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伟在评价格非创作时曾说：“格非在新时期，是一位难得的以其学术背景进行创作的作家。但我总觉得这种学术气在读者认知度上，其实帮了他很多倒忙。” 他通过小说探索世界的不可知和神秘性，人的主体性与记忆的不可靠等，且似乎从来没有向着可读性和读者的接受靠近。这也使相比同代人的苏童、余华等先锋作家，格非研究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是相对冷落和滞后的。的确，在格非小说创作的发生、发展与转型背后， 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学院背景。新时期以来出自高校的小说家不少，但格非是罕有的取得了博士学位的作家， 且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多年。这一背景又使他获得了丰富而系统的阅读经验以及和文学圈子互动的机遇。如果忽略了对这种简单而又特殊的经历的考察， 理解其创作的前提和脉络都会变得模糊起来，也无法走进他学者小说家双重身份相映成趣的文本世界。本文试图通过作家事迹、经历材料的铺陈，考察格非是如何获得创作资源和小说观念的，这也将折射出先锋文学的发生以及八十年代以来学院知识分子的精神状貌和精英文化的转轨。

一、大学

格非 1964 年 10 月出生于江苏丹徒，他的家乡地处镇江市区周围。由于交通不便，相比苏南大部分地区经济的富庶，这里相对落后和闭塞。七十年代以后， 他在老师的带领下跑到离家很远的沪宁铁路支线旁等了整整一天，才第一次看到一辆运煤火车，且为此写下了一篇文章《终生难忘的一天》。格非的父母都是农民， 大伯在南京，姑妈嫁到了上海。城里人回家乡，在当时闭塞的农村是一件大事。由于祖父历史反革命 的身份，让他从小因家庭成分不好而在加入红小兵、共青团的时候都遭遇了阻碍，预设的“有罪”判决使他的家庭在村里处于十分糟糕的境况，没有人愿意与之来往， 这也养成了他孤僻、不愿与人合作与不相信任何事情的性格。在父母眼里，他“比较沉稳，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更别说交际，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想法 ”。

格非在考入大学之前除了曾经去过一趟镇江文教局之外，从来没有进过城，而这一次进城与他日后的大学生涯产生了密切关联。

对于上大学选专业这件事，农民出身的父母对格非并没有什么指导意见。在 1980 年他第一次高考失败后，母亲已经决定让他去当木匠了。就在他心灰意冷准备放弃的时候，镇上一位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翟姓老师意外造访，因为听说了格非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而要引荐他去县里最有名的谏壁中学上高考补习班，但是格非第一次高考的成绩并没有达到补习班的分数线。于是便谎称丢失成绩单而去镇江文教局补开， 没想到文教局办事员听闻了他所有的经历后，竟给他开具了一份合格的成绩单，这才有了他第二次高考的机会和命运的彻底改变。1981 年第二次高考前又大病一场，考后格非自我感觉很不好，母亲也决定让他跟着姨夫去常州学泥瓦匠了。填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了几所比较差的学校：扬州师院、镇江师专和某进修学校，重点大学栏空缺。后因为学校负责人要求重点大学一定要填，才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而格非对这些学校几乎一无所知，选择师范院校“只是知道师范肯定容易考取，而且家里比较穷，师范可以有粮食补贴 ”。但放榜那一天，格非取得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成绩，1981 年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 370 分，他考了 440 分，当即就被文化馆发放成绩单的助理预测肯定能考取华东师大。

格非就这样来到了当时人文学科的重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0 年代的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成了格非一生的教育背景和写作起点。作为上海人的李劼认为，“对现代文明的执着，对自由不可遏止的向往和忠诚 ”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而正是这样的特点，让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成为一个最快在文学和文化上醒过来的城市”。华东师大的建校以及中文系的成立皆始于 1951 年，和一些百年老校中文系相比历史并不算悠久，但却在许杰、徐震堮、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程俊英、周子美等知名学者的开拓与努力下形成了深厚的人文传统。加之 1985年前后北京批评圈的暂时退场以及上海强烈的先锋意识，“在上海的巴金、夏衍等文坛老将的支持下，加之李子云、周介人两主编的鼓噪推动，以‘两刊’（《上海文学》《收获》）和‘两校’（复旦、华东师大）为核心的‘上海批评圈’（史称“新潮批评”）这时大举登陆当代文学的舞台”。这都使华东师大在 1980 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且走上了中文学科的前沿。

