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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年4月25日，笛福出版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鲁滨逊·克鲁索》。如笛福的传记作家约翰·摩尔所言，其时除了《圣经》，没有哪本书能像《鲁滨逊·克鲁索》那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阶层广为流传。它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而且创造了一类新的阅读公众。它不仅流行于底层读者，还得到了诸多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关注。亚历山大·蒲柏和约翰逊博士对之赞誉有加；卢梭把它定为爱弥儿人生的第一本书，认为它提供了对自然教育最完整的论述；马克思更在《资本论》里多处提及鲁滨逊，视之为资本主义语境下现代个体的寓言。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笛福是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中创作了这部经典之作。

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笛福的政治雇主罗伯特·哈里失势，其领导的托利党下野，五十四岁的笛福不仅失去了作为雇佣文人的收入来源（为哈里效劳的十年里，他年收入达三百至四百英镑），还再度面临煽动诽谤罪的指控。为了免于牢狱之灾，笛福不得不投靠辉格党大臣汤森德，在汹涌狂暴的党派政治新闻业，成为辉格党政府的秘密雇佣文人。即便如此，汤森德并不重视他，他的收入仅为先前的四分之一。庞大的家庭人口和昂贵的生活方式，使笛福不得不想尽办法，写一些时人欢迎的家庭行为手册，获取额外收入。当时，游记文学和历险故事颇为流行，窥见商机的笛福在五十九岁那年创作了《鲁滨逊·克鲁索》。书一经出版，立即风靡，四个月内再版五次（传统版本研究认为该书在1719年出版了四次，其实不然，参见希纳格尔[Michael Shinagel]为诺顿批评版写的评注）。这使他在同年便创作出版了《鲁滨逊进一步的历险》，讲述商人鲁滨逊游历非洲、印度、中国、西伯利亚，经沙俄，返回英格兰的历险经历。一年后，他又创作了第三部《宗教沉思录》，在这一部，老年鲁滨逊用沉思的方式反思前半生经历的道德意味。然而，当时的读者更偏爱充满冒险情节的前两部，对严肃反思意味浓厚的第三部无甚兴趣。盗版商便删除了第三部，单独出售前两部。笛福对此勃然大怒，表示第三部缺席，前两部将无法给读者带来应有的好处，作者的意思会被完全弄错，事实无法恰当呈现，道德反思亦将遭到误用。他写道：

寓言故事总是为了道德服务，而非道德为了寓言故事服务……这个故事，既是寓言的，也是历史的。它是对空前的不幸和罕见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的很好呈现，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人类普遍的良善，为了人们可以以最严肃的方式使用它。（引自《宗教沉思录》）

笛福表达这番观点，并非仅仅为了推销第三部。如果为销量计，他大可不必费力不讨好地创作《宗教沉思录》。在《鲁滨逊·克鲁索》的前言他就指出，一个人的冒险自述值得发表并且发表后能被世人接受，原因不只在于这个人的人生比其他人富于变化，更在于，他能像智者那样，在叙述一些事件时运用宗教的观点，达到实用的目的，使人们无论处在何种人生境况都承认和敬重上帝的智慧。

换言之，笛福并不想简单创作一个航海时代的历险故事，而是希望通过这段动荡岁月里个人的离奇经历，确证并肯定仍然存在某种必然的、神圣的力量在冥冥中发挥作用，仍然有只无形的、有力的手关心并致力于此世的个人的保存和繁荣。在人生的各种境况中，人都要聆听和注意神意之音，这会对自身的安全、繁荣和一般性的福祉产生决定性影响。笛福当然不是旧时代基督教的迷信信徒，汲汲于期盼神迹降临，而丧失了运用自己力量的能力。他认为，人性有出于自我保存和自爱而为恶的倾向，但恰恰是这些倾向给人性以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善，它们都存在于相应的恶的边缘。人性的阴暗和光明是适当混合的，正确地运用能使恶的倾向变成善，错误地滥用才使它们成为真正的恶。人要理解各种境遇和事件中的神意，理解在神意所提供的特定时机上自己的职责，就更得努力驾驭并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力量，积极进取，担当神意的工具，在各种不堪之遇中，避免毁灭。笛福的讲法渗透着他不服从国教者的精神气质。

