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羌族作家谷运龙营造的文字世界，一股浓郁的民族气息扑面而来，阅读这些充满灵性的文字，掩映于各种鲜花、奇异树神、天上的云彩、地下流淌的河、人的怡然自足之间，一种久违的世外“桃花源”般原始素朴的美便徐徐呈现。由此作品的主题——脱贫致富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美和美的被破坏及其美的重新彰显，便在文明价值的引领下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素朴自然与人性多变氤氲的桃花寨是作者塑造的审美意象，也是作品的神韵和灵魂所在，它如魅惑的引力把我们裹挟进纷繁复杂的意象叠加和时空交错与场景轮回的审美世界的建构中，展现了新时代文学的担当。置身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在现代化冲击下，发展进程中人性的复杂多变，牺牲环境的代价和人的觉醒，都被作者以现实主义强力塑造的“桃花寨”意象深深攫夺，在徐徐展开的一幅幅震撼心灵的此彼交映的画卷中，实现了文学书写“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时代使命。

生态环保是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声音。桃花寨是现实的，它就坐落于西南四川的某地域，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群落，一个渴望美好生活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的世界；桃花寨是理想的，一个有着原始素朴美的底色与人性善良本色的可能世界，一个有着民族血性与理想追求的审美意象世界。“桃花寨”是美丽的，这种美丽不是回归始源的素朴，而是历经“豪华”落尽后的真醇。也就是说它是发展中社会变革后的人的自觉追求的理念，“美丽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诉求的价值理念之一，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词，也是一个时代“大词”，是新时代的宏大叙事，它如何在接地气的细微书写中温润人心，需要创作者倾听时代的声音，需要在文学书写中坚持人民性导向，在“身入”与“情入”中把自己融进人民的火热生活中，写出人民的欢乐与忧愁，写出新时代的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

在情透纸背的审美意象塑造中，《几世花红》在故事叙述的场景设计上颇为用心，画面感十足，以文明价值作为贯穿故事讲述的红线，体现了作者较为高超的艺术技巧；作者丰富的文学经验使其能够驾轻就熟地铺排文字，炼字颇为讲究，如对奶奶的举手投足特别是神态和话语的描绘，“奶奶月光似的洒在那里”，在文字的用心中透露的是深沉的“爱”的情感。在故事讲述的时空交错与场景穿越中，文字的魅力焕发出某种精灵般的神秘美感，既有神奇大地的始源力量，又有人之觉醒的自主能力展现，是一幅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呈现，令人深深地陶醉于某种神秘的美的震撼中。如对奶奶和朱二爸对树神的护佑的书写，揭示了在这种万物有灵的氤氲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在，及其面临现代化的情感抗拒和无奈，从而展示出一种复数的现代性意味。