格非是卷着一个铺盖到华东师大报到的，当时中文系五十多个外地学生当中只有他一人来自江苏丹徒。据同学回忆，“格非那时姓刘名勇，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算美男子。个子不高，肩膀宽厚，骨骼粗壮，脑袋显得较大，好似里面蕴藏着很大的能量，终有一天会释放出来，让人刮目相看”。或许是因为性格的原因，他不爱说话，喜欢打篮球，童年留给他很多思索、很多疑问，自然也就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这或许注定写作是他最好的选择。当时华东师大的创作氛围非常浓厚， 再加上 77、78 级中几个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大人物的煽动，中文系的大学生们几乎人人都做起了“作家梦”，而对基础课反而有些不屑一顾。

华东师大中文系当时的创作风气浓厚，这和系主任徐中玉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密不可分。他不仅常在全系大会上热情鼓励学生课余进行文学创作，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学生也常点名表扬，甚至还提出了这些学生可以用文学作品来替代最后的毕业论文，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而关于上课，他们当时一入学， 77、78 级的学生就主动跑到宿舍告诫他们课是没有必要上的，四年学不到什么东西，要做一个好学生前提就是不能上课。虽然他们牢记教导并表示坚决不上课， 但格非也承认这些表面的游手好闲、饱食终日不过是作为“名士风度”的一种标榜，其实暗中也是惜时用功的。的确在当时的中文系有不少教师是工农兵学员， 水平有限，但在华东师大的讲台上，也活跃着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学者。据比格非略长几级的周佩红在《315 教室的讲台》一文中回忆，她已记不清那是 1978、1979、1980 抑或是 1981 年，施蛰存先生在华东师大文史楼 315 大教室里给他们讲《项羽本纪》。

而 1978 级的赵丽宏提到在她入学之后，施蛰存由于受到鲁迅的批评，还没有给学生上课，因此可推断施蛰存走上课堂的讲台大约是在 1980 年前后。格非也坦言在本科时就听过施蛰存先生的课，除却施蛰存先生这样的现代文学大家之外，当时给学生们上课的还有许杰、徐中玉、钱谷融先生等，让他们觉得“好像是在和现代文学史中走出来的人物相遇，既遥远，又切近 ”。格非虽然一度逃课，但其实也有选择地认真修习了诸如古代汉语、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文学史、唐诗宋词、古典文献等课程。据格非回忆，师范院校格外重视古代文学和古汉语基础，不仅有着系统科学的课程设置，而且这些课的老师水平高、学问好，对学生要求也严格，因此他们在这些课程上也是颇为用功。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王智量讲授的俄苏文学，一半时间由老师讲授，一半由学生分析文本做课堂报告，让他们在本科阶段就学会了怎样研究小说。

业余时间学生们就进行文学创作。在华东师大文史楼 103 通宵教室，每到后半夜，那里就聚集了一大批写小说的人。那时写了作品没有出版物，学生们便自发地在文史楼走廊里办壁报，中文系的壁报，曾是华东师大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不仅吸引了学生、教师， 也引来校外的文学爱好者和报社的记者。格非那时刚刚开始写小说，还是传统的写法，写过选举题材和一些恐怖小说。当年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也有一些文学创作社团，而社团往往有自己的油印刊物，这便是他们最初的发表途径。除却著名的“夏雨诗社”之外，格非在大三那一年还曾建立过一个“散花社”，其中《散花》杂志专事刊发散文兼及小说作品。主编是姚霏，格非是副主编。后来还成立了“苑草”，专事小说创作，叶开任《苑草》主编，格非是指导教师。这些社团除却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途径之外，也不定期组织作品研讨会。1983 年，华东师大校报编辑部还组织过一个全校性的“小说接龙”游戏。由一个留校的学生发起，“只记得参加者被邀至编辑部的会议室，大致定下题材和故事动机，由某位作家开头，随后十几个人依次接续，由校报分期连载”。当时学校很多老教师以及在读的青年人都是作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华东师大在八十年代的独特性。

