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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有言，“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田先生的微信名是“砚田”，不知是否来自这一典故。以砚田为名，这也是他对自己以笔为犁、以砚为田而笔耕不辍的形象写照。而这方砚田，不但给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研究开拓了一片独特的学术原野，还烛照出一代学者睿智、平和、包容而又爱憎分明的人格光辉。

3月5日，同门和其他好友陆续转来田本相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先是错愕，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3个月前还曾去田先生家拜访和请教过他。那时候田先生除了有些消瘦之外，看起来似乎一切如常。春节期间听一位师长谈及他病重，我还不以为意，觉得哪里有那么夸张。没想到现在，他却永远地跟这个世界道了再见。消息证实后，我长时间沉浸在懊丧和遗憾的情绪中。

我不是田先生的学生，却因为博士论文的关系拜访过他，和田先生有过一些交流。论文开题后，导师邹红曾就选题范围和个案选择跟我反复酌定。考虑到田先生的传记是重点阐释和分析的对象之一，邹师跟我说：“你去拜访一下田本相先生吧。他的《曹禺传》至今在学术界都是不可超越的，奠定了曹禺研究的基础。请他给你一些意见！”我自然心下大喜。田先生是国内戏剧研究领域的泰斗、曹禺研究专家，能得到他的指导，对于厘清思路自然会事半功倍。

邹师的《田本相和新时期曹禺研究》发表在核心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是一篇影响力较大的文章，对田先生学术风格、地位、影响和意义都进行了客观而不失公允的系统评价；而后来见到田先生后，他则跟我提及，邹师是第一个从精神分析角度研究曹禺的作者。

我随即找机会跟田先生通了电话，并提前把开题报告和论文提纲发到了他的邮箱。很快，大约过了两周，田先生约我去他青年路附近的家里一见。

进得门来，却见田先生已经沏好了茶。

“对戏剧家传记整体研究是有意义的，别人还没有专门写过。有一篇专门研究田汉传记的，你可以找来看看。”田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我赶紧记下来。田先生又说：“戏剧家传记里写得好的，有董健的《田汉传》。1985年国内在武汉召开了一个田汉研讨会，学术界这才引发了田汉研究的高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要出版田汉传记，我向他们推荐了董健。他写得很不错，值得研究。另外，夏衍传记也要加进来。夏衍在戏剧史上的意义很大，他是左翼戏剧，但却不是说教式的。夏衍传记写得好的有陈坚，你可以考虑加上。”

这是建立在他对现代戏剧史和传记创作实践上的经验之谈，都是高屋建瓴而又宝贵的意见。他为我的研究建立了宏观视野和高起点，我如获至宝。那天和田先生相谈甚欢。他亲切、平和，身上没有时下一些学者爱端的名士架子，也没有“大牌”脾气，更不存在什么功利心，有的只是对学术的热爱和对晚辈的一片关心和爱护。谈话如沐春风，我的拘束少了很多，思路也开阔了很多。

这次见面没过多久，田先生又在微信中嘱咐我多看外国名人传记，“如果你写传记就多看看外国作家写的名人传记，我也是学别人的。”我想起来田先生在《曹禺传》后记中曾多次提到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人的传记，赶紧买来看。没过几天，他又转发关于莫砺锋《杜甫评传》的一篇文章，供我参考。接着，他又转给我一篇《学术论文的六个关键方面》，提醒我注意学术论文的规范，如何选材和提出论点进行论证。他不是我的导师，却又这样关注着一位籍籍无名的后生晚辈的论文进展。我心下默想，只有把这份感动化为思考力和笔力，及早把论文写出来，而且写出深度来，才对得起他的关注。