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几世花红》高扬的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文明意识的启蒙。作者以一系列对照（自然的美/污染的恶、奶奶的善/三舅的多变、致富的渴望/人性的贪欲、州长的“我”/老百姓的“我”、国企/民企等）和现实矛盾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来结构篇章，揭示了社会转型中贫穷与致富（发展工业、污染环境还是生态旅游开发）、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以人性之复杂多变展示了价值观的冲击与蜕变，从而追问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与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的同步性？作为“生态主题”的文学书写，凸显了现代化的去魅与后现代的复魅之间的矛盾，由过去素朴自然的“甜”到当下现实生活的“不甘”——揭示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观念意识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艰难——培育新人的紧迫性。去“心魔”（旧思想旧观念）树新风（现代性观念——契约经济、诚信敬业等）是艰难的，在历经工业发展中重构生态环保意识是艰难的，人性的善良与现实贪欲的较量是真实的，世俗人情的“小”是真实的。“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优秀的文学作品要有在艺术化和审美化中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能力，要传播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和审美观。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密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在资讯发达的融媒体时代，坚持现实主义写作尤为艰难。衡量一个作家艺术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就是进入现实的肌理而又超越现实琐碎的艺术能力，是否贴近现实、紧贴地面飞行，考验着一个作家的艺术化能力。就《几世花红》的总体叙述而言，作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文学经验，以文学之笔穿透琐碎无聊的现实，并从中升华出审美化的艺术能力，而榨出世俗下人情的“小”——一种艺术真实的文学能力，这体现了作者对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以及对时代精神的真正理解感悟；同时，张扬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能够按照艺术规律创造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这样的文艺才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不论英雄还是神柏，只要护佑百姓就好。” 这直抒胸臆的话语发出的是人民的心声，是对时代英雄的讴歌，是书写“美丽中国”的生态之歌，从而成就了一篇使文学力量彰显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人民至上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治国理政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倡导艺术家要高扬人民性的旗帜。小说以“我”为视角，就很自然地融入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的喜怒哀乐中，很自然地发生心灵的冲撞和价值观的交锋，从而使现实问题深刻呈现出来，不涂抹、不掩饰，而是直面生活的真实、强化艺术的真实、追求审美的真实，以此情此理之相通实现了情感与心灵的共鸣。正是以心灵的感受和心理的冲击为着力点，小说写出了清风蓝天之美、鲜花奇树之美，也写出了心灵冲突中的信仰之美、民族血性的崇高之美。只有写出现实之难、现代化中人的观念更新之难，才能使作品充溢着一种力量，一种奋进，心中有大义的悲壮之美，这就是老支书“父亲”的形象之美，这是为人民大众脱贫致富的干部群像之美。

什么是时代的声音？建设美丽的中国、文明型崛起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的声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在某些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协调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和生态美好的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不仅是时代的声音，更是时代精神的创举，是文学书写时代不可绕过的话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条件下，什么是少数民族区域最大的实际？“桃花寨的老百姓的穷就是最大的实际，让他们尽快地脱贫致富就是最好的科学。”关于文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学艺术。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不仅理论家要倾听时代的声音，扎根现实生活的文艺家同样要倾听时代的声音，进而使时代精神以艺术形式彰显。

在《几世花红》的文学创作中，奶奶的形象刻画得颇为传神，一代新人马兰、小凤的成长也颇为生动。奶奶是花仙子，花草林木的化身、奇异芳香的聚合，奶奶的死让全村人的心情都变得沉重郁闷，没有颜色起来。仿佛漫山遍野的花都凋零了、草都枯死了、水也断流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氤氲出一种钻心的怪味。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山上为她采摘不同的鲜花，恭敬地给她的灵堂装饰起来。不到一天，整个灵堂就完全被五颜六色的鲜花簇拥了。簇拥了奶奶的鲜花比山里还灵艳和馥郁，奶奶也被鲜花浸润得起死回生似的青春摇曳起来，完全是一只娴雅悠然的蝴蝶。奶奶有着神（自然的精灵）一般的话语和通感，以其超常的预言能力使自然的世界与人的现实世界关联起来，而成为桃花寨的“先知”。辅之以“树爸与柏神”作为桃花寨的守护神，成为前现代素朴自然美的表征。然而历史的车轮和人性对富裕的渴望终究要碾过前现代的自然素朴、经过工业化的去魅、历经后现代的复魅，在时空交错和场景轮回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间之艰难、复杂和人性之多变，在作者的笔下生成了作品的“根荄”，由此生发出文学审美的氤氲，使“桃花寨”成为一个具有杂糅意味的审美意象。古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西有莫尔的《乌托邦》，然而真正的美好是人奋斗出来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学就要写出这种奋斗的美好，写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化理念，写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文明的进步。真正的美毕竟是人创造的，人在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世界中进行活动，是在属于人的现实中进行创造、审美的，“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它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不同于对自然的静观，“美”是在实践中生成的社会性现象，与人的创造活动相关联，是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而历史地产生的，其基础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实践成果，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部历史的产物。作为审美对象，奶奶的形象是一种魔幻还是文学的创造？是原始的巫术还是审美的现代写意？奶奶作为花仙子的化身是花的精灵，是一种自然美的显现。这是一种“虚灵的真实”，那么可人和亲切，她守护大自然的恩赐。同样死于环境污染，奶奶的死不同于三舅的死，虽然都是与污染造成的“恶”有着关联，奶奶的死是一种弥漫性的，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三舅的死则是直接的具体的，是生态之恶的后果显现。由此引发“我”的反省和自责的追问？我是桃花寨的致富人还是掘墓人？大自然的报复（地震和泥石流、洪水等）与重污染对人的直接戕害（致病、致残、流产、死亡等），更有致富路上贪欲引发的人性恶的丑陋显现（如朱二爸、三舅等人的变，村上与企业的矛盾，工人与农民的矛盾等）使“我”不断反思：