大概是由于几年来在创作上的熏陶与尝试，1985 年毕业那一年，格非立志要去江苏文联了，他放弃了直推研 究生的名额，而决定要当一个作家。“那个时候文联是全国青少年梦寐以求的地方，都是作家待的地方。”然 而就在他要去江苏南京文联工作前夕，因为原本决定 留校的女生因个人问题放弃，选择了北京国务院侨办， 留校的名额就空了出来。格非后被选中留校，也就留 在了上海文学圈和华东师大校园。留校以后，格非的 空闲时间也更多了，据他回忆，刚留校的时候，担任新 生辅导员，不上课也不写文章，只是跟着老师去听课。“第二年晋升讲师，课就稍微多一点，那时候最多也就是一个学期一门课。”甚至让他觉得有大量时间无处打发以及光阴的虚度，于是他决定继续小说创作。格非曾谈到在华东师大留校之后十几年的生活：一般 来说上午十一点起床，饭后大约十二点左右开始写作， 写到下午三四点，然后就开始打牌、下棋、聊天，晚上 十一点再看书，三点钟睡觉……这是极度自由，有着大 量空闲随心所欲地读书和写作的日子。直到后来 1997 年，国家教委要求凡是在高校任教的人必须具有硕士 以上学位，格非才以同等学历方式去考取博士研究生， 开始了三年辛苦的耕读生活。即便如此，以学生辅导 员身份留校的格非在大学的从教生涯也并没有太大压 力，他了解学校的体制，知道如何与学生沟通，与教师打交道，在 1994 年评上副教授，1998 年博士在读期间 就已经成为教授了。学校的环境整体上让他觉得舒服 且游刃有余。

华东师大当时文学氛围之浓厚、文学活动之丰富都把它推向了上海文学圈的核心位置，而格非正处于这个文学场之中，且常年维系着相对有余裕的校园生活。这让他周围的不少先锋作家都艳羡不已，如当时地处浙江嘉兴的余华就有着一种对上海、对华东师大的向往和偏居一隅的焦灼感。每每到上海改稿，余华都会在华东师大借住。他在 1991 年 5 月 4 日写给程永新的信中提到了非常愉快的上海相聚，“本来是想趁机来上海一次，和你、格非再聚聚，但考虑到格非学外语，不便再打扰， 等格非考完后我们再聚一次如何？”频繁辛苦往返于上海、海盐、嘉兴的余华其实一直迫切地想进入到上海文学圈，如程光炜所言“：上海在使余华获得先锋眼光、翻译读本和文学知识的同时，也把无比奢侈的都市生活景象推到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作家面前。” 在八十年代接受了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洗礼的作家不 只格非一位，但很多人在毕业之后，就失去了上世纪 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的光晕，被无情地扔进灰暗的小市 民生活，相对这些人的不甘与无可奈何，格非的心态要 放松很多。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格非被马原称为是“最 进入职业心态的人 ”，甚至不止一次意味深长地感慨， “这个年纪有许多事情要做的 ”，“刘勇，他实际生活也没有其他重心，现在看没有，没有”。