笛福生于1660年（有学者认为准确出生年份尚不确定），去世于1731年，亲历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动荡年代。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刚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清教革命引发的混乱，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对所有不服从国教者而言，这是乱世。高教会因为在大空位时期饱受耻辱，促成国王颁布了一系列不宽容的法律，数千名牧师不愿服从王权而被迫辞去职务。不服从国教者的身份让大批人被排斥在正统教育和公共生活之外，讲道堂被剥夺，一切有学问的职业——私人礼拜堂牧师、家庭教师、授课教师、律师或医药行业的职位——都向他们紧闭大门。不过，他们可以涉足贸易这个为绅士贵族阶层不耻的领域，在新兴的金融秩序中寻找显身扬名的机会。

笛福出身于长老会派家庭，父亲就是个伦敦商人，处于平民阶层的上层。在大清洗中，他的家庭也追随其牧师脱离圣公会。父母本打算将他培养成一位长老会牧师，他却投身商海，从鞋袜商、烟酒进口商，到船舶保险人，未及而立之年就在城里和乡下都拥有房产以及象征身份地位的四轮马车。但新金融世界的风浪比政治世界的还要猛烈残酷。时运不济，英法开战，笛福承保的客、货船被法国私掠船夺走，他继而陷入若干金融诈骗指控，债务高达一万七千英镑。债主毫无宽容之心，发起诉讼，致使他乡下的房子和剩余资产被全数没收，年仅三十二岁便锒铛入狱。但笛福并未陷入悲痛，而是积极联系债权人以求达成协议，甚至在躲避抓捕期间还不断写作，并筹划新的弧形屋顶瓦片工场，意图东山再起。

出狱后，借助一位廷臣的关系，笛福成为皇家彩票的管理受托人，进而结识玻璃税官员，获得顾问的职位，得到其庇护与资助。在关系纽带下，他通过抵押地产，终于与人合伙创办了砖瓦工场，获利不小。在经济上重振旗鼓的同时，他跻身新闻业，成为出名的小册子作者，经常卷入各种政治和宗教争论。他辛辣讽刺的文风常常引起政敌，尤其是高教会派的记恨。四十三岁时，因为一篇讽刺高教会的煽动性小册子《论惩治不服从国教者的捷径》，笛福被投入伦敦新门监狱。牢狱期间，砖瓦厂倒闭，他再度破产。面对绝望的生活，他走投无路，只得投靠托利党大臣哈里帮他出狱，并由哈里襄助偿清部分债务。作为天生的辉格党人，他被迫与敌对的政治派别合作，沦为依附于政府的政治作家和秘密情报员，完全以写作为生。在哈里的授意下，他创办《评论报》，潜入苏格兰，制造舆论，促进英苏联合。然而，即便如此，他从未停止发表自己对于经济、宗教、道德的广博见识和犀利看法。

所以，一方面，笛福是个野心勃勃的世俗进取者，伺机而动，即使被迫依附权势和贵族，也要奋力在现实的世界重新崛起，充满了世俗实用主义的味道，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始终是个不折不扣的不服从国教者，无论得意还是落魄，都毫不掩饰自己尖锐甚至独断的文风，以笔为枪，与敌人论战，启蒙公众——即使充当党派的雇佣文人，也概莫能外。这使他经常四面受敌，多次入狱。他创作的《鲁滨逊·克鲁索》，以及之后的《摩尔·弗兰德斯》，浸润了他对转型时代人性和世事的深切体悟。

笛福像极了他笔下的鲁滨逊，拥有中间阶层的独断举止和复杂个性，在动荡的世界中一次次濒临毁灭，又一次次努力崛起。其时，绅士阶层宗教感淡漠，金融业勃兴，投机狂热，法律严苛，这使笛福意识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人生必定遭遇极大的偶然性。而面对偶然性，个体恰恰需要在凡俗生活中体会神圣的力量。鲁滨逊·克鲁索亦出身平民阶层上层，但他不依靠传统的由资助和庇护而获得职业的方式，而是只身投入海洋世界。这样一个孤独的、丧失了上帝和方向感的个体，如何在充满偶然性的新世界重新找回确定性？在承受了不堪之遇后，他又如何理解人性和现代社会的道德根基？