论文初稿出来后，我赶紧提前发到了田先生的信箱，请他给予指导。大概一个月后，田先生约我见面，发来信息说：“对不起，最近才看完，如果下周一有暇，可于下午三时来家里一叙。主要是身体欠佳看得慢了。”他语气客气而真诚，我则十分不安而惭愧，为田先生的认真、负责而再次感动。这本来就不是他的分内事，是我在打扰他，增加他的额外事务。他提到身体欠佳，迟钝如我，还以为只是冬季易发的感冒一类小事。现在想来，可能那时候田先生就已经身染重疴。

到了约定的当天上午，田先生一早发来信息说，“医生通知我下午住院复查，如果你上午有空来家里谈也可，要不就等我出院再说。”因我的单位距离他的住处不远，我赶紧回复：我现在马上过去。上次见他还很硬朗，可能只是一般的复查，我依旧没有多想。

及至我赶到田先生家里，见家里氛围一切如常，只是客厅里多了一张医用床。田先生的爱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能是怕打扰我们，声音开得很小。田先生则消瘦得厉害。我这才觉得情况有些严重，连忙问：“您身体怎么样？”田先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例行复查，可能要住一阵子医院。”我说，“您比上次我见您时瘦了很多。”他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不过又认真地回复我说：“体重掉得不多，还是49.5公斤。”我不禁赧然，觉得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自己的身体状况。看他神情淡定如常，我又侥幸地想，不至于有什么大事情，也就没再多问。

田先生家的餐厅靠近客厅，我们分坐在他家饭桌的两侧。田先生双手撑在桌上，头略下沉。毕竟已是86岁的高龄了，这可能是身体机能弱化的一些正常反应，我想。

谈到论文，田先生说话依旧思维清晰、逻辑严密。他对我鼓励有加，肯定我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你写的资料很扎实，下了功夫。”然后，他又对《曹禺传》的独特性做了说明：“把访谈的东西加到里面，这种写法过去的传记中还没有。”又谈到曹禺的“苦闷”：“曹禺为什么苦闷？我原先读过心理学的东西。对曹禺苦闷的发现，影响了以后曹禺研究对曹禺的认识。这一点跟研究鲁迅贯穿起来了，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也是苦闷的，伟大的作家都是苦闷的。此外，我对曹禺的童年经历下了功夫，研究一个作家童年和少年时期非常重要。揭示了他内心苦闷的来源。”“对家庭生活的描写也是一个。写完曹禺传之后，引发了一个曹禺研究的高潮。”田先生这么总结，“写传记，不能离开这个人的家庭生活。”

他嘱咐我分出主次，不要一把抓。要在章节上有侧重，篇幅要剪裁。“要在评价上，更露出你写的东西的传记史。”谈到最后，他对一些学者的私德进行了批评，“不入流的不能研究。”对一些在学术上以发奇绝怪论、哗众取宠的做法进行了批评，甚至有些激动。这样的田先生又是好恶分明的。

尽管我从文献中已经能发现戏剧家传记的脉络和线索，但真正听田先生自己谈，还是更能验证和补充一些认识。我赶紧都记下来，这些意见太有启发意义了。回来后，我把田先生的意见进行了整理，在论文中作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现在想来，他那天下午去医院，应该已经是饱受病痛之苦了，他却还惦记着一个后辈晚生的约见。田先生并无指导我的义务，他大可以就此推掉，也不必如此认真和尽心尽力。我想，这一方面源于我导师的推荐，他对我导师非常信任，对她推荐的学生自然也就无条件信任，这显示了田先生性格中重情义和宽厚待人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他内心提携爱护晚辈的本能使然，这种爱护无关其他，只是单纯源自对学术的热爱。我曾想着论文写好后再给他看一遍，否则对不起他的一番苦心。如今天人两隔，这是再也无法弥补的憾事了……

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有言，“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田先生的微信名是“砚田”，不知是否来自这一典故。以砚田为名，这也是他对自己以笔为犁、以砚为田而笔耕不辍的形象写照。而这方砚田，不但给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研究开拓了一片独特的学术原野，还烛照出一代学者睿智、平和、包容而又爱憎分明的人格光辉。

是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