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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子以“百年历史，百位人物，百万文字”的气魄完成了史诗作品“王庄三部曲”后，笔耕不辍，又创作出《桥墩不是桥》这一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他将自己比作中国农村的解剖刀，带着社会学家的思辨性与作家的敏感性切入中国当下农村社会，展现了在乡村发展进程中顽强而活跃的生命力，实现了作者企图真实反映当下农村原生态的目的。浦子始终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进行写作，但他并不旨在为读者提供清晰厚重的历史逻辑与丰满的人物形象，而是以观念调度人物关系，把握故事走向，并将他们纳入到自己的逻辑思维体系中。浦子将乡村坎坷的发展过程忠实地呈现在文本中，并通过展示乡村人民的生活图景与精神图像的变化，试图探讨发展与治理的出路问题，既肯定了乡村治理进程中的法治体系，又肯定了传统观念凝心聚力的作用。带着这样的思考，作品中呈现出了三重突破。

第一重突破，在《桥墩不是桥》中，围绕着几代村干部带领村民“造桥”的问题，浦子表达了他对村级基层治理的独特思考。在乡村基层治理中，桃花庄需要的不仅仅是以“造桥”为代表的现代化治理，更重要的是治理在现代化进程下逐渐消失的纯良向善的人心。因此，如何引导村民改变固有观念、在葆有善良本原的同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成为一代代村主任治理乡村的关键。这一主题在同类型描写乡村发展小说中鲜有人描写。相较之下，桃花庄的与世隔绝，使得它如同一个自然独立单元。在这个乡村单元中，桃花庄人已不再是土地的索取者，即从土地上寻求生存与温饱已不再是村民的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村民对乡村经济发展与融入时代大潮并无热切的渴求，他们反对打桩、反对造桥只因他们身上背负着沿袭下来的土地情节，所以他们凝聚在一起，坚决反对外来者破坏土地的行为，甚至不惜以肉身去抵挡打桩机。这些正是传统观念指导下的群众性行为，体现的是乡村经济发展与人民思想发展的不对等。传统观念固然有凝心聚力之用，但若不加以引导，赋予其时代内涵，反而会成为乡村发展的桎梏。正因此，心路的接通才是桥通的关键。村主任在以基本法律制度治理乡村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如何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土地与村民的关系，将村民从旧有的土地观念中释放出来，以一种更开放的姿态去看待乡村社会发展。作者正是通过对乡村发展与治理的描写，表达如何在保持和谐圆融的乡村氛围、朴质康健的人心的前提下，将这些传统文化的美好元素与现代秩序融合在一起，实现乡村良性持久的发展。

第二，浦子通过社科报告这一新形式，纳文学性与社会性于一体，实现文体上的创新。曹文轩曾说：“优秀的小说家，必须重视形式、处心积虑地在形式上显示自己的智慧和对形式做出别出心裁的处理。”浦子在《桥墩不是桥》中通过社科报告的形式，实现了作品的双重叙述。第一重叙述是以第三人称为视角，客观叙述桃花庄的发展状态，强调了薛敏正处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第二重叙事是以薛敏为第一人称，在引子与尾声部分对浦子进行单向叙述，此时的薛敏在经历乡村发展变化后，对乡村的治理与乡村人民的精神状态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与理解。两重叙述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状态与现实发展的图景。作品中还出现了与作者同名的“浦子”，使得两重文本相互穿插，相互渗透，虚实交加，真假互应。另一方面，社科报告本身具有科学性与客观性的特点，借用这种形式来进行乡村书写，实际上是作者试图隐藏起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试图摒弃居高临下的叙述视角，从而客观地展示农村驳杂而喧哗的文明状态。比如作品中既有对王岗嫂和阿三通奸处以“文革”式批斗的场面刻画，又有乡村自治下村民民主选举与投票；既有对革命烈士这一光环狂热而盲目的崇拜与敬畏，又有对革命运动辩证的思考与看待，表达了“人们在正确的选择中，顺风顺水；在错误的选择中，碰得头破血流，又被迫折返，寻找正确的路。人类也许就是从幼稚状态，不断成熟”这一发展观念。

第三，浦子在作品中提供了一位富有新意的女性形象——薛家丽。她在处于经济优势、社会话语优势、村庄威望优势的情况下，对各方面处于弱势的薛溪生给予无限度的包容与付出。作者在正文的开篇便为我们展现了一段大胆的男女性爱，在这段描写中，薛家丽以极具颠覆性的、奔放热烈的姿态出现。随着故事的推进，薛家丽为了帮助薛溪生竞选村支书，更是抛弃了自己的道德理念，无所顾忌地利用自己的身体来帮助薛溪生。而薛溪生却始终对她不屑一顾，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以肮脏的字眼侮辱她。在桃花庄外的省会城市中，薛家丽是人人高看一眼的出名的大律师；在桃花庄内，她是烈士薛仁贵的后代，又自小听话，是村里家长教育孩子的楷模。在两者的合力作用下，她在乡村拥有极高的威望与话语权力。但在面对薛溪生时，她却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薛溪生的依附与忠诚，从而在这段男女关系中处在了弱势地位。薛家丽这种不受规训的原始本能，导致薛家丽一旦在少年时期做出了这种选择，就只能在本能的驱动下从一而终。她不计得失的包容与接纳，跳出了现代理性话语建构下的平等的男女关系，刻意呼唤着不受道德伦理规训的“包容”，以本能反抗绝对价值体系。这不仅是“自然和社会必须的动力需求”，也“使得人类花费巨大的、必须的代价才得以前进”。这种观念浸润着作者对这个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思索与考量。浦子正在其对乡村发展的思考的基础上，设置了同时拥有强势社会话语与弱势两性关系话语的女性形象。

故事的开始，薛敏看到打桩机撞击时，认为“那是人与自然之母的热吻发出来的”，而故事的最后，薛敏看到“巨型铲斗在空中舞来舞去，像是美国电影中的恐怖机器人。”她见证了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时，自然环境遭受了破坏，人民精神经历了痛苦。薛敏“曾想方设法让原来散沙一堆的全体村民凝聚起来，支持大桥工程开工”，而此刻却怀疑“自己关于村级治理的研究步入歧途了”。薛敏对于家乡建设的态度陷入了一种迷茫与虚无状态，这实际上正是作者的一种迷茫与隐忧。一方面，他构建了一个与世隔绝，“保持着善良的本原”的桃花庄，表达着他对善良、质朴的农村传统文明的肯定；另一方面，他最终又将故事的结局导向“大桥通了”，以此来表现现代治理体系下乡村发展的不可抗拒性。他对人性善良的本原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时持一种担忧与谨慎的态度，同时又对善于从苦难中坚韧生存下来的中国人报以信心与肯定。总之，《桥墩不是桥》以其富有个性的创作方式，传达出了社会转型期对人心变化的惶惑与隐忧，是一部值得读者共同思考与探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