保拉·贝克沙埃德（Paula Backscheider）、约翰·摩尔（John Robert Moore）、约翰·里凯蒂（John Richetti）的笛福传记，分别出版于1989年、1958年和2005年。

《鲁滨逊·克鲁索》的大部分情节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冒险、奇迹和神意。笛福之所以创设鲁滨逊违反常情的出走，就是为了构造冒险的开端。冒险的推动力是鲁滨逊的天性倾向（inclinations），这是一种无法克制的自由冲动，它使个体冲破命定的阶层结构，闯入苍茫世界。鲁滨逊持续反抗父母，亦是因为他们如此积极地反对明知是他的倾向推动他去做的事情。他“偶然地（casually）去了赫尔城，当时没有任何出逃意向（purpose）”，却碰到一个同伴正要出海去伦敦，他便轻率地登船离乡，连个口信都没有带给父母，一别就是二十八年。

鲁滨逊冒险的展开伴随着一连串机运和偶然事件。船刚驶出亨伯湾口就遭遇大风骇浪，鲁滨逊虽然开始忏悔反思，却并不坚定。在船驶进大雅茅斯港（Yarmouth）再次遭遇罕见风浪的时候，他动了回家的念头，但因为慑于别人耻笑，加之在伦敦偶遇一位船长，他再次登上了驶往非洲的船。船长的诚实让这趟冒险收益颇丰，继而诱发了鲁滨逊狂热敛财的念头。当他准备再跑一趟，朋友却意外去世。这使他的这次航行祸事不断，甚至遭遇海盗，沦为奴隶。两年后，他抓住机会乘帆船逃到茫茫大海，本来极有可能命丧于此，幸而一艘葡萄牙大船驶过，搭救了他。葡萄牙船长不仅帮他在巴西安顿，还助他成为种植园主。随着业务渐多，财富日增，他头脑里又开始谋划超出自己能力的计划。在投机商人和种植园主的怂恿下，他前往非洲私运黑奴。新的航程使他九死一生，受困孤岛。

在西方语境里，冒险（Adventure，本文所标英文之大写均从笛福原文，乃笛福当时写作习惯，与《圣经》学有关）往往不等于简单的历险，而是指人在由机运带来的意外事故中遭遇神迹的、奇妙的事情。意外事故看似由一系列巧合造成，却隐含着神意。鲁滨逊打算再去几内亚的时候，“倒霉的是（misfortune）我那朋友回国不久便去世了”，这令他“在这次航行中接连大倒其霉”（Fortune的拉丁文词源fortuna即偶然、命运、运气）。每一次出海，都会发生事故，鲁滨逊只身在孤岛撰写日记时，终于发现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的奥秘：他被萨里人俘虏为奴的那天，恰巧是离开父亲家去航海的日子；他从萨里逃走的时候，恰巧又与从雅茅斯（Yarmouth）沉船上逃生是同月同日；更奇妙的是，他诞生之日和被风浪打上孤岛奇迹生还的日子也是同一天。

这显然并非是纯粹的偶因在起作用。鲁滨逊感到一束光照亮了这些事件的原因，“有一只至高的手在引导它们”（在笛福看来，上天对人的行动倾向的赞同或谴责多可被观察而知，这种观点与正统预定论非常不同）。鲁滨逊抛弃了上帝，看不到事件之间的巧妙关联，也从不进行严肃思考，一旦遇事便轻巧地视为偶然，不知畏惧或感恩，所以他前半生被恶运（evil Fate）摆布，凭机会（Chance）或运气（Luck）过活，内心没有确定的原则，像一只“仅仅受自然本原支配的野兽”，发生任何结果都不是基于自主选择：遇到正直诚实的英国船长，便颇有收获，遇到轻率冒进的商人和种植园主，便干起非法勾当，为偶因支配，濒临毁灭。

