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生命的水滴与时代的江河同行，记忆的溪流曲曲弯弯细又长……

在废墟被蓝图照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自湖南的父母，主动申请调往白族聚居的云南省剑川县教书育人。襁褓中的我，也就随之在那里安身。听五星红旗在耳旁呼啦啦招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等红色经典伴着我茁壮成长。

但道路总是曲折的，岁月无奈地闯进了一个迷宫。1969年1月，15岁的我被安排到剑川县最偏远的山区弥沙公社插队落户。在那贫瘠的农村，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是困苦。几块土墼在地上围个框，铺上稻草，裹一床薄薄的棉毯，就是被回荡在山谷的犬吠伴眠的夜晚。一锅干蔓茎汤里撒几把包谷面粉搅一搅，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有一次在粮管所排长队领到了救济粮，我们竟在粮库外就地用三块石头垒了个灶，用随身带来的罗锅煮粥，还半生半熟，就开始狼吞虎咽。那年月，我们有时会相互用手指头按压对方的脸庞，以那个凹陷小肉坑回复原状的快慢决定谁来洗碗。因为饥饿，我们的脸经常会有些浮肿。也因为饥饿，我们变得落拓不羁有时甚或行为无状。比之我们，村民的生活就更加窘困了。如今数十年过去，春风已度玉门关，村里也已基本衣食无虞。

由于从小就沉浸于白族生活氛围中，白族话几乎成了我的母语。这极大地便利我融入边地山村。感同身受失望中孕育的希望，咀嚼品味苦涩里暗藏的鲜活。我感谢生命里所有的遭逢。一些沉重的悲剧和轻松的喜剧，后来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正如曾经出现在现实中。

在过了5年的知青岁月之后，同学们先后被分配工作了，只有我独自一人因政审不合格而一次次落选。我的一篇短文曾写到从极度的沮丧中奔突而出的另一个自我。挫折是心灵丰富蕴藏的一种加持吗？我不知道。但也许因为这样，我写的文章才会显得深沉一些。

1973年，“文革”后实行的由贫下中农推荐入学的高校招生制度增加了文化考试的选拔环节。消息传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我有幸获推荐进入了考场并名列县考生榜首。然而，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横空出世了，高分考生们瞬间被贴上“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的标签，录取标准骤然转向。在丰盈多姿的人生路上，注定要经历风雨。那是一个国家民族命途多舛的年代，去哪里寻求个人的坦途？

5年后，已进入1978年的秋天，抬头举目依然有红花绿叶进入视线，因为我已离开苦寒边远的剑川，抵达昆明。而昆明的春意不仅彰显在自然界，它已悄悄渗入人心的冻土。一天下午，学校传达了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走出礼堂，同学们不约而同来到操场，先是艺术系的同学，继而是体育系的同学，手拉手跳起了一支圆舞曲。

……

白鸽在天空中展翅飞翔/青春的花朵在心中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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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优美又燃烧着青春热情的旋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望中的同学。在漫长的年月里，跳舞曾经是一种大逆不道，但它却在这一刻真真切切、堂而皇之地如花朵一般绽放了。圈子越来越大，舞步由拘谨逐渐变得奔放，表情由羞怯逐渐变得自如，仿佛花瓣挣脱了一切束缚，纵情舒张……然而，让人伤感的是，侧脸一看，与自己并排踏歌起舞的，却是一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姑娘，一缕悲情不禁在心中潜滋暗长。在过迟推开的校门里追忆青春。在当时，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思，也是我们这代人最令人五味杂陈的誓言。真实的感受，促使我写下了第一篇发表于省报的散文。

春风鼓荡而来了，暖阳不止在崎岖小径徘徊，而是让所有的枝条都挂满了妩媚。忆当年，最难忘的是大河解冻时阳光的晃亮和激荡。阳光打在人们脸上也照进了他们心里。而文学是其中最炫目的那一道。走来了刘心武的《班主任》，驶来了舒婷的《三桅船》。当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声音传来时，张洁喃喃地述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他们的讲述、歌吟、呐喊，与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同频共振，有力地拍击着中国人的心房。对伤痕进行检视，让人性复苏，使常识归位。文学已不仅仅是文学，它是创可贴、醒脑汤、能量合剂，它更是火，是电，是山谷里炸响的惊雷。

虽然我考上的是物理系，这劈头而来的文学狂浪却引我调转了船头。当初之所以选择报考理工科，源于心有余悸。父亲的被划“右派”，跟他从事文职工作有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家长的竭力主张使我放弃了自幼的喜爱。但新时代的大潮冲开了多少人心中的藩篱，也使我有了鸳梦重温的可能。我的枕边开始堆满了各种过去看不到的文史哲名著。国门打开，有新风习习拂面，让人眼界大开。

其实，早在八九岁时我就已经开始阅读文学书籍，到了“文革”时期，最幸运的是鲁迅的书没被禁读。而那年月我物色到的一本破旧的《普希金抒情诗歌集》，让我对诗歌产生了宗教般的崇敬。在知青生活中，惠特曼、聂鲁达、洛尔迦曾陪伴我驱除寂寞。一本杜甫诗选被我的眼睛反复揉搓。那些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的阅读，为我在大学以不务正业的姿势向文学张望垒砌了站立的台阶。

