法结构与外文也迥然不同。事实上,有些科普的外文原文比中文译文还要流畅易懂,但毕竟能读到原文的机会仍然较少,既然是科普,用母语普及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土科普读物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例如上文提到的《上帝掷骰子吗》肯定不是关于量子力学最好的科普读物,但也许是中国读者最能接受的。中文的母语科普写作具有译文不能比拟的优势。

此外,本土科普读物更能回应国内读者的关注点和诉求。例如,一个英国儿童可能会对格林尼治天文台产生兴趣,但中国儿童却未必,他可能更好奇北京建国门附近的清代天文台有什么科学故事;再比如,同样是关心环保类科普,但欧美读者往往会关注到非洲大草原,而中国读者则第一反应是雾霾和大熊猫。

这就是为什么近来在繁荣的科普书籍引进大潮中,仍然有几本国内作者撰写的科普读物异军突起,杀出重围。比较引人注目的,如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编著的《1分钟物理:中科院物理所趣味科普专栏》(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前几年,中科院的几位年轻学者在物理所的微信公号上创办了一个叫“问答”的专栏,大受读者好评,读者提出的问题小到“为什么电梯里没有手机信号”,大到“量子通信的原理”,都是与国人生活和国内新闻相关的“中国问题”。

再比如北大教师汪波的近作

《时间之问》(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则是作者独力撰写的优秀科普读物。这本书不仅对“时间”进行了物理学的科普,还通过数学、历法、音乐、艺术、文学等角度全方位探讨了时间之于人类的意义,所举的例子包括了二十四节气、宫商角徵羽、司马迁、贾宝玉等,这在科普译作中几乎不可能读到,当然更适合国人的口味。

而且,这两本国内科普读物的质量并不比前面介绍的科普译作低,而且有的更高、更前沿、更有趣。事实上,即使是译作,我们也能发现华裔作者的身影,如《一想到还有95%的问题留给人类,我就放心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一书,采用漫画和文字结合的方式讲解空间、时间、维度、光速的原理,而两位作者之一就是华裔。

不过,本土科普走向繁荣之路才刚刚开始。相比起译作的种类繁多、风格多样,本土科普在类别上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上;在风格方面,则因为中国缺乏博物学传统,科普读物的人文底蕴也需要增强。

科普译作不局限于某一个学科,所有的自然科学都能找到科普译作,连社会科学译作也蔚为可观,例如新译的美国社会学者玛吉·克尔的《尖叫:恐惧带来的刺激、创伤、反思和裨益》(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18),就是一本别开生面的社会学科普著作,作者对“恐惧”这一社会现象形成的生物学机制、社会学原因作了探讨,很有趣味,也富有一定的人文精神。

用科普来展示人文精神,更典型的还有我最近读到的美国作者艾米·里奇所著的《世间万物:与植物、星辰、动物的相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这本书可以归为科普书,但又不仅限于此,它体例独特,以散文的语言、诗歌的意境、贵族的趣味来科普,并配以19世纪博物学风格的精美插图,所探究的问题极为有趣,例如熊猫的食量有多大之类。因此,读者在得到科普教益的同时,更获得了美的享受,所激发的兴趣也不限于科学,而是对于整个人文和科学在内的高尚趣味的追求。

与之相似的,还有马特·西蒙

《疯狂的进化》(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一书,能够把一个生物学上很小的问题——动物和昆虫如何在残酷的竞争中进化——写出惊险小说和恐怖电影的快感,实在令人惊叹。

科学技术是天下公器,科普书籍市场的繁荣,不论是译作还是本土著作,只要能够推动科普的发展,就都是好事。科普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只有在开放、比较、借鉴中才能更好发展。本土科普读物已经在读者需求、作者发掘、传播渠道和母语科普等方面“万事俱备”,我们期待本土科普读物能够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