格非的大学以及之后留校任教时期，恰恰是华东师大在文学上的辉煌年代。九十年代的开始伴随着一场苍茫的告别，在 1990 年代的转轨中，格非一直驻守的华东师大也猝不及防地加速走向了它的末日黄昏。张闳在《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一文的“尾声”中谈及在1990 年代初期，他常与徐麟趴在曾一起讨论“世界之午夜”“存在之荒诞”等问题的走廊栏杆上，遥望西边的落日。而这一举动后来却变成了对一代人精神困境和生存环境的隐喻与象征，或许不曾想到，他们所遥望的恰恰是华东师大或者一代人的末日黄昏。自 1990 年之后， 华东师大的学术与文化精英们随着时代的巨大转轨也不可避免地流落四方，呈现出一副“树倒猢狲散”的态势。先是宋琳、夏志厚去国，然后是 1994 年胡河清在上海寓所跳楼自杀。格非在回忆胡河清的文章中说“：我在北京正准备去石家庄讲课，突然接到了福民兄从上海打来的长途，他只说了四个字‘河清没了’，便哽噎不能声。我当时亦不能语。在一种锐利的痛苦之下，我知道， 这个世界又失去了一份美德，一份温暖，多了一层寒意和肃杀。”之后，李劼、宋耀良旅美，徐麟、陈福民、张柠、崔宜明、李洱、叶开、余弦等人，在纷纷毕业之后，也都相继离开，四散在全国各地工作。因而张闳做出如下感慨“：华东师大。丽娃河。青春。书本。一切依旧如故，一切正变得越来越好看。而大学精神却无可挽回地走向黄昏。”当 1992 年，马原、格非、李劼、吴亮重聚华东师大的时候，吴亮等人不禁感慨“李劼还在，吴亮还在，马原还在，格非还在，作为文学家的肉体还在，我们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和精神已没有了，成为历史了，只能回忆了，甚至有时，连回忆也不可靠了 ”。对于格非而言，他有关 1980 年代的全部回忆都只有大学校园， 他是精英文化从核心走向边缘的见证者，也是文学风景的亲历者。面对物是人非的场景自然会发出“世异时移， 风尚人心，早已今非昔比，徒寻其味，岂可再得”的感慨。这时，格非心里时常生出的虚无之感似乎也越来越强烈。这或许构成了他以之后的写作不断回望八十年代的重要动因，无论是较早的《欲望的旗帜》《沉默》， 还是晚近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春尽江南》，他都似乎想通过写作留下一些有关那个时代的印记与见证，让记忆、感觉和冥想彼此相通。

二、读书

在大学人文精神与创作氛围的影响之下，展开系统性阅读可以说是对格非日后写作影响最大的事情了。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事，便是图书的开禁。1979 年第 1 期《读书》杂志的创刊号上刊发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和雨辰的《解放“内部书”》两篇文章，这不仅标志着在“四人帮”横行十年之后，一代人重获了阅读被“禁锢”的图书的权利，这也是一个文化专制和封闭的时代结束的象征。“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尚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据赵丽宏回忆，当时华东师大校园中的小书店一开门，每次大家都是蜂拥而入，把能买的书全都买下来。而这些书大多是西方名著和再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据统计，从 1985-1987 年，三年累计出版的社科类译著已达 1500 种，而大学生是这些西方译著的“主力消费者”。甘阳在谈到 80 年代的几个特征时说到，这一时期整个知识界都以人文学科为主，且占主 导地位的绝对是西学。的确，这是继洋务运动和“五四” 之后的又一次“西学东渐”，西方译著大量出版《；读书》杂志成立“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重点推介西学新知“；评介西方文化思潮的课程无一不是最受欢迎的 ‘人气课程’”，与西方文化思想有关的社团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而若从阅读的角度考察，除却《读书》杂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袁可嘉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的《外国文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几 乎引领了整个八十年代的阅读潮流。

格非真正开始大量的读书正是开始于这一时期，生长在农村的格非和很多可以看到内部书的城市孩子不一样，早年他只是读一些小人书，直到遇到一位从徐州师范毕业的班主任，才开始读《烈火金刚》。班主任还把村子里的书搜集起来，让学生互换着阅读。虽然村里的图书也相对有限，但是让格非从那时起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大学时代的读书风气沾染了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特点，西方现代思潮的再度合法化使如饥似渴的一代人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开始追寻文化创新之路。格非在《师大忆旧》中回忆了他那时的读书生活“：正好系里给我们印发了课外阅读书单，我记得在一百多本的书目中竟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至于什么濂、洛、关、闽之书，更是不入编者的法眼。好在鲁迅先生‘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要读’，吴稚晖‘把线装书全都扔到茅厕坑里’之类的告诫我们早已铭记在心，自然不觉有任何不当。”之后格非也真是按照这个书单没日没夜地读了好一阵子，“我和其他作家差不多，都受到这个时尚的影响，在大学里从三年级开始基本上都读西方的小说 ”。《伊利亚特》、奥维德的《变形记》，托尔斯泰和福楼拜的作品都是那时就开始读的，而且对他影响至深，现在仍然不断重读。读完书后，他们便去找人论道，但是很快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跟人谈论起诸如《浮士德》《伊利亚特》《神曲》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必然会遭到对方的鄙夷。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读书其实不注重知识和学术，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让人大吃一惊，也就是要通过以高深、艰涩、冷僻的新名词获得一种“饰智以惊愚”的震撼效果。“这些玄奥的著作与其说是用来阅读的，不如说是用来炫耀的。在当时的大学环境中，学识是显示个人品格和权力的标志。能够谈论这些玄奥话题，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本；否则，就会沦落为文化贫困阶层。”论道的受挫使格非迫切希望能通过读书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一个根据地，一套说出口就能让人满脸生疑但是又不得不刮目相看的话语体系，而他以及周围的一批同代人找到的独门秘籍之一就是现代派。当时袁可嘉先生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刚刚出版，他们循着这本书的纲目和线索顺藤摸瓜，渐渐认识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也发现了《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译林》这样了解外国文学的期刊。那时他尤其喜欢看《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 这两本杂志，每期必看， 而这两本杂志正是率先翻译西方现代派作品的重要阵地。由此可见，中文系的读书风气和学院环境，使格非成为了八十年代以后最早接受现代派小说和研究现代派技艺的一代作家。

