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旧时文人中，钟情并书写老北京的很多，翁偶虹是绕不过去的一位。新近出版的《春明梦忆》，搜集的全部是我曾经读过的旧作，但重新翻阅，依旧兴趣浓郁，翁先生的梦忆，也勾连起我的回忆。

同一般文人书写老北京注重其历史地理、街巷店铺、民风民俗不尽相同，《春明梦忆》显著的特点，是将这些内容化为书写的背景，而着重让京戏这一元素登场，与老北京风俗联袂演出一场大戏。这是其他关于老北京的书籍中少有的，也是翁先生的拿手好戏，因为他就是梨园中人，他为程砚秋先生编剧的《锁麟囊》，至今盛演不衰。我就是看了这出戏之后，迷上翁先生，从而找他的书来读的。

了解老北京，尤其是清末民初的老北京，京戏是绕不过的一道坎儿。自从四大徽班进京，在朝廷的倡导和宠爱之下，京戏融入了老北京的生活，成为文化经济乃至政治别样的倒影。京戏的盛衰，和老北京包括街巷店铺等民俗文化的盛衰，有着彼此镜像的关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至今欠缺，尽管翁先生的这本书并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著，但其中很多内容，正好为我们补充些不足，提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路径。

在这本书中，翁先生谈烟画，谈烟壶，谈评书，谈庙会，谈节日……几乎篇篇离不开京戏，正可以看出京戏对于老北京民俗文化与历史的渗透力之强。在《烟壶》中，翁先生写京剧名宿李洪春到东安市场买一个“文武二圣”的鼻烟壶，如一段折子戏，非常精彩。这个鼻烟壶一面画关公看《春秋》，一面画关公舞大刀。李以红生戏出名，偏爱关公至深，对这个鼻烟壶爱不释手，几次讨价还价不成，最后原价买得。卖主以后几次请李在东来顺吃涮羊肉，几次李要付款，都被店主拦住，道出实情：卖主看李着实喜欢这个鼻烟壶，为此多卖了钱，心里不落忍，方才执意请客。同一般专门介绍鼻烟壶历史与品种等单摆浮搁的文字不同，这则文字对老北京艺人与商人之间作了别样的罗致，买卖之间，有了赚钱的欲望，也有了人情，有了故事，有了值得今天思味之处。

《评书与戏曲》中，翁先生介绍了京派评书三大派：贯口（气势派）、方口（清澈派）和活口（机智派）。然后，介绍了百年以来，评书艺人和京戏艺人相互学习的历史传统。其中，着重讲叶盛章从绰号“净街王”（每逢电台广播他的评书，前门一带行人都驻足倾听）的王杰奎的评书《七侠五义》中学习，塑造出翻江鼠蒋平的形象；金少山从品正三的评书《隋唐》中学习，帮助他在表现《锁五龙》的单雄信时有了新招法；名丑马富禄听田岚云、陈士和的评书《盗葫芦》和《田七郎》，从除夕夜听到大年初一早晨，让他痴迷并受到启发，编写出新戏《双侠盗葫芦》。翁先生说：“说也奇怪，一个故事出于评书艺人之口，就有一股艺术魅力，引人入胜。”又说：“评书与戏曲，可以说是血缘相依的姊妹艺术。”那时艺术之间相互的借鉴和彼此真诚的交流，让关于老北京的书写有血有肉而别具一格。

这本书中最有意思的，是写翁先生陪同当年和马连良齐名的四大须生之一、高派创始人高庆奎逛隆福寺（《逛庙会》），写得一波三叠，生动感人。他们一共逛了庙会中“鬃人儿”“影戏人儿”“面人儿”“托偶戏人儿”四景。如今，后三种还能见到，“鬃人儿”几近绝迹。“鬃人儿”又叫“铜茶盘子小戏出”，“用胶泥做人头，纸浆做身胎，再用各色绢纸，扎扮戏装，人都没有脚，靠、褶、蟒、帔以下，整整齐齐地粘牢一圈猪鬃。”把这些鬃人儿放在铜茶盘子上，用棍子敲打盘子，鬃人儿会动，像演出一场大戏，好不热闹。

这四景中写得最热闹的，是“面人儿”。艺人“面人汤”见到久仰的高先生，直爽地要求高先生为他摆一个《战长沙》的身段，他来捏个面人儿。高先生爽快答应，就在他的摊位前摆了个关公拖刀的身段。这是个单腿跪像，“面人汤”觉得有些棘手，请高先生换个姿势，高先生立马儿换了个横刀肃立的亮相。没用两碗茶的工夫，面人儿捏好了，装进一个玻璃匣中，“面人汤”奉送给高先生。高先生说，手工钱我领了，但玻璃匣钱照付。便拿出钱来——是多出一份手工费的。这便是当时的艺人，在艺术面前，透着彼此的尊重和惺惺相惜。如今，不要说艺术品的漫天要价，就是看如此名角的高先生当街摊前为“面人汤”摆身段，一个不行，再摆一个，还能见得着吗？

书中有一篇最长的《货声》，是最重要的一篇带有学术研究指向的文章。在清末学人蔡省吾的《一岁货声》基础之上，翁先生对老北京货声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收集，以“流动性的十二月货声”和“长年性的串巷货声”分门别类，所录胡同里的吆喝声多达368种，比蔡当年所录有的100余种吆喝声，多出了200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对北京的胡同和与之连根生长在一起的吆喝声饱含感情，并舍得花费气力，才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样的学问，不是高居在上，仅仅从典籍之中得来，而是要远至江湖，深入民间。一般学问家，或不屑于做，或根本做不来，只有翁先生做到了，他说这些吆喝声“声调音腔是美的，是智慧的创造，大多数是诞生在苦难的生活中，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一幅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劳动人民生活的广阔画卷，意境深远”。这是翁先生对于老北京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