真是我杀了我的奶奶吗？冒点烟烟、落点尘埃就是毒日子吗？

她（三舅母）用手使劲地抖那些灰，那些灰尘像长了手脚一样死死地抓住裤腿，怎么也抖不干净。一双手被黑尘染得不像手。回到家里，她把菜放在盆子里淘洗，总是洗不干净，她不得不一叶一叶地去洗。然而，手到之处，不仅尘灰不去，反而腻腻地生出一层油脂胶着在上面，越洗越油、越腻。

曾经盛开的桃花坡，现在则是依稀看见枝头上零零星星地有一些花蕾，枝条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饱满和浸润了，花蕾显得干涩而紧固，难以打开。

一些企业不开环保设施偷偷地敞排，浓烟滚滚，暗无天日。河风把浓重的烟霾吹向桃花寨，月亮和星星没有了，山峰和田野没有了，就连桃花寨都没有了。

在工业化的强力碾压下，前现代的自然素朴“香消玉殒”了，自然之花凋谢了。这是文学要直面的现实问题，也是对文艺家灵魂的拷问。文艺要在倾听时代声音中为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升级鼓与呼。桃花寨要想重新焕发美的意味，就必须走高品质的生态旅游之路，“转不动的就死路一条，升不上去的就下地狱。”

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态度。”所谓“整体的态度”是把某个作家和作品，放在特定的时代条件及其整体关系中进行比较，洞察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生活的特点和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自己时代的要求，能否引领时代风气和推动社会的变革进步。因此，一个作家只有扎根现实生活的肌理，才能够以如椽之笔使时代精神得以彰显，以文学呈现时代之变与不变。就此而言，《几世花红》为我们提供了文学处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实现致富与生态美好之间协调的经验及其艺术形式，在倾听时代声音中彰显了文学的力量。

好的文学创作不仅是语言的华丽、叙述的圆润、结构的精巧，更是在艺术化中有价值传播的感染力、深刻的思想穿透力，要有指向“伟大”的能量。所谓“伟大”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是一种民族的宣言和历史的荣光。海德格尔曾说过：思想是一种手艺。文学艺术何尝不是一种手艺，它需要一种感觉，艺术的通感和用心用力，是一种体力和精神的消耗。唯有达到“至善”之境界，方能成为精品力作。它是文学性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出，是价值观念的认同，它俘获的是人心。“我一下变得如奶奶新浴以后的花香四溢、光洁如玉。我走回我的初心之中，心灵越来越清亮。”这是美的力量的重新生成和彰显，是美丽乡村的新时代展现。自然的美如何重新焕发生命力，需要在人的观念转变契合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中实现，需要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需要新人的培养和成长，美丽的桃花寨是新人奋斗的舞台。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之美不是回归自然的原始素朴，而是在“自然的人化”中一种“善”的显现，它是一种文明意识、一种社会文明程度的尺度。就此而言，美丽中国、美丽乡村是一种文化价值，是每一个人扎扎实实地奋斗出来的。

总体上看，作品在结尾处收得不够从容、气势不足甚至有些“断气”的感觉，这是些许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