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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抢眼的孤独与丰饶的旷野

来源:十月文艺(微信公众号) | 梁豪  2019年05月01日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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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对女人的故事,逼出她们体内的泪和倔,大抵算不上顶难的事情。但若以长篇的规模,浩浩荡荡地将一对女人写得独树一帜又万物交通,这又是另一码子事,一码子绝非一招半式的杂家拳脚可以糊弄过去的事。

这样的小说的作者,须格外有劲儿,更懂得用劲儿,蛮力、苦力、巧劲、寸劲都使上, 才可捶打出如此体量和能量的家伙。所以,《大野》是一部充满力学之智与美的小说。牛顿第一定律教诲我们,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原有状态。在小说里,今宝更像那个渴望维持“静止状态”的人,她扎根故土,任劳任怨,从一而终;在桃可以归为盼望“保持匀速直线运动” 的人,一路走来,她追随过挎斗摩托的速度与激情、追随过南之翔逐梦的脚步,她苦苦追随却从未想过“超越”。这是理想的状态。可惜现实并不够理想。而这,正是小说得以成立并生猛发育的根本动力——动力即“外力”,即世界上无所不在的阻力。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充满阻力的世界当中, 在因果律和可然律里安之若素。通常,小说在设置阻力时,会让它更为醒目、亮眼、戏剧。这本无可厚非。但若一位作者煞费苦心地为小说中的阻力洒下一些斑驳和暗影,让它更为逼真、更具认知的难度,让它晦涩如生活所是, 往往会令我们惊叹和哗然。这不只是情愿与否的问题,更是一种赖于敏感体质的能力,小说在书写者的操纵下,成为一场对情绪表达的续航能力要求非常严苛的幻术。

所幸《大野》不怕,因为它有“双引擎”—— 第三人称现身的今宝和在信件中以第一人称亮相的在桃。今宝早年丧父,于她,还没来得及好好体验的“父亲的力量”,似乎“掌控着整个世界的平衡”。她失衡了,一路失衡,直到遇见各项条件均及格以上的丁建新,于是两人结合,如各方所愿。于是接着失衡。今宝一直都在体验着残缺带来的“漏风的幸福”。她想过反抗,在一番隔靴搔痒过后,她大梦初醒,原来她所践行的是一种卡尔维诺所说的“艰难的英雄主义”。“我能想到的好东西都在街上,都在外面,我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成了她背负的十字架。于是,就像辛格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一样(台译为“傻子金宝”),今宝只得顺应别人的呼声,在这个浮夸、笨拙的世界里,做一个与之匹配的“傻子”。

像是某种协调,在桃的症结出自母亲。母亲弃她而去,蛮横,冰冷如铁,想到母亲,在桃便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母爱只能唤起她对光的奢望和眼底的黑。因此,她只能“把自己往谜里活”,将沉默塑造为性格,逃成了不二法门,迷失以“彼岸”的形象粉墨登场。在桃之所以沉默,不是因为没有表达的诉求,而是没给机会。所以到嘴边只剩了一句话,一句肮脏但威力十足的口头禅:日你妈。甚至这也来自对母亲的模仿。因模仿而记得,也避免真的变成母亲。一个赝品刚刚好。殊不知,她是赝品的赝品。这位彻底改变了在桃人生的女人并非其生母,这个女人所有的难言之隐,为自己争得了道德上的豁免权。可谁又来为在桃的不幸买单?茫茫旷野,静寂无声,沉默,不幸在非血亲地传播着。

蒙塔莱在《生活之恶》中写道:我不晓得别的拯救/ 除去清醒的冷漠。这种冷漠发自肺腑,那里本该是人体最温热的地带。故而,那些决定性的外力,通常并非来自他者,恰恰是那个阴晴不定、冷热交替、自相矛盾的“我”, 最终让某种形象和特质“成为自己”。留守也好,出逃也罢,本质上都是一种归返,回到曾只身前往的梦境,那里无忧、丰饶、我心永恒, 那里有一个人幸福的模样,孤独被修正为独立, 空虚被美化成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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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谈论长篇,就像在谈论婚姻。日子长了,不免松垮懈弛,缺点逐渐暴露出来。但这并不影响一段婚姻的成败,只要保住底线, 同时还能看到闪光点,我们就认定这是一段好姻缘,正如断言这是一部好小说。不辜负,不觉间成了一条并不算低的准线。但总有一些完美主义者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当初刚在一起时那么好?

《大野》的好,经得住这般挑剔的诘问。它毫不懈怠,像时刻妆发齐整、举止得宜的女郎, 带着主人公的疑问和阶段性成果追寇入巢,甚至还有点意犹未尽。两性、亲情、时代与个人的关系,都是它的着力点和生长点。小说的触角随着故事时间的推移不断开拓、延伸,它在一寸寸地迂回、弥漫、试探。主人公的欲念情思作为整部小说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在理所当然和始料未及之间跳动、缩张,细微而坚硬,透明又隐晦。孤独及其变种霍乱一般蔓延的时候,救赎的机会同样出现。错位的情绪表达及其意外的收获,让我们随主人公一起筋疲力竭、峰回路转、百感交集。

但它是有根有须的,小说与南方那片温暖、潮湿、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土地紧紧连在一起,不浮、不玄、不躁,带着泥土的气味和质感。它时而如滑入泥淖,投射出生活本身的邋遢、粗鄙、黏糊,时而又如钻进泥浴,让人疗愈、释放、新鲜。就像南之翔之于在桃那样, 小说一再激活我们“内心沉睡的区域”,使我们迷惑,也令我们沉迷。它首先是南方温润的土壤里长出的果实。同样是探寻人的命运或宿命,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写青天白日下的苟且偷生和法网恢恢,是正邪、黑白、善恶的杂糅与对冲,镌刻着北方的粗犷和雄性的调笑;《大野》则是日光流年里掰开揉碎的人性底色, 它审慎、析毫剖厘,对内,是主人公自虐般的折腾,对外,是极为克制的放肆,近乎天然地披覆着南方的灵动和柔性的自矜。

