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林岗（左）为陈晓明颁发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年度文学评论

致敬词

陈晓明 《无法终结的现代性： 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

陈晓明是当代文学评论界的一员骁将，他的评论文字同时呈现出弘阔的理论视野与亲切的现实关怀。《无法终结的现代性》试图揭示出当代中国文学寻求自身独特道路的精神状态，集中了他近年来关注的主题，即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激进探索对汉语小说边界的拓展；他也着重探讨那些指向开创、拓展和越界的文学经验，通过文学实践前沿，揭示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

陈晓明以文学守护者的姿态，`以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字眼，为追新逐异的“后现代”把脉，指出“现代性”了犹未了的症结所在。他以内心的直觉、敏锐的观察，完成了对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功利化及其相关问题的全方位审视，是对中国当代文艺美学原理的一次校正。

从理论转向 当代文学

羊城晚报：《无法终结的现代性》选录您近年的论文，似乎大致体现着您的学术兴趣。在确定何为研究目标或方向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收录的是我最近五六年来写的系列论文，实际上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20世纪直到21世纪初期的文学中贯穿着美学现代性的态度以及现代性的想象。80年代我们曾经探讨过后现代主义，我率先关注到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问题。在先锋小说当中可以看到后现代的叙述方法，包括语言的感觉、历史感以及语言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但是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出现了传统的回归和现实主义的复兴，它从后现代主义直接后撤到了现实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把现实主义看成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观念和方法，所以我从先锋文学转向了乡土文学、乡土叙事的探讨，关注现代性的问题如何贯穿在乡土叙事的历史观、美学方法以及语言表达的方式之中。这是我在21世纪初期以后的一些年里一直关注的主题。因为他们作为论文单篇发表过，所以似乎看上去是一个文集，但其实是我多年来致力于写作的一个著作。

我在50岁的时候有两本代表作，是《德里达的底线》和《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汇集了我之前十多年的研究成果。《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是我60岁时候的代表作，尽管说50岁到60岁，也陆续出了多本书，但是这本书应该说是我自己最重视、也是凝聚了我最多学术心血的作品。我在确定研究目标和方向的时候，一直立足于对当代文学发展变化的把握和理解，根据文学本身和作家们的发展轨迹与变化方向来提炼我所应该关注的问题，确切来说是目标或方向。

羊城晚报：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今天，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追求和变化？

陈晓明：这个问题跟前面那个问题有相当的关联。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最早发表作品应该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属于初学阶段，尽管也在《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等刊物发表，但是我自己觉得还只是学术的一个起步。80年代末期，我在理论上投入的关注多一些，从理论入手关注结构主义和先锋派。90年代以后，我关注的面更广一些，包括乡土叙事，比如莫言、陈忠实、阎连科、张炜等等，还关注过相当部分的女作家，侧重点更多地从理论转向了当代文学本身。所以我的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等文章的风格趋向于明晰和直接。但是我一度为这种明晰和直接感到困惑，感觉这种文学语言不太过瘾，我欣赏的文学语言是德里达、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克里斯蒂娃一类的。后来我的语言更多的是贴着作家作品走，显得浅显明晰一些。当然很多的青年学者也曾经跟我提过意见，觉得我的文学评论在表述方面还是比较费解，特别是很多学生觉得读我的文章还是会比较吃力，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理论藏在

文本的经验里

羊城晚报：早在上世纪90年代，您就关注先锋文学。这种“在场”对您的研究、写作提供了怎样的便利？

陈晓明：你说的在场性是指我和作家们同时在场，我们有同样的关注，甚至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说天天要在一起交往，或者天天要在一起喝酒打牌，而是说一种精神上的联系。80年代后期，我读先锋派的作品，几乎是一拍即合，我感到和他们非常的默契，感到和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共鸣。

