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白描先生想干一件大事，他要把千年郑国渠的“前世今生”来一番梳理，在历史的、文化的抑或文明的坐标中溯源而上，给世人揭开这条满载荣辱浮沉之大渠的普世价值与人文样态，以及它之于中国文化精神、之于华夏农耕文明品质的奠基意义，这是宏大叙事，它需要笔力，需要毅力，需要在纵横交织的时空里，静思冥想，并凝望逝去的人事，从而激发出历史的浪漫主义和多情的人本主义思想，给大渠的历史赋予全新的注解，这也需要心智体力的极限付出，同时，更需要一种广博的大爱。

《天下第一渠》的成书过程即是爱的寻根过程。2016年11月8日，当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宣布郑国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时，白描和置身会场的中国人一样热血沸腾、倍感自豪，然而，热血唤醒的还有他那颗赤子之心，作为泾阳大地的儿子，作为大渠边长大、后又离开故土的作家，还有什么比写大渠为己任更能抒怀游子情、赤子义呢？他要给风雨郑国渠以全新的历史定位，让它巨大的史质价值得到应有的肯定与尊重，这是良知，也是功德。他“不光需要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大量采访，还需要进行细致的实地踏勘。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感觉、状态、情感、情绪调整到一种特定的氛围中，需要全身心融入故乡的文化气场，让自己走进去，从里向外写，而不是像一个访客一样从外向里探望”。白描写大渠具备这样的先天优势，与故乡泾阳的生命关联、郑国渠融入血脉的生命印记也为他书写大渠这一浩瀚的文化工程以情感的温度，在爱的文字里，他希望带着我们来一次穿越千年时光的文化之旅。

白描温润雅致的笔触将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那个智者开山、群雄逐鹿的战国年代，隔着厚重的历史帷幔，那个叫郑国的间谍向我们走来，他抱着必死的心以效忠韩桓惠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无奈事与愿违，韩王的疲秦之计诞生了伟大的郑国渠，却也为日后秦国横扫六国、统一华夏积淀了丰厚的物质文化基础，与郑国渠同样伟大的当属秦王嬴政，郑国的阴谋败露，秦王对此却并未追究，这需要何等的胸襟与格局，也在另一层面反映了郑国渠之于强秦的不朽意义。这段历史在典籍里不难查找，而客观理性的章句却远远未探视到当事者深邃且幽微的内心世界，少了一些人性深处的“博弈”和思想角度的“斗争”，白描立足这点，为郑国个人与他耗时数年修建的庞大、系统的水利工程郑国渠进行了情感构想，让秦王嬴政在家国与个人恩怨的角度反观郑国这一“无心插柳”的行为，白描有意退却了这些人帝王将相的身份象征与心理束缚，让笔下的人物本色“出演”，尊崇于本心，对历史进行了符合情理的还原和想象，读来令人信服与感动。

至此，郑国渠的历史大幕被白描彻底撕开，或者说，在郑国渠的千年时光镜像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见证历史风云、了解民生民情的绝佳载体，也是成就不同阶段特定历史面貌的某种先决因素。在封建帝制时代，农业是国运，也是命脉，靠天吃饭的农业生态环境显然是过于被动的，中国古代第一条人工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便正是应时而生的惠民与希望工程，强秦是如何步步为营、为战国纷争的无序状态划上圆满的句号，又是如何开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迎来一个全新辉煌的帝国时代，答案几乎成为人们的常识了，然而，郑国渠对于强秦的伟大战略性却并非人尽皆知，故此，白描要写“这条渠对一种文明和文化的塑型有多大的作用”，这是《天下第一渠》丰沛的人文内涵所在。

当然，秦王嬴政的大渠强国壮举也是后世帝胄的治世共识，汉武帝、苻坚、元世祖、康熙、光绪等熟悉的面孔，在他们励精图治的伟业蓝图中，郑国渠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所在，大渠的水涨水落甚至能牵动他们敏感的神经。从秦朝以降，在汉朝、唐朝、五代十国至元明清以至民国等千年历史长河中，郑国渠始终是帝国王冠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是时局稳定、海河清明的“度量衡”，是固守农业的基石，是经世致用的表征，可以说，郑国渠往往是一个封建时代独特气质的缩影，它的人文情怀、政治教化、外交军事、世道人心等都在大渠的枯荣中得到侧面隐射，大渠成为农耕文明兴旺发达的“定海神针”。

汩汩滔滔或断流萧瑟的大渠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国运的大渠、民生的大渠，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渠，正是基于此，大渠催生了中国古代水利科学的素朴知识，代表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这也是对世界水利工程长足而卓越的贡献。从白描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唐代对水利的管理水平以及诞生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水利法典《水部式》，知晓了元代水利专家李好文《长安图志》中的《泾渠图说》部分，是对古代水利科技涵盖的又一次统揽与归纳，这些智慧的凝结，成为中国古代水利科技的闪光名片，流传深远。

