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代中国乡土作家群体中，浦子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他的作品植根浙东，情钟乡土，生动展现了传统浙东乡村在大历史冲撞中的惊慌、拒斥、挣扎、迎合、战栗与衰竭，谱写了一段风光狼藉的乡土浙东在艰难退守中踽踽蜕变的成长史，描绘了一幅陆离斑驳的浙东乡民在欲河中或沉或浮的人性画卷。他的代表作《王庄三部曲》即是如此，而其新著《桥墩不是桥》则更是乡土浙东叙事的巅峰之作。作品以浙东革命老区桃花庄建桥事件为引子，以薛家丽和薛溪生之间的情感纠葛为主线，以桃花庄三任村主任的竞选为铺垫，在历史新常态和人性的制高点上追踪浙东乡村在传统与现代夹击中踉跄前行的艰辛步伐。

作为一位倾心于我乡我土的作家，浦子对浙东的乡土伦理和文化人格有着极深的情感与虔诚的敬畏，他总是拒绝将现代性置于乡土的优先位置而武断否定乡土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他的文学世界里，乡土传统及其文化伦理作为规范数千年乡土浙东的宗法秩序和推动浙东乡村演进的根基，尽管在现实面前，它们有着太多的迷惘和无奈，但否定它们，就意味着对乡土的精神纽带、内在血脉的抛弃和对乡愿、乡愁的背离。所以，坚守浙东乡村的乡土性，同时又深刻思考在历史的冲击下乡土浙东延续的可能性及其命运，是浦子乡土浙东叙事的严肃主题。

文学是 “纹学”，这里的“纹”不仅体现在作家对文学的结构肌理、故事情节、语言修辞等的塑造能力上，更体现在其对人性深度的把握、挖掘和呈现上。人性就其现实性来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乡土中的人性亦然，它是现实中错综的乡土关系在人物身上的投影。但在某些乡土文学中，人物的类型化、表象化、意念化情形却普遍存在，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家乡土感知与体验的肤浅和他们内心深处对于乡土世界的隔膜和拒绝。我们知道，生活只有首先成为作家的，其次才能成为文学的。乡土作为生活进入文学也是如此，作家唯有将其全部生命沉潜到乡土之中，用心去丈量乡土的胸怀，用情去聆听乡村的倾诉，他才能走出逼仄的乡土想象而拥有丰富、鲜活、厚重、深沉的文学乡土经验，进而紧紧把握住乡土孕育的人性的复杂面，深入开掘人物在乡土境遇中的深邃内涵，呈现给读者带着乡土的色泽和质感的最真实的乡土人性。浦子的乡土浙东叙事就做到了这一点，他笔下的形象来自浙东的乡土本身，他们可敬、可爱、可亲、可恨、可怜、可叹，总之，让人对他们五味杂陈。例如《桥墩不是桥》中的林敬山，作品就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乡绅化身在内在性格上的多重性和褶皱性。林敬山是一个矛盾复杂的存在，他既是乡绅的化身，又带着在传统宗法伦理的温床上所滋生的乡土的“腐味”，作品在浙东乡土文化的复杂性中建构了林敬山身上人性的真实性，准确把握到了乡土人物塑造的合理化方向，触摸到了乡土形象、灵魂最深处的脉动。可以说，林敬山是一个比白嘉轩、鹿子霖等已经成功的乡土人物更为复杂，更具乡土的光泽和历史暗色的形象，在他身上，既体现着浙东乡土文化伦理的深邃、多层面性和神奇的塑造能力，也体现着浦子乡土浙东经验的博大与深沉，当然，更寄寓着浦子对于家乡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复杂情感。

同时，作品也展现了在中国乡村政治秩序中权力的变异以及在权力角逐中人性的沉沦，不仅如此，作品也揭示了在乡村治理中走法治精神之路的曲折与漫长。如果说作品中桃花庄祠堂的破落隐喻着宗法伦理秩序在浙东乡村的撤退的话，那么，支撑祠堂的枇杷撑的断裂则意味着这种传统伦理秩序的崩塌。显然，当以宗族和乡绅为中心的乡村结构在现代乡土中国内部逐渐倾斜而无力弥合乡村裂变的罅隙时，如何为现代乡土中国找到新的历史着力点，这是一个让人焦灼的问题，浦子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在这种意义上，作品中桥墩的存在，事实上就是一个隐喻和否定性的意象，它是作品对于数千年来乡村治理传统的一种否定。桥墩永远不是桥，中国数千年的乡村政治，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修建着中国乡村治理大桥的桥墩，无论是传统文化治村、乡绅善人治村、商业治村、宗教治村等等，实际上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顽疾。对此，作品站立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整体性中思考乡村的出路，在否定宗法治村、善人之村、乡绅治村、宗教治村等的基础上，将依法治理推向历史的前台，体现出了浦子希冀重写乡村中国历史的文学冲动。作品喻示，只有依法治村，将“微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乡村治理的顽疾。而作品中书写的桃花庄治村的三十六条，实际上也有着现实的影子，它是浦子的家乡宁海首创的乡村治理规范，而这一规范已经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显然，浦子对此有着很高的期待。

对于土地，浦子带着敬畏。土地是乡村的庇护所，土地的消失意味着乡村栖息地的消失和农民生命本体性的消解。正是如此，桃花庄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他们之所以反对造桥，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造桥会让他们当年一担一担流汗筑出来的桃花坞化为乌有，哪怕只是一寸，也是意味着对他们的汗水背叛。因此，当最终桃花坞被保护性施工铲除平整，当初支持造桥的薛家丽和薛敏，一个出走，一个逃离了桃花庄。这样的结局是让人遗憾的，但它却寄寓着浦子对乡土现代性的苦闷和迷惘，这种苦闷和迷惘说到底却是根基于浦子对浙东土地的虔诚。所以，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桃花庄与桥之间的关系是错位的，与其说是桃花庄需要一座桥，还不如说是这座桥需要桃花庄，正是这种主宾位置的倒错，流露出了浦子对于浙东土地的无尽依恋情怀，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桃花坞上那些铲车发出的雷鸣一般的轰隆声实际上却是唱给乡土浙东的一曲悲歌。

对浙东乡间的日常生活、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的逼真描绘，使浦子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乡土浙东之中，体现着乡土浙东的真实状态。王德威曾说过：“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他否定历史政治叙事的态度固不可取，但他推崇文学中国叙事的真实性的观点却有着几分道理，至少对于自愿作为乡土浙东的解剖刀的作家浦子而言，是非常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