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出版界可能只知道聂震宁是一位出版家，而其实，在迈入出版业之前他是一位实力派作家，有小说“《长乐》系列”、《绣球里有一颗槟榔》《云里雾里走马帮》《岩画与河》《暗河》等等为证。聂震宁先生的小说集《长乐》最近再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为该书开了一个研讨会。我的印象中，这些年都是他在帮别人开研讨会，现在终于轮到开他的了。46岁之前，他生活工作在广西，其中大部分时间在河池。在河池的聂震宁是写小说的聂震宁，离开河池以后的聂震宁是出版的聂震宁。

他的成名作是《绣球里有一颗槟榔》。这篇小说写于1981年，那年他30岁，正在文坛冉冉升起。写完这个小说的次年，他被邀请到我就读的河池师专做讲座，我认识了他。《绣球里有一颗槟榔》写一个名叫达伦的姑娘跟村里的两个男子勒龙和勒古一起长大。她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她。达伦到了出嫁的年龄，母亲催婚了，她必须在这两个男子中选一个。到了中秋歌节的晚上，达伦把他们约到村头树下，说现在我抛给你们每人一个绣球，谁的绣球里有一棵槟榔我就嫁给谁。

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们都争先恐后地在小说中充当导师，那是作者被无限放大的年代。非常奇怪，聂震宁不但没有在作品中放大作者这一身份，反而把这一身份无限地收缩，隐藏，让读者像达伦一样身感为难。没有答案，只有呈现。这是沈从文的路数，也是曹禺的方法。当我们看完小说《边城》和话剧《雷雨》时，我们无法做出选择，甚至丧失判断。这是东方的哲学，就像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那位母亲对女儿的死到底该负多少责任？就像伊朗阿斯哈·法哈蒂导演的电影《一次别离》，女儿特梅到底是跟父亲留在伊朗或是跟母亲去美国？这种两难，是我们生活的真实，也是文学作品的永久魅力。聂先生远在30多年前，年仅30岁时，就有如此清醒的创作方法，确实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敬佩。

然后，再看他的《长乐》系列。写这一系列的时候，他36岁了。他在寻找突破。我仍然记得当年读《长乐》时的激动。“长乐是一座城。但它也像是一个人。”光这句开头，我就知道他蜕变了。他把一座城当作一个人来写，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创意。而且这座城我们还那么熟悉，它无处不在，既自卑又自大，既豪爽又萎缩，既虚伪又真实，既大度又小气，既怕批评又悄悄接受批评……它有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开头似的“悖论”，即“美好与糟糕、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光明与黑暗”的悖论，也包含了鲁迅《阿Q正传》里阿Q的某些性格特征。这篇小说里的作者是一位颇具概括力的作者，他从“沈从文”悄悄过渡为“鲁迅”，幽默中见犀利。作者的身份在作品中不再像当年那样收缩隐蔽，而是突出醒目起来。这与当时流行的创作方法逆向而行。他一直都在与流行的创作方法逆向。当大多数作家都在充当导师的时代，他是收缩的作者；当大多数作家都放弃启蒙的时刻，他是放大的作者。

逆向思维和深度思考使他的小说拥有刁钻的角度，呈现暗寓风格。系统地阅读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他有建立自己文学根据地的雄心壮志。从给他提供民间文化资源这一角度来看，他是幸运的。因为河池或者说广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这里的风俗人情给他提供了灵感，包括某些经典的民间故事或民间智慧都被他在小说中巧妙地使用。好作家就是这样：他用写地域的小说来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地域性的作家。但从文学影响地方这一角度来看，河池又是幸运的。我所熟悉的宜州、南丹、天峨、巴马等地，曾经像“陈奂生”那样跟随聂震宁的小说进城，被更广泛的读者所熟知。在如此偏远的地方，能出一个像他这样可以跟全中国作家对话的作家，其榜样的作用不可低估。那时，好多河池文学爱好者像今天人们谈论某位明星那样谈论他。我无法计算出他与后来河池形成的作家群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但我必须承认他关于文学创作的金句，他邀请全国著名作家到河池的演讲，都曾经在我的身上发生过化学反应。如今，河池地区改为河池市，市领导在介绍河池的时候常常说河池没有什么特产，但出产作家。如果把河池的作家比喻为一枚枚土鸡蛋，那聂震宁先生无疑是闪闪发亮的那一枚。

很高兴他离开了河池，更高兴他离开了广西，否则我们这些后来者没有机会那么快冒出来。每每见到他，我总是心存感激，说幸好你不写小说了，要不然这块蛋糕轮不到我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