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代文明人的文化寻根之旅，往往起始于对人类理想状态的怀念与留恋，表现出对原始纯真年代的热切回望。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坛掀起的一股文化寻根热潮，曾经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化现象，充满着现代人被异化的忧患意识以及原始与现代的对话感。浙江作家李杭育以其“葛川江系列”小说被列入“寻根文学”阵营里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说对吴越文化的寻根，特别是执着于对水文化的描述，透过“弄潮儿”意象的思索与追寻，彰显文化的独特魅力，即使在当下，仍不失观照、传承民族文化的独特意义。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谈到小说创作的内涵主要是表现社会生活、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一层则是文化背景，主张每一个作家应努力开凿属于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由是许多寻根作家遂有对开掘“文化岩层”的独特体认，如郑万隆在《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从植根于“文化岩层”说起》一文中，就认为文学有“根”，“根”就在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李杭育自幼生长于吴越文化圈内的钱塘江畔，根基深厚的吴越文化就成为他用力开掘的文化岩层。钱塘江作为浙江的母亲河，孕育了深湛、厚重的钱江文化，集中展现了吴越文化的基质与品格。李杭育用文学寻根，很自然地也会把吴越文化，特别是体现其基本特质的“水文化”纳入表现范围之内。

李杭育是在钱塘江的支流富春江之滨开始创作的，他在这里生活多年，似乎有一种对于水、对于江河湖海与生俱来的亲和与敏感，于是也就有用文学表现水与水文化的痴迷与执着。富春江两岸山色青翠秀丽，江水清碧见底，南朝梁文学家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称其为“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是故这里文人学士不绝如缕，有“清流美士，余风遗韵相续”的说法。然而，李杭育的富春江书写，却与传统的“清流美士”大异其趣，其志不在写江色秀美，而是对这座丰富“文化岩层”作了深层开掘。

李杭育在其散文《幻想富春江》中称自己对江河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有一种“等待倾听的心情”。其“倾听”最多、最为关注的，是富春江人的前世今生，把人们的生活作为文学审美对象，努力开凿这片“文化岩层”的丰富文化内涵。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珊瑚沙的弄潮儿》《葛川江上人家》《人间一隅》等均以“葛川江”代名，书写了钱塘江（富春江）一带人们（渔民、水手、少年等）生活的原始与质朴，艰辛与快乐，以充满诗情的笔触抒写了富春江人的生存方式变化，也表现了钱塘江文化的博大内涵及其历史变迁。无论是富春江人的生活、生存描述，抑或是诸多文学形象刻画，都集中显现作者对吴越文化精神的独特表达。其中对“弄潮儿”形象的创造，最引人瞩目，其所蕴含的吴越文化精神也特别鲜明。

李杭育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的一位身手颇健的文学弄潮儿，以书写“弄潮儿”而驰名。其小说以“葛川江”为主要表现场域，生动勾勒钱塘江畔吴越人家以农耕、舟楫为主的生存方式，传递出对过往生活的忧思又不乏对吴越文化的深深眷恋。而“弄潮儿”形象的创造，内中蕴含着挺立潮头、敢为人先、聪慧灵动的精神品格，在相当程度上是吴越文化的精神特征，勇敢的“弄潮儿”已然成为撼动生命的一道最美风景，这无疑是他努力寻找“葛川江”之魂的重要发现。追寻钱江潮上的“弄潮儿”，是其小说的一个整体象征。

在李杭育小说中，《珊瑚沙的弄潮儿》是描绘“弄潮儿”最出色的一篇。作品开头就有对“弄潮儿”习性的精彩、细腻的描写。葛川江一带以渔人居多，“弄潮儿”多为十二三岁的男孩，本地话叫“小官人”，就是小说开篇写的那些在沙滩上提篓、操网、“抢头潮”的孩子。这些孩子深谙水性，在惊涛骇浪中总能履险如夷；他们都有机敏的眼光，总能在汹涌的急潮中“抢”出鱼米蟹虾。弄潮小孩经大潮磨砺，成长为弄潮老头，仍有对孩提生活的眷念。后来有三次机会上岸，他们都不愿离去。《最后一个渔佬儿》描写的执着坚守江河的渔民，使人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那位风烛残年仍与大海苦斗的老渔夫的命运。这些小说虽不都是对渔人生活的赞美，但作品有机融合了吴越人机敏、灵动、奋力拼搏的精神，恰是当代人需要铸就的精神品格，尤其是挺立潮头、敢为人先的精神，更是改革开放年代不可缺失的。

李杭育对渔人生涯及由此滋生的“弄潮儿”形象书写，表露出肯定与惋惜两种心态。“弄潮儿”作为勇敢搏击的精神象征，自然是作家执着赞赏的对象，但身处当代社会，当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被现代文明取代，置身其间的自然生存环境也与过往迥然不同，如果只是一味迷恋过去，就会与时代格格不入。李杭育的小说之所长在于，透过对当下渔人生活的描述，思索背后潜藏的问题，探究人物未来应有的走向。

小说《珊瑚沙的弄潮儿》中已然不是一味地描写“弄潮儿”的勇敢与无畏，其书写的文学主题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文明的进展与人自身行为方式的矛盾，即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许多生命个体中应该葆有、值得传承的特质已日渐淡化或者在不经意间消逝。小说中男主人公康达回望年少的记忆时，内心就充满矛盾，甚至不无忧伤。浸淫在都市文明中的他最迷恋的依然是年轻的葛川江，最心驰神往的还是每年夏天到珊瑚沙去抢“头潮”，可城市文明已经让现在的孩子少了与生俱来的蛮性，不会撒野，更不会下滩“弄潮”，“弄潮”生活难以承续。这里就既有对吴越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的眷顾和依恋，也有对渔人疏离时代征象的焦灼与怅惘。《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主人公福奎最惬意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下滚钓，一成不变。他之所以成为渔人中的“最后一个”，是因商品经济来袭，葛川江的“渔佬儿”都上岸成了“庄稼佬儿”，原有的生存方式不能不有所改变。小说描写葛川江变革的必然性，旨在表达吴越人在变革大潮面前的最初觉醒。《人间一隅》写江城居民对大江有种特殊的感情，写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极富诗意笔触，表现了在改革年代传统遗存美好风尚的承续，有其独特寓意。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李杭育企盼的图景，并非不可能实现。以其赞赏的“弄潮儿”而言，仍不失当代意义。作为生存之需的“弄潮”，经历史演变逐渐衰落，而代之以“观潮”。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弄潮”已经演变成一项极具观赏性的体育运动。钱塘江潮的主要功能，也已表现为“弄潮”与“观潮”共生共舞的壮观景象。在时代转折之际，文学除了表现“弄潮儿”精神外，还有更深广的内涵有待拓展，这需要致力于表现地域文化精神的作家进行深层思考。

李杭育的小说大多表现两重内涵：“蛮荒的生存”与“文明的诱惑”。既表现了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有对“弄潮”本质的精细把握。钱塘江上的“弄潮儿”实为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的象征，其意义也含有对未来的思考。如今钱塘江的观赏价值（“观潮”）永远存在，它的衍生文化（“弄潮”精神）也不会老去。就艺术表现人的精神状态而言，“弄潮儿向涛头立”，是一种美的表征，用文学表现“弄潮儿”仍具有很宽阔的艺术空间。

（作者：雷水莲，系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