《天下第一渠》中，白描为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志典籍中，抽丝剥茧、分条缕析地梳理出大渠工程技术的历时性发展脉络，从最早的引泾灌溉到数个朝代的修复开拓，从传统的老渠到清朝的拒泾引泉，直至后来的新渠、井渠工程的创造性设计，都被白描如椽大笔逐一纵深开掘，“自明至清，官方和民间一直没有停止引泾的努力……由于泾河的水文特点和张家山独特的地理地质条件，传统的工程技术手段可以说是到了极致……如果把井渠和新渠放在引泾的历史中来看，对其的正确评价应该是：以传统工程技术手段进行的最后一次尝试，虽然工程没有成功，但启迪近代引泾工程必须开辟全新的设计思路和举措”。白渠、泾渠、三白渠、王御史渠、广惠渠、丰利渠以及拒泾引泉后开凿的龙洞渠等等，这些陌生而亲切的名字，我们不应该轻易的忘记，不能忘记开凿大渠的数以万计的古代劳动者，不能忘记因技术局限而不断拓展大渠版图背后所暗含的丰富的生命繁衍意义，不能忘记因大渠滋养而奠定在人们心中的土地依恋，不能忘记大渠与农耕文明的天然情缘，它如基因般，赐予中国人良善、宽宥、担当的精神品格。大渠是历史，或者说，大渠以自己独特且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历史，化育了万物。

白描以三次议修泾渠为时间轴，将民国至建国前这段泾阳乃至全国的特定历史大事件以点带面的辐射，既放的开，又收的紧，既能着眼世界局势，又能体察动荡的国内时局，既钦佩力挽狂澜的民族精英人士，又同情爱国的进步力量， 与以往同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同的是，救亡图存的希冀在《天下第一渠》中是依靠这条大渠来凝聚的，围绕大渠，国际友人尼克尔斯、贝克、安立森、郭崇礼等人出场了，这些爱的使者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与大渠的爱的“对话”。围绕大渠，郭崇礼和党自新尝试着用西方现代科技手段对大渠进行工程勘探，读到此处，我想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会平静，国难当头，这些爱国人士并没有就此消沉，也没有一味的排外，而是去伪存真地汲取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手段为我所用，以期家国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以此细节为根基，再将千年郑国渠的修建推为远景，我们会看到郑国计谋败露后，秦国的逐客令以及李斯那篇如沐春风的《谏逐客书》，其实，包容并举、海纳百川的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喜悦的是，这样的精神每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都会印证在大渠上，这也是《天下第一渠》持久的文化魅力所在。围绕大渠，靖国军与敌对的陕西军政府达成了空前的共识，与进步人士一道，修复泾渠、龙洞渠，解民凋敝，这样的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值得书写的还有泾阳大地上走出来的英雄名流与豪杰，于右任、李仪祉以及挚友杨虎城、朱子桥等，是大渠及大渠所庇佑、养育的万民令这些改写时代的人重回泾阳，来到大渠母亲身边，历经万难，排除万险，亟需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在乱世开太平，谋划着一场贯通古今、开物拓荒的引泾工程。

1932年6月20日，泾惠渠放水典礼在张家山举行，群情激奋，“泾惠渠是我国第一个用现代科学技术兴建的大型灌溉工程，开创了我国现代水利的先河。它是书写在渭北大地上的壮丽诗行，同时它被铭于碑石，成为传之于史的永久辉煌”，白描如是说，白描更想表达的是，受惠的百姓依然喜欢亲切地叫它“仪祉渠”，李仪祉伟大的人格力量可见一斑。

白描在《天下第一渠》中引用了张孝德《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四大贡献》一文值得关注，张孝德在文中指出，“如果说工业文明留给人类的遗产集中在科学技术与物质层面，那么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则主要集中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其实，在郑国渠的开凿与发源之地泾阳，千百年来，大渠以它的厚德给这方大地上的人民淳朴善良、勤劳务实、忧国忧民的美好情怀并一代代传承，这样的情怀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绝然不同的思想境地，兴起于明朝的陕西商帮让泾阳茯茶闻名于世，这是商业文明在泾阳的一次成功“预演”，之后，商业基因与泾阳纯良的民俗民风结合，不断创生出令后世艳羡的近代商业传奇。