而到了 1985 年他本科毕业留校任教的那一年，文化氛围又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化。他渐渐发现，单纯凭借艰深难懂的现代派和博尔赫斯已经无法像前些年那样给人以震惊的效果，只谈小说开始多为风雅之士所不齿。留校以后，格非的空闲时间也更多了，于是他的阅读“除了原来的惟新、惟深之外，又多了一个‘杂’字”。他开始读史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除此之外还去历史系参加史学沙龙。格非对《新五代史》，王阳明与朱子学说，陆九渊、黄宗羲、严复的学术及政治理念均有涉猎。他之后的小说《迷舟》《相遇》《边缘》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江南三部曲”，呈现出对命运的偶然和不可知的探索，以及处理自身与历史关系的气魄与自觉，大概和这一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向与阅读积累也不无关联。

如果说格非第一次对阅读范畴的调整仍然源自时代风气的影响，是一种不自觉的阅读选择，那么九十年代以后的改变则和他自身写作上的困境密切相关了。到了 1994 年左右的时候，格非在小说写作上如日中天， 早在之前，曾经“像毛主席一样地走进教室”的马原不止一次在这位年轻作家面前表达了来自年龄和创作实力方面的焦虑，格非“是《收获》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发过两个长篇的作家”；“你是同行里面最有成就的，还是最小的”“；这一茬人里面你是最年轻的。咱就说今天写的比较好的作家里面，大概刘勇，到目前为止还是最有名的”。而那时年龄最小且最有名、已经在

《收获》发表过两个长篇的格非却在 1994 年完成《欲望的旗帜》之后，停止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此时他敏感地意识到其早期先锋小说的写法，似乎在九十年代之后会遭遇“某种虚化的危险”或难以为继，这或许也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与小说写作暂时告别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停下来开始重新阅读。这一时期的阅读与之前相比，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是他在继续阅读或重读西方经典小说、现代派小说的同时，意识到了自己在理解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方面的不足与缺陷，而这样的知识结构调整，胡河清在很多年前就郑重而严肃地提醒过他们了。早在 1980 年代，胡河清就曾告诫这些先锋小说家， 若要在写作上走得长远，必须要重回中国古典传统。因此格非在 30 岁以后，尤其是 35 岁以后决定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重新阅读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我从35 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小说可以写得好看，可以保留你的东西。不一定要按照西方的路子，一条道走下去。这当然也是我后来不断读中国传统叙事，特别是读《史记》《左传》时想到的。这两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中国文学根本性的东西都在《史记》和《左传》里。” 格非在阅读上的转向一方面与其作为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敏感与自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进一步的问学和学术研究经历有关。