陪一位著名老诗人采风是我工作调动后的第一次任务。

宽脸膛，肤色较黑，头发短而有点卷曲，穿一身工人师傅们常穿的劳动布工装，脚上的旅行鞋灰黄灰黄的，似敷了一层泥，但上衣的钮孔里，却斜插着一枝野花——这是我初见他时的印象。有着游吟诗人气质的他，也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跟我谈改革开放带来的文艺界的思想大解放，抒发因文艺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而迸发的欣喜。他与艾青交好，很多名满一时的青年诗人与他有密切交往。能参与优秀人物之间的砥砺交流是人生幸事，尤其在青年时代。这是他传授给我的一条人生经验。我从中领悟到，这也就是当初考进大学的重要意义，因为那里毕竟是优秀青年的聚集地。我陪他爬观剑川石钟山石窟，带他骑自行车绕行剑湖。一路听他谈自己独特的读书体会和写作心得，深受启发。有时候我恍然觉得，他多么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夜行的驿车》里所写的那位擅写童话的老人。是的，对于美的人和事，他有一种近乎放纵的迷恋。当然，我也看到了他性格中稍许的偏执和急躁，从而认识到名人也是人，人所具有的他们都会有。那段时间，接待工作让我有了很多与名人接触的机会，既增长见识，学到了经验，也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

工作之余，我主要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散文诗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文体。我们只要读一读屠格涅夫的《门槛》、波德莱尔的《每个人的怪兽》、鲁迅的《过客》《影的告别》《死火》等篇章，就会知道它们所包含的思想力量和美学浓度绝不会少于一部中长篇小说。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文艺思想的解放，作家们的笔触由对“高大全”的神化回到血肉丰满的人间，由“政治教化第一”的偏废转入兼及审美、认知、娱乐诸功能的全面。求新求变，也成为我写作上的一种导引。那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作家往往就是追星的对象。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些读者来信，生活中也会发生一些被读者围追的趣事。

如今翻看那本书名叫《相思草》的最初出版的小册子，觉得其中的作品真是太幼稚了。但那种嫩生生的、仿佛青草叶片上的晨露般的清新，是青春岁月沁出的记忆颗粒，也是年轻心灵的温热血珠，是我今天无法复制的。

如今我虽然已出版十余本作品集，并且一本比一本厚，装帧也越来越华美，思想性、艺术性的日趋完善和成熟也显而易见。但最初的作品，仿佛初恋一般最被我珍视，也许更是因为怀念那个“像健壮的青年，有着铁一样的胳膊和腰脚”的80年代。80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的需求也不复当年。文学已从异乎寻常的高位跌落，成为阅读的支流。启蒙的、审美的纯粹，有时候已无可奈何地让位于娱乐的狂欢。这是时代的蜕变。

回顾数十年历程，先是物理教员，继是文联干部，在后来的20多年时光里则成了一名繁忙且经常上夜班的报人，自己的文学创作就一直处于业余状态，作品数量较少。“一位作家，作品量多而质高才最值得推崇。可惜我难以做到，也就只好把文章尽可能写好一点了。主观努力如此，客观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在散文集《听雨》的后记里，我曾这样说。“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泰戈尔的这句诗，是我一直坚持的理由。

尽管春天甚至盛夏已经过去，至少对于我的生命而言，然而春后还有夏，夏后还有秋，秋后还有冬，冬后又是春。日子就是这样，涨落起伏、周而复始。告别冬天，走过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的春季，其实我们的社会生活也进入了夏秋之交。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季节。眼前一派繁茂却良莠芜杂，收获似乎丰赡却斑驳迷离。物质涌流的同时雾霾腾起，并且向人心流泄。需要梳理，需要整饬，需要涅槃，需要跨越萧瑟的轮回，重新唤起一种明澈和清丽。我一次次暗暗警醒自己，为了给这种跨越增添一点哪怕是微末的色彩，也应一手举起批判的长矛，一手摇动爱与美的玫瑰，进行属于自己的写作。环顾四野，我发现雾帐撩起处依然有无数的年轻人点燃了他们心灵的火把。这些才华横溢而又目光深邃的幸运儿，不像我们一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的成长，营养优质而完备；他们的歌声，不仅掷地有声，而且燃跳着青铜和燧石的火焰。尽管这个世界已是五音俱发，但我相信，文学是无法替代的。他们才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我不仅要为比我年轻的写作者点赞、喝彩，也希望多与他们交朋友，获得与他们砥砺交流的机会。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又想起了40多年前校园里的那场舞蹈。那飞溅的欢乐是由衷的火苗，更是历史翻新的象征。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用重重叠叠的脚印迤逦刻写的是奋斗和艰辛的历程。应该一如既往地前行，和祖国一起去迎接更加耀眼的荣光。我们虽已老去，但新中国依然有着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沧海万仞，众流成也。我希望在祖国一次次跳起的