“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如三桥一撮毛”，这句谚语说明泾阳富贾大户的密集与繁盛，他们重品行、讲义气，把信誉作为立业之基，这样的经商之道在意识形态层面便是他们慷慨无私的家国理念体现，爱国如爱家，正是这些有眼界、有情操、有经济实力的进步人士，让泾阳在近代历史中被红色革命所眷顾，一代代可歌可泣的泾阳儿女的名字被中国革命史所铭记。比如被世人称为“辛亥革命泾阳三杰”的高又明、高季维和柏筱余，与井勿幕、宋教仁等同盟会成员一道，推动陕西辛亥革命的发展，清末泾阳首富柏家后人柏筱余为革命捐巨资、设公社，传播革命思想，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厚爱。比如，曾参与引泾工程龙洞渠管理的姚氏家族，其后人、立志于“实业救国”的姚文青，这位于右任、吴宓的至交好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将自己半生积蓄---黄金首饰共计七百余两捐献国家，支援抗美援朝和祖国建设”，在姚文青眼里，家与国在精神层面达到高度统一。近代泾阳富商大户知名度最高的当属安吴寡妇周莹了，白描的浪漫主义笔触同样给这位传奇女性写意，写意的情感性衍化为红色革命的生动性时，安吴吴家在近代革命史中以另一种绚丽多彩的面目出现了，由“安吴遗址”跃升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后，毛主席、朱德、林伯渠等革命先辈对青训班给予厚望，主席前来视察并题词鼓励，朱德任青训班名誉班主任，林伯渠前来授课，至此，泾阳大地与中国革命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白描在《天下第一渠》中写道，“安吴青训班，这座抗日青年的革命熔炉，谱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篇章”。

又岂止是泾阳的富贾大户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大渠养育的泾阳儿女也在为革命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白描的书写在此内敛而深情，因为，那段不忍回味的家族往事以革命、或者是情感的名义被推到了前台，让人们认识了白描母亲熊芝兰，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不平凡的感人故事。17岁便投身革命的熊芝兰在长征途中“迎击敌人围剿，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吃树根嚼树皮，左冲右突，辗转奔波”，后熊芝兰被编入“援西军”，“但因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援西军’到达甘肃宁夏交界一带停止西进，就地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此时，20岁的熊芝兰染上了天花，被安排在甘肃一户老乡家中治病。病愈后，大部队已不知去向，因寻找大部队走错了方向，沿路乞讨到泾阳，“她的命运出现了拐点”，泾阳接纳了这位党的女儿熊芝兰，给了她大渠边上的家，给了她安慰与爱。

熊芝兰女士内心的革命向往并不曾因时间、儿女和家庭现实有丝毫的动摇，她还有一个更大、更温暖的家园距离她仅有25公里之遥，那就是安吴青训班。遗憾的是，家人出于种种考虑、出于对她刚毅脾性的了解，在那个信息不很灵通的年代，向她隐瞒了这个事实，直到她去世。我想，白描是饱含热泪来书写母亲的故事的，欣慰的是，白描笔书胸臆，为母亲立传，也是为每一位身为人母的老红军立传，这些光辉动人的女性形象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令人缅怀。

如果说，郑国渠的千年历史岁月、民国引泾工程的波澜壮举、红色革命的义贯长虹是《天下第一渠》的“咏叹调”的话，那么，白描的大渠成长经历就是个人的情感“奏鸣曲了”，这些叙事没有了历史题材书写的严谨与厚密，没有了革命题材书写的光荣和敬畏，亲情伦理的视野下，炊烟袅袅、渠水流淌，鸡鸣狗吠、原野飘香，家人、友人、故人一股脑地涌现在文本的沃土中，爱所环抱的童年、少年以及立志离乡的青年时代以一种回忆的视角，被大渠边的人事“唤醒”了，发酵为独属于白描个人的成长“苦难史”、“创业史”和“奋斗史”，当然，这样的苦难也是生活的某种常态或应激状态，如饱经风霜的长者，让白描品尝到生活的“滋味”与美，并荡涤为白描对生活的感激。这些细节很是烟火气息，甚至有点拉拉杂杂、直白琐碎，但是，这些爱的元素与“构图”的心灵冲击力是骇人的，它让读者直接跳脱开《天下第一渠》宏大叙事的“渊薮”，与蓬勃昂扬、质感丰盈的生命故事“相遇”，一种代入感与熟稔感流露无疑，因为，爱是感动，爱也是人性中永恒的旋律，这首爱之旋律被白描奏响了，或者说，他将人人心中有的“天下第一情”弹拨在了人们心间，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白描干成了这件事情，《天下第一渠》以郑国渠为叙事背景与情感视阈，以家国理念、历史延展、文化品质、伦理亲情、革命意志等为经纬，编织了一副如清明上河图般宏阔高远、静水流深的人文画卷，它是史志，也是散文，它写人事，更写感情，它如君子，给人心灵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