1994 年格非 30 岁，开始小说创作上的十年沉寂期。而 35 岁左右的时候，正是他跟随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时期。与此同时，他将“废 名小说的叙事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而 展开了对其深入的考察。其实格非是 1985 年前后才 第一次知道废名的名字，当时他喜欢的作家中，除了鲁 迅，就要算是沈从文和汪曾祺了。因为汪曾祺曾声称 自己的风格受到废名的影响，加之道听途说了一些废 名的奇闻逸事，促使格非读了一些他的小说。那时只 是对废名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感觉，但很快因为一些作 品佶屈聱牙、深奥难解而未能卒读。而之所以后来将 “废名小说”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其实也和他此时在创作上遇到的问题密切相关。格非在其博士论文“引言” 中介绍了他研究废名的缘起“：1997 年底，笔者与几位 来访的日本作家聊到中国的现代文学，言谈间屡次提 到了废名。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计划，选 题是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与我 自己创作上遭遇的问题有关。我自己的写作一度受西 方影响，尤其是现代小说影响较大，随着写作的深入， 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 的愿望也日益迫切。列入研究范围的作家包括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等人。这次谈话的结果之一使我想当然 地把废名列入研究计划，并立即搜集了所能找到的有 关废名的全部资料。重读废名，感觉上与十多年前的 记忆竟大不相同，我渐渐意识到要研究中国现代的抒 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因为废名的整个 创作都根植于中国的诗性叙事传统，而且他明确地把 诗歌的意境引入小说，在小说的抒情性方面比沈从文和汪曾祺走得更远。”为了展开对废名的研究并完 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他不仅系统地完成了一次叙事学 以及文学理论的研究，如集中阅读了《小说美学经典三 种》（卢伯克）、《小说修辞学》（布斯）、《结构主义诗学》《论解构》（乔纳森·卡勒）《、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热奈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等。更重要的是，他阅读了废名小说全集，重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甚至仔细研读了《唐前志怪小说史》《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小乘佛学》等。

无论是自我警醒还是博士论文的研究需要，都要求此时的格非集中精力大量阅读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学作品。而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中国古代文学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关于整个中国小说又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定位的问题 ”。于是，他又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在王元化先生的推荐下，“我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传统文化带给我无比丰厚的滋养”。在这期间，他不仅发现了“没有唐宋传奇就没有沈从文，没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没有汪曾祺”，而且他“觉得中国叙事学的源头恐怕还是在《诗经》《史记》《左传》这一类的作品中”。在重读传统的过程中，他个人尤其喜爱明清之际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特别是《红楼梦》《金瓶梅》《镜花缘》《醒世姻缘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而对宋元以后的白话短篇小说并无太多好感。文言小说中他对《世说新语》、唐传奇中的《任氏传》《李娃传》，宋人的《错斩崔宁》以及《聊斋志异》尤为情有独钟。认为《错斩崔宁》中的人物塑造（对话）和情节铺陈（悬念）皆有可观之处，而《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实前文已论及，格非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期间就已经对古典文学进行了系统修习， 那时已为他后来与传统发生联系的写作种下了“因”，而35 岁之后的重新阅读激活了曾经埋下的种子，对中国古典叙事的探索与研究使他找到了一种真正与传统心脉相通的写作。之后“江南三部曲”的写作正是在这种重新审视古典传统与寻找新出路的背景下完成的。

三、文学圈子

除安静地耕读，学术氛围浓厚的华东师大校园，也是吸引着众多评论家、作家、编辑家纷纷前来的核心地带。虽然格非不好交往，但学院的丰富资源和优越环境还是使他很快进入到了文学圈子。

格非大学时的辅导员徐海鹰是 1977 级留校任教的老师，了解到学生中有人喜欢写作，便给他们成立了一个“萌芽小组”，小组中有七八个人，小组活动每次就是讨论作品，也会请一些上海作协的作家来给他们讲课、交流。徐海鹰和王小鹰关系好，就请王小鹰每隔几个月来点评作品，格非至今还记得王小鹰反复跟他谈及的关于细节的问题和对他“这个小鬼很不错”的夸赞。王小鹰以及赵丽宏、孙颙、陈丹燕都是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大人物，这些上海的名作家以及后来 1979 级留校的诗人宋琳都来给他们讲课了。陈村是常来宿舍闲坐的校外名人之一，陈村多来找姚霏，姚霏是和格非同级的教育系学生，也是校园社团“散花社”《散花》杂志最早的主编。因为格非和姚霏关系好，所以也常能听到陈村的教诲。马原来学校讲小说，比他年轻 11 岁的格非就是他最早的听众之一。马原与李劼过从甚密，他最初来华东师大大概也与李劼的邀请有关。后来马原和格非成为朋友，在 1990 年代以后，马原再到华东师大做演讲，通常是格非陪着，后面浩荡地跟随着一支文艺队伍。余华若来上海改稿，也会在华东师大借宿。程永新、吴亮、孙甘露便会过去聚谈。