形形色色的冒险构成了鲁滨逊的一生，但也正是这些新鲜的经历，使他逐渐感知到自然的奇迹（Prodigy of Nature）。奇迹不是神迹（miracle），而是遵循自然因果链条发生的奇妙事件。从鲁滨逊通过海浪的助力存身孤岛开始，奇迹就不断发生。倾覆的船竟然被夜潮冲到近岸，使他在能力范围内获得生存必需品。从沉船上获得的面包快要吃完之际，地上突然长出十来个麦穗。感染疟疾濒临死亡之时，他翻箱寻找烟叶，还发现了从破船上拿来的几本《圣经》。烟叶治愈了他身体的疾病后，他随手一翻《圣经》，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鲁滨逊“信”的建立就是靠着一连串的奇迹。这些奇迹合乎自然因果律，但却带来奇迹般的效果。因为每个自然因果链条的环节都存在着偶然性，任何条件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不同的、不可探知的效果。倘若鲁滨逊不努力从大船上搬回谷物袋，而后又为自我保存，抖空谷袋，分装火药，他就不可能无意间洒落谷粒，得到麦子。但另一方面，他的自由意志并不能完全决定这个结果。假使船上的耗子吃光了谷粒，假使谷粒落在受烈日暴晒的地里，大麦都无法长出。可见，虽然取回谷袋与大麦长出之间存在显著必然性，但因与果之间又都存在着偶然性。笛福指出，自然因果链条内的偶然性恰恰体现了上帝的神意（providence），“神意指引事物的发生和结果，控制原因，在世界中形成条件之间的关联（the Connection of Circumstances）”。

笛福在理性宗教和启示宗教之间做着调和。纯粹的推理能力不能使人建立信念，它在令世界的自然因果律愈加清楚显明之时，也使人遭遇理性化带来的神圣感的丧失。当自爱成为人性基本的前提，忏悔、感激、邻人之爱将变得更加困难，人容易自满骄傲，虚荣伪善。笛福说，十八世纪绅士阶层大多是自然神论者或无神论者。另一方面，启示宗教的神迹也容易诱导人产生癔症般的幻觉，剥夺人的理性，削弱人的自主性，最终使人消解怠惰地依赖恩典，被动服从。所以笛福也不允许《旧约》时代的灵的交流方式（如幽灵、异象）还存续在他的作品里，而代之以地震、暴风雨、雷电、梦、冲动等自然和生理现象——笛福称它们为神意的声音。上帝无形的手通过在自然因果律的限制内搭建条件，使得事件可以因人的行动改变而发生各种逆转，从而使人可以与这部分神意的行动相交流。

笛福弱化预定论，加强神意的色彩，就是既要增强上帝自由行动的特权，也为人的自由意志留有位置。他认为加尔文预定论“将至高无上力量的双手紧紧绑在事情的一条轨道上（因果律），以至于除了以前确定将来要被实施、被允准的事情外，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实施、被允准的状况”。这样一来，向上帝祷告赦免、宽恕、免除、避免都没有了效力，人也变成自然神论者或无神论者。因此，他在神圣律令的不可变动性之上，增加了一种日常神意的运作。他说，“这里还留下一只自由的手来指导自然原因和事件的轨道”，“人生普遍的偶然性都被留给一位日常的运作者（Agitator）来处置，也就是神圣的神意来安排和指导这些人生的意外事件（Incidents）”。这种神意的多样的行动（Actings）正好应和人的自由意志。他写道：

我们是短视的，只能看到我们前面一点的路，也就是事情的结果。故我们应该利用所有我们能够得到的光与帮助。……神意的仁慈安排使用了不计其数的方式来向我们透露，上帝希望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中怎么做，并且毫无疑问，它期望我们与此同时能够注意到那些指引。（引自《宗教沉思录》）

在笛福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由此世和彼世之间无限绝对的鸿沟带来的孤独和有关救赎事务的紧张。这是他和清教徒班扬的重要区别。他强调神意影响、统治和引导此世中那些事物的日常运行，是为了世人现世生活的好处。这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它既致力于打掉现代个体的骄傲，使其承认自身的短视和软弱，承认在人生重大事务或困难处境里是需要被引领的，又有助于人建立积极的信念，而不至于精神陷入悲苦暗淡的无力状态。笛福在信仰和自由之间寻找平衡：信仰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现代人的道德自主性，人在事务的日常运行中聆听神意，能够更加积极地生活。