这种在场性对一个评论家来说非常重要，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和认同，他的言说会带着一个时期的激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面对着传统的现实主义比较僵化、陈旧的体系，我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束缚，希望能够突破，为汉语言文学带来一种新的景象，新的路径，能够创作出全新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精神是共通，这是同时代人精神上的共同在场。

在先锋派作家中，孙甘露是跟我同龄的，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几位都比我们小两三岁。但是那种感觉是非常共同的。这种写作的便利倒不是说掌握他们多少材料，其实我写的《无边的挑战》里面，没有过多地叙述他们的生平，就是谈作品。所以这种便利主要是一个精神上的，是同时代人精神上的共同在场。我们对过去那种陈旧的文学体制有一种疏离感，感觉自己跑到了一个遥远的旷野，在那里有一种自由，有一种想象，有一种放飞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写文章都很快，发表文章也比较多。在一两年内我写了几十篇关于先锋文学的评论。在场性是一种精神上的动力。

羊城晚报：中国学者在面对与阐释中国本土经验时，应该如何把握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方法的关系？

陈晓明：我觉得作为某种普遍经验的规范是不存在的，有些人说我们学西方文论应该如何和中国的本土经验相结合，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都在于个人对西方文论掌握的深度和对中国文学本土经验领悟的深度，这两方面是相关的。只有真正体会到西方文论，把握住它的要领，对整个西方文论的来龙去脉，从柏拉图以下的那样一个历史，你有非常到位的一种把握，你在运用西方文论的时候，才不是夹生饭，你才不是生搬硬套。对中国文学的把握应该是真正回到文本的。我的评论是非常注重文本的，对于我来说，理论就是在文本中激发出来的。不是说从理论要到文本，在我看起来那些理论就藏在文本本身的经验里。所以我们在讨论文本的时候，理论是自然而然地从字里行间涌现出来的，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使用一个理论去把握它，去理解它。理论应该化为你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语言。其实现在有很多学者，做理论的也好，做文学评论也好，恕我直言，他没有掌握理论的语言。所以你看到他在用一些概念，但它不是一种理论的表述。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评论本质上是一种理论的表述，用的是理论的思维。

我曾经多次给学生们上一门叫“中外文学批评方法”的课，主要是讲西方的批评方法。我会选择十五六位西方评论家、批评家的作品，用作品来带出他们的整个批评体系，包括德里达、德·曼、希利斯·米勒等人，我选的永远都是哲学家。学生很纳闷，说，老师你上批评方法，为什么选的都是哲学家的文章？我说，你先认真读一下这些文章。这些哲学家都是非常出色的批评家。现当代的西方哲学家，只有当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批评家的时候，他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哲学家，他们对文学都有非常深非常精到的感悟。所以我认为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它们是同格的。

相比于西方的理论方法，中国的传统方法主要还是品鉴性的，不具有一种整体性、大逻辑的方法，但是他们那些非常有创见的概念、术语，是非常有直接经验的，非常富有一种文学意义和文学想象。我也会经常把一些传统的术语概念融入西方的理论，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现代学术、现代文学批评的大逻辑，也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比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们还是在那种大逻辑的结构体制当中来展开一种论述。那么中国传统的很多说法、说辞、术语、经验等等，它是可以融入其中的，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文学面临

极大的挑战和调整

羊城晚报：您在书中强调，莫言、贾平凹等乡土叙事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向。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小说家集中关注农村题材的现象？