当时很多编辑也常来华东师大，1985 年王中忱还在与丁玲一起办《中国》，有一天他带着年轻编辑吴滨去学校。格非刚好在系里碰到 79 级留校的著名诗人徐芳，徐芳告诉他有两位大编辑来了，叫格非去参加座谈会并和他们一起去吃饭。这次被邀请参加座谈会的嘉宾几乎囊括了当时华东师大文学创作界所有的精英，而王中忱和吴滨二人此行的目的也正是绕过作协与学校各级组织，与文学爱好者直接对话并为《中国》发现年轻作者的新锐作品。格非参与了讨论，席间徐芳更是极力推荐，之后格非就把他在火车上写就的小说用稿纸誊抄了一遍寄给《中国》，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这便是他先锋文学的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这篇作品的发表还为格非赢得了在 1986 年参加中国作协青岛笔会的机会。这是格非第一次参加笔会，结识了北村、迟子建这样的青年作者，也见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牛汉、北岛、多多、徐星等大人物，他觉得当这些最优秀的作家和你在一起的时候，眼前的障碍就没有了，极大地树立了写作的信心。时任《关东文学》主编的宗仁发也频频抵沪，格非的《陷阱》《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就是在“酒酣耳熟之际，受他怂恿和催促而写成的 ”。虽然格非在回忆这两篇小说的发表时有些轻描淡写，但《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是格非的中篇处女作， 在当时发表一个中篇小说是一件大事，而且《关东文学》是当时少有的将目光聚焦于新的文学潮流的期刊之一。据李洱回忆，格非收到《关东文学》用稿通知的时候，“从铁栅栏上跳了过来，跳进草坪，来到我的身边。他手中拿着一封信，信封上有《关东文学》的字样。格非把那封信再次掏了出来，让我分享他的幸福”。而这一次格非的幸福也极大地感染了李洱。可见刊物的发表机会对当时的年轻作家来说是一种极高的肯定和巨大的鼓舞。格非因《迷舟》被《上海文学》退稿转寄《收获》而与程永新结识，《迷舟》发表后两人成了朋友。后来程永新也是华东师大聚谈的常客。

除在小组、座谈会和文人交往外，更多是朋友之间的清谈。清谈本来是华东师大的传统，《师大忆旧》的 “清谈”篇中，忆及了与八十年代诸师友的交往。所谓“清谈”，不过是各路人马忙过了白昼的生计与写作之后，于夜晚幽灵般出没，找朋友聚会聊天，常常通宵达 旦，却也大有龚自珍“幽光狂慧复中宵”的况味。陈村、姚霏、李劼、余华、苏童、北村、吴亮、程永新、孙甘露、宋 琳、吴洪森等都是清谈的常客，这其中包括了很多在 八十年代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所讨论的话题，除却 文学之外，亦兼及哲学、宗教、音乐、思想史等等。