鲁滨逊重返社会后的故事虽然只有十数页，但却极为重要。它是主人公在冒险、奇迹与神意之上建立的道德世界观，是笛福眼中乱世中的个体应该坚持和践行的价值伦理。重返现世后鲁滨逊的一个重大改变在于，他不再仅凭一己的自然好恶来决断和行动。在极尽疯狂的冒险和不堪之遇后，他更加明白，人性不是自足的，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达到绝对的高度。人是一个短视的动物，总是容易被激情、欲念或习俗急流裹挟，投身于各种傻事蠢行之中。另一方面，人又是软弱不堪的。在极端的必然性中，依靠人性的自然力量，人能对抗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恶劣的环境、孤独、饥饿、贫困都能轻易地吞噬人性的所有力量和骄傲。正是冒险导致的各种遭遇，使鲁滨逊能超越实定法，从自然性上重新理解罪恶。

在岛上，面对被捕的哗变头子等人，鲁滨逊没有动用私刑，也没有将他们带回文明社会领受绞刑，而是把他们留在岛上，给予工具、种子和《圣经》，毫无保留地教他们生产生活技能，到第二部中，他还帮助他们划分土地。显然，鲁滨逊并非从法律，而是从人性自我救赎的意义上理解罪与罚。他希望这些恶棍磨砺于锹锄斧斤之间，寓心于福音信仰之中，得到重生。回到社会，鲁滨逊找到了早年忠实的管理人和导师——英国孀妇。当年鲁滨逊匆匆上船，将大笔钱款交予英国孀妇保管，没有签订任何信托协议。她在得知鲁滨逊落难巴西之后，非但没有因为自己境况不佳和法律文书的缺失而将钱款占为己有，反而在足额付款后，额外奉送厚礼感谢葡萄牙船长对鲁滨逊的照顾，并在船货里放了三本《圣经》，构成鲁滨逊孤岛改造的关键。但就是这样正派的女人，在经历一次婚姻后再次守寡，已无力奉还鲁滨逊的债款。而鲁滨逊的救命恩人葡萄牙船长，当年与鲁滨逊素不相识，甚至宗教信仰也不同。倘若他漠视陌生人的求救，或者在搭救后接受应属于他的合法权益，他并没有违反法律。但他拒绝了本可以索要的酬谢，因为这会剥夺鲁滨逊继续生存的条件，还变相为鲁滨逊提供了安顿所需的费用，又帮他从英国孀妇那里取回钱款，替他置办种植园营生的工具。然而如此慷慨之人，因为海船失事，亏损巨大，被迫挪用了鲁滨逊种植园的收益。这些真正诚实的人，因为偶然的风浪，在法律上反而统统变成了不诚实的人。正值资财紧张的鲁滨逊，固然可以挟法律来胁迫他们，追求严格的正义，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给予他们宽慰和接济。

这里显露出作者对衡平的极大肯定与强调。笛福对衡平的表述有两种，一种是法，即“衡平法”（Chancery Law），另一种是原则（principle），即“衡平/公道”（Equity）。两者的对立面分别是“普通法”（Common Law）和“正义（Justice）”。笛福认为，正义只是平庸的诚实，衡平才是真诚的诚实。人们运用普通法追求严格正义，多着眼于私人利益，其中掺杂着人性的卑鄙、吝啬、贪婪、自私。只有衡平法才体现人的慷慨宽大，是对律法主义的超越。

在笛福看来，衡平的根本在于宽容。这种宽容来源于抹去了身份地位差异的同类受造物的平等。因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没有人比别人更有骄傲的资格，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谦卑忏悔，通过对其他同胞的宽容来确认自己的罪，也就是把对上帝的感激化作对同胞真诚的情感。在极端境况中，人们普遍是软弱的，无法对抗自然之力，“面对一些不幸，人性是无法承受的，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也会吃他邻居放在他食橱里的面包而不是饿死”。这时候运用超出人性承受力量的严苛法律，是违背良心的，忽略了自己对上帝应偿还的债，忽略了对同胞应承担的责任。笛福写道：

富人是造物主的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s），他们免费地享受造物主给予他们占有的产业，获得地租、利润和报酬，但他们要支付自由保有土地的地租（a fee Farm Rent）给家庭中的幼子，即穷人……通过为别人做善事（all good Offices）以及友善、仁慈、慷慨的行动来不断清偿这笔债务。（引自《宗教沉思录》)