陈晓明：80年代我们在狂热地追求现代主义、现代派。到了90年代，中国社会普遍有一个向“传统”的回归，或者说“传统”的复兴。那么像这种传统的回归也好，传统的复兴也好，确实很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乡村叙事。乡村叙事牵涉到很多有关“传统”的问题，包括传统文化、传统经验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只有在90年代的这种氛围中，“传统”才可以得到张扬。比如90年代初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他们对传统价值、传统美学是有肯定的。《白鹿原》能那么放开笔来写传统，写传统的价值观，写传统的风俗习惯，甚至写到了风水，而且张扬了白嘉轩身上那种儒家的精神品性，等等，都可以看到传统的作用。这一代作家，如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刘震云等，都有非常充分的乡村生活经验，或他们从小就在乡村生长，所以他们熟悉所有农业生产的过程，熟悉乡镇所有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羊城晚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小说家越来越多写作城市题材。有人认为，乡土小说最终将被都市小说所取代，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陈晓明：这样一种作家和乡村生活的原生关系，今后就不一定会有了。所以今后的作家，如70后到90后，他们的乡村生活背景越来越淡薄，有些人虽然来自乡村，但乡村本身也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们更多地会去写乡村向城市转移的这种故事。今后乡村文学会为城市小说取代，这点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大量科幻文学的兴起，大概和现在新兴科技的强盛、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有关系。再一个，网络文学的兴起，网络文学虽然有历史穿越，等等，但它跟现实的场景、跟现代都市的关系也非常密切。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新一代小说家越来越多，写作城市题材这点已经毋庸置疑了。

羊城晚报：在网络时代，阅读媒介、阅读习惯的转变，似乎让“文学”的概念更为开放？

陈晓明：在网络时代阅读媒介阅读习惯的转变，似乎让文学的概念更为开放。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也是我们要面对的现象。在网络时代，可阅读的文体变得非常多。今天的文本有虚构和非虚构两个类型，虚构文学又分成传统的文学——我们姑且称之为纯文学吧——和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我们很难定义，我倒是很愿意使用一个“大文学”的概念。网络上的文学是不是可以称之为超文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文学视角来看网络文学，会觉得很难接受它的文学价值，它们会重复，会有套路，然后会有固定的阅读对象。在传统文学的训导中，要求作品写出刻骨的真实，要写出生命中的闪光，就像菲茨杰拉德说的，如果不是让你撕心裂肺的东西，你写来干什么？但是网络文学就是娱乐消费，就是要写“爽文”。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大文学”的概念。所有的网上阅读，包括“爆料”，都有文学的奇观性、传奇性、叙事性，并使用了各种文学手法，现在是网络文体极大地扩张的时代。移动终端的使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包括阅读的变化。所以今天的阅读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文字的阅读。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视听文明的时代，它揭示了今天阅读的一种特点。过去我们的阅读是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地读，现在是浏览，浏览的速度非常快，跟看图像一样，迅速地把我们看到的文字转换成一种想象，而且书写本身也在建构一种庞大的想象，建构当代想象的网络时代。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不管是用图像也好，声音也好，还是文字也好，在建构这个想象的社会、想象的时代，建构这个当代想象的网络时代。

在阅读传统文学时，我们总是追求真实，我们觉得真相非常重要，“真实”和“真相”本身就是历史主义和传统文学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也是感知这个世界的支点。但今天的文学有更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指文体的自由，文体本身已经被解放了。我们追求的已经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可以接受一个虚拟的世界了，已经开始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中。我们这种50年代60年代的人可能还会追求真实性，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一直在制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各个方面都在制造虚拟的世界，包括网络上传播和阅读的那些文字，大家都在虚拟的世界中生活。至于今后这种人工智能所建构起来的世界那可能完全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了。虚拟的背后是没有真实的，没有本体，没有本质，没有真相。所以今天的文学可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剧烈的调整。

羊城晚报：您个人的阅读趣味和文学批评之间有什么关系？

陈晓明：每天睡前我都会读书，各种阅读都有，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学作品，另一类就是文学理论。之前也有同事问过我每天晚上还读理论书不会觉得枯燥吗？但是我个人觉得读理论书非常快乐，非常有乐趣。有的理论书读得非常感动，会惊叹有的理论书籍怎么写得这么好。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可能是上岁数了，现在读文学理论书没有读文学作品那么轻松。

陈晓明

1959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2011年受聘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理论批评。出版有《无边的挑战》《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众妙之门》《无法终结的现代性》等20多部著作。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