留校任教以后，格非“则像吸铁石一般吸引各地小说家前来。马原、余华、苏童、北村，以及《收获》杂志的程永新和上海社科院的吴洪森，几乎是三天两头往华东师大跑”。因为写小说，结识了很多当时的先锋小说家，又因为和“夏雨诗社”来往密切，也就自然熟络了很多诗人。格非因是青年教师，有一间单身宿舍，众人就多在那里聚合。华东师大就成了一个据点，在他周围聚集了很多作家、诗人、学者和编辑。“那时他的宿舍异常简陋、清贫，书架上的书都很少”，但“他那儿就像一个文学的会所，来来往往，无异于作家的停泊地，中转站，说雅一点，也可叫作精神的港湾。但大家很少谈小说，更多的是交换一些文坛趣闻”。他们通常喝酒谈文学，饿了就夜晚翻越华师大后门的大铁门去宵夜， 偶尔也会打牌下棋，打 80 分或者四国大战。据《收获》杂志社的社长程永新回忆，当时他们很喜欢去华东师大，余华或者当时的另一位浙江作家黄石来了，他们就拿着啤酒翻墙到华东师大宿舍，聊天到天亮。1990 年代以后，虽然很多人离开了华东师大、离开了上海，但是日常的聚会仍然在进行着。后来王晓明提议由在 9 舍625 室（徐麟宿舍）的日常聚会演化成一个正式的学术沙龙，由当时的博士生轮流主讲。陈福民告诉笔者，格非那时已经是写作教研室的青年老师且致力于写小说， 对学术讨论并无太大兴趣，也几乎不去参加，但他和每个人都保持着很好的私人朋友关系。

在和上海圈子交往之外，格非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也和北京圈子建立了联系。李劼是格非《褐色鸟群》的推荐人，甚至还在格非去北京的时候，一举三封推荐信将其介绍给当时北京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李陀、史铁生和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朱伟。格非的妻子王方红女士是北京人，二人在上海工作之余，尤其是暑假期间，也常回北京。李陀在《迷舟》发表之后，就开始和格非通信来往了。朱伟和格非大约是 1987 年下半年相识的，1987 年至 1989 年的暑假，格非在北京，他们来往较多。那时候，格非已经对很多小说家的叙事技巧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常和朱伟讨论小说的结构。朱伟也是古典音乐发烧友，二人除却文学之外还有不少共同爱好。1988 年的时候，余华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格非、余华经常去朱伟家，三人盘腿坐在朱伟家的地毯上看借来的电影录像带，他们不知道一起看了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主要是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等现代主义的影片。当时除了在朱伟家看现代主义影片，在北京的另一个去处就是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去找刘毅然，从认识的导演那里要来“内部资料”播放。

文学圈子的形成和密切交往最重要的是相互激发，就像宋琳在与这些朋友激烈的谈话中写下了无数 诗歌的开头一样，格非也在与朋友的草地闲谈之后写 下了《迷舟》等小说。小说写完，通常最初的读者也是这一群人，这也就少不了朋友之间的相互举荐和切磋。这让格非在多年以后，计划写作“江南三部曲”时，仍 然想到给王中忱打去电话，讨论了“方志”的写作方式。他们也在一起写小说，据格非的妻子王方红女士回忆， “除了写小说和辩论外，大家还传看不知属于谁，也不知从哪里弄到的书籍”。比如当时在他们之间里迅 速流传的台湾版《窄门》，让她第一次知道了纪德的名 字。在 1985 年《他们》刚刚创办，作为他们文学社内部交流资料的杂志就很快流传到了那群人中间。这虽然 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文学圈子，但也是一个热闹非凡的 场域，它几乎汇集了所有当时上海文学圈重要的写作 者、研究者和期刊编辑，因此也自然成了各种信息的汇 集地。与此同时，它为格非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这 些人的生活、理想、雅趣、精神气质也成了他小说创作 的重要资源。

格非自幼的成长过程培养了他孤僻的性格，觉得没有人能够相互理解，也不太愿意与人合作，从那时起他就希望可以写点东西，希望可以和另外的一些人交流。而这种自幼养成的气质又在华东师大这样一所人文气息、写作氛围浓厚的校园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滋养和激发。从 1981 年到现在，他阔别生活了 19 年的家乡江苏丹徒来到上海，再到北京，使这样一个几乎全部的教育、阅读、研究、交往经历都完成于城市和高等院校的乡村出身写作者，已经不可能成为一个乡土作家了，也注定了他的写作将紧密地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与言说方式联系在一起。大学、读书和文学圈子构成了格非最重要的文学资源，也让他的思维一直被鼓荡、被激发。或许一直和精英知识分子保持着最为切近的关系，从格非的小说创作来看，他的诘屈艰涩，处理历史的能力与气魄，他的伤悼与呜呼哀哉，对传统的呼应与回望，也恰如其分地诠释出了一群人和一个时代的精神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