这是一种总体性的伦理实践图景。笛福在优渥境况中的人、上帝和糟糕境况中的人之间建立了道德关联。世事无常，优渥境况不是人单靠自身力量就能必然达到的，而应被视作造物主给予的恩典。因此富裕境况中的人对造物主负有债务，他应该成为神意的工具，对同胞行善事，使之不至于因不幸而遭到毁灭，通过人道的行动来不断清偿自己对造物主的负债。

英国孀妇和葡萄牙船长就是通过行善事，帮助鲁滨逊脱离困境，才会造成后者孤岛改造、洗心革面、返回社会、散财报恩的结局。正因为他们当年没有限于实定法，秉持衡平原则，履行神意的职责，在他们命运不济落到同鲁滨逊早先同样处境之时，才不至于身陷囹圄而遭毁灭，反而得到大笔资产，重新崛起于世。也因为社会中的合伙人、受托人、王家土地税务官、修道院司库诚实地履行职责，鲁滨逊的种植园才能在他在孤岛改造时得到看护和保存，成为他日后维生和救济的根基。所有人都成为了神意因果链条中的一环，得到自己的赏与罚。这个世界的机运如此难以捉摸，每个人都被巨大的偶然性支配，都可能变成犯罪者，只有个体捍卫这种价值，主动抓住神意提供的机会，在自身能力最大范围内实施人道，才可能面对偶然的世界。

或许因为笛福本人跌宕沉浮，阅尽世事，他才会如此着力于这个新世界的创造。在他的其他作品如《摩尔·弗兰德斯》《罗克珊娜》中，他刻画的金钱社会充斥着个体的投机、犯罪、怂恿、诱惑和堕落。在那里，贫困是陷阱，财产是人唯一可能过上道德生活的保障。但除了继承制，想另辟蹊径获得财产，无比艰难。女人只能变成理性动物，时刻审慎克制，依靠计算经营，方可扭转乾坤，规避毁灭的风险，过上伦理的生活。相较而言，《鲁滨逊·克鲁索》是一部充满乌托邦想象的作品，体现了笛福眼中新世界个体应具有的伦理精神。（笛福的思想和美国建国者颇有关系，所谓神意是美国自然理论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对于不服从国教者，当时的英国社会已然腐败，尽管正是他们开启了英国的商业化浪潮，但他们也警惕商业化带来的罪恶，希望在美洲自由的土地上重新寻找神圣法则。哈佛大学前身、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学院采纳了整套不服从国教派学院的教育内容，使用的正是笛福的老师查尔斯·莫顿编撰的教材。）

令人扼腕的是，笛福虽然为鲁滨逊注入了新世界的灵魂，他自己的晚境却是鲁滨逊故事结局的反面。他与大儿子本杰明决裂，去世前两年，老债务人的妻子又把他诉上法庭，逼他偿还八百英镑。为了避免被捕，这位蹒跚老人告别至亲，独自藏身于肯特郡的一个偏远村庄。出于保障妻子和未出嫁的女儿日后生活的考虑，他提前将财产转移给二儿子丹尼尔。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二儿子竟合法地享用了这笔财产，生活富裕，丝毫不怜悯母亲和妹妹。在最后一封给贝克尔的信中，笛福绝望地说：“我的心淹没在了不可承受的巨大折磨里，看看我自己，没有丝毫慰藉、朋友、亲戚（除了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的亲戚）。……正是我儿子的不公道、不仁善，我不得不说是不人道的行径，毁了我的家庭，一句话，让我心碎。”尽管如此，在信的末尾，他仍然写道：“我如此临近我人生旅途的终点，并正在加快脚步到达所有疲惫都会安息之处，在那里，恶人再不会来打扰我。即便这段路程是艰难的，充满暴风骤雨，但无论以何种方式抵达终点，在所有情况下，我都愿意结束生命。上帝，我们赞美您。”

传记作家贝克沙埃德坦言，笛福安心将自身托付给上帝。这种确信来源于他与上帝持续的、个人性的，甚至亲密的关系。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笛福不断探究、评论上帝与人和此世事件之间的关系。他总是在与上帝的交流之中，并认为上帝就在此世之中。正是这种不服从国教者的真诚而可贵的信仰，使他的《鲁滨逊·克鲁索》充满了令人感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