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卢来发86岁那年，患了结肠癌，做了一次大手术。我专门请假从北京赶回武汉照顾父亲。陪床的时候，我问父亲，您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要我帮您完成吗？父亲想了想说，我的入党介绍人一直没有找到，这是一个遗憾。我问，您找入党介绍人，是要让他为您证明什么？父亲一听很不高兴，拉下脸来：你这个同志怎么光考虑自己？我都65年党龄了，还需要别人来证明吗？我1950年、1954年、1985年三次回老家，都没有打听到我入党介绍人的下落，活下来的同志里没有他的消息，革命烈士名单里也没有他。我是想查到他的下落，为他做一个证明。

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叫邱结成，是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高云山乡人，在父亲的家乡凤山北面。1929年1月31日，安远县委在仰天湖成立了红军安远县游击大队，父亲就是那一天参加了红军。后来父亲在大队部当通讯员，邱结成是小队长。再后来，游击大队编入主力红军，邱结成担任了指导员。

那天，我坐在父亲的病床前，听他娓娓讲述那段难忘的历史。“邱指导员作战勇敢、率先垂范，在战士中有很高的威望。记得有一天，我问邱指导员，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邱指导员说：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欺负人！邱指导员的话一下子把我的心点亮了。我6岁丧父跟着母亲讨饭为生，8岁给地主放牛，13岁当长工。我最清楚受剥削、受压迫、受欺负是什么滋味。邱指导员的话虽然非常朴素，但包含了深刻的革命道理，帮我第一次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我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人，便递交了入党申请。1930年11月，邱指导员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7月，我们随红7军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一天拂晓，红军各部队向敌军发起总攻。邱指导员冲在最前面，带领9连战士们与敌军展开英勇的肉搏战。经3个小时激战，红军全歼敌军第2旅，击毙旅长谭子钧。在战斗中，邱指导员身负重伤，被担架抬下了战场。接着，红军又连续作战，在良村、黄陂等战斗中歼灭敌军，粉碎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战斗结束后，我任9连排长，上级又派来一个新指导员。我到后方医院打听邱指导员的下落，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有人说转到老乡家养伤去了，也有人说没有抢救下来牺牲了。”说到这里，父亲沉默了很久。

“一年以后，上级任命我为9连指导员。说实在话，我哪里会当指导员？我就回想当年邱指导员是怎么做的。行军时，连长走在最前面，邱指导员走在队伍中间，便于做部队思想工作：进攻时，连长在指挥位置上，邱指导员带尖刀排冲在最前面；防御时，邱指导员在最关键、战斗最激烈的前沿阵地上；撤退时，邱指导员每次都在断后的位置上。我就照着邱指导员的样子做，很快9连就认可了我这个新指导员。1934年8月25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在《高虎脑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专门表扬了9连的战场政治工作。我常常想，邱指导员虽然只当了几天9连的指导员，但他永远是9连的一面旗帜。”

听着父亲的讲述，一位红军时代的优秀政工干部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决心帮助父亲完成这个未了的心愿。

在地方民政部门的帮助下，我终于查到了一位与父亲讲述情况最接近的人：邱古铖烈士，安远县高云山乡人。父亲喃喃念着这个名字：“邱古铖，应该是他，就是他！”父亲说，他参军时不识字，后来是组织干事根据他的发音，填表时在入党介绍人一栏中写下了“邱结成”三个字。按照老家话，“古”和“结”发音差不多，至于那个“铖”字有没有“金”字旁，他根本不可能知道。

我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牺牲时间对不上。按照军史记载，红7军是1931年7月22日到达中央苏区的，邱指导员负伤的第三次反“围剿”莲塘战斗，时间是8月7日。但是邱古铖烈士1931年6月就牺牲了，时间差了一两个月，他不可能参加莲塘战斗。父亲想了想说，你去查一查，1931年8月7日，农历是哪一天？我找来工具书一查，1931年8月7日正是农历六月廿四日。父亲说，对嘛！过去我们记时间，都是记农历，军史记载都是公历，6月牺牲很可能是农历嘛！

父亲问，邱古铖烈士还有后人吗？我说，没有了，据民政部门介绍，烈士抚恤金都没有领取的亲属了。父亲感叹说，多少革命先烈都没有留下后人，你们就是革命先烈的后人，要永远记得他们，永远纪念他们。

三年以后，父亲89岁与世长辞，走的时候很安详。因为他心里最后牵挂的那件事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