环视婚后风调雨顺的生活,今宝真心觉得无可指摘,但她依然感到一种虚妄和不满,她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只是对所有这一切都有点失望。”这句话点出了整部小说的精髓。我们太容易忽略生活中那些一点点、一定程度、一些些,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将就,以为可以视而不见、笼而统之。但就是这些不决然、不完美的罅隙,孕育着生活的风暴。《大野》轰轰烈烈地写出了这些罅隙里的风暴。风暴过后,到处都残留着聪敏的女人对这个笨拙的男权世界的无奈和叹息。她们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更是反思者。她们与时代对视,和时代平行奔跑,也与时代一同省思。正是在这一点上,《大野》所承载的情感能量和精神深度,远远超出局囿于姐妹悲欢情愁的《七月与安生》。

在桃那些洋洋洒洒的书信,感人至深,但对小说的构建却形成了不小的挑战。人物形象与身份定位是否贴合,小说语言、书信语言与人物自身的腔调、话语体系是否冲撞,书写内容、篇幅与书写对象之间是否已建立起必要的信赖与足够的耐性等等,都是横亘于笔端的难题。顾此失彼的情况在所难免,但这恰恰又是小说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它完全可以燃烧掉一些“真实”,去点亮“真诚”这把绚烂的篝火。这种文学的温度和光辉让我们意识到,在我们心灵内部和看似熟稔的生活之中,依然存在许多晦暗的地方等待被温暖和照亮,而我们, 同样值得成为一个善于发光与烛照的人。这种值得,是一种更高向度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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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乃人世间大事。《大野》开篇今宝爷爷在今宝父亲临终前的状态,让我想到盛可以在《喜盈门》里所描写的一家老小对曾祖父迟迟未断的最后一口气的态度。死亡的无常,增添了生者的成本。在死者与生者之间,不是太匆匆,就是等不及。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一群没有学会如何告别的人。哭作为一种强烈的形式,成了我们面对生离死别时不言自明的默契和规约。哭的背后,除了不舍,恐怕还有忏悔甚或是畏惧。歇斯底里的哭,是国人在天人永隔之际的普适性通则。这种不懂,最终在生活中演变成不能和不敢,牵制着我们的悲喜、诚伪。今宝没有哭,她成了破戒者。

那个年幼的今宝对我们的无声质问是,不哭就意味着无情吗?显然不是。她是在寻找一条独属于父与女的心灵通道,她试图跳过形式, 凭借自己的记忆和感受,扼住那个棒喝似的、灰白的、无情又多情的死亡瞬间。对于挽留的无效的自责,最终被篡改成经由他人谴责而引发的悔过,成了对今宝的“欲加之罪”。今宝负罪,她痛苦,因为多情总被无情扰。却也因此,记忆抵挡住了遗忘的侵袭,精神的父亲得以永垂不朽。

告别的难堪在在桃那里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观。小诸葛、南之翔、胡干事、陈志高, 这些在在桃生命中留下重要划痕的男人,他们的离去,无一不是愕然、唐突、鲁钝的,是彼此情感的休克和猝亡。在这层意义上,《大野》是要带我们重新认清时间,它不仅是要唤起我们对“时间到了”的关注,更是让我们庄严地去思考,我们如何度过那些正在经历的时光。

定格是一种办法。小说留给我们很多特写,在特写面前,无论善恶美丑,一切细节无处逃遁。我们可以称其为时代的见证、历史的力量,又或者,不妨径直称为人生。这是今宝和在桃的人生,一代人的人生,它一帧帧地跳过,颠沛、局限,却又滚烫、永不言弃。不管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是一群人的命运,小说为我们奉上了一种叫时间感的东西。它在小说里是看得见的,甚至摸得着。它从过去,伴着年轮般的新闻旁白、歌声舞步、影视剧目、穿戴风尚而来,走到我们的眼皮底下,随而远去, 那么淡定又行色匆匆。它很像今宝母亲那件外套,“虽然没穿过几回,但已经旧了,放着放着就旧了,变成一种没有办法说得清的颜色”。越是说不清,越是要说,这就是时间对一个特写爱好者的诱惑。时间无痕,但时间感却实实在在,它在我们的心里作祟,挥之不散,它是我们来过的见证,唯一的见证。于此,小说的视野被不断撬开。

娜拉出走之后,离家的女性究竟往何处去,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一旦涉及每个具体的人,或许永远都无法发放统一的标准答案。很多女性以归来的方式默认妥协的事实。在桃几乎无可幸免。就个体来说,任何规避问题的空间逃离和往事随风都与超脱无关。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只有过尽千帆依然饱满、豁达的生命,才能实现真正的逍遥。在桃似乎意识到了,所以她最后选择回到普济圩农场, 她先要安顿、济助自己的人生。

今宝和在桃四十年的人生历程就像一枚透镜之两面,它最终对准的是茫茫的人海,那里是我们偶一失望的来源。但正所谓礼失求诸野,也依然是那茫茫的一片人海,寄存着我们所有的善念和希望。《大野》以其南方的灵动和柔性的自矜,向我们娓娓述说:旷野之大,不在其幅员和气派,而在包容、自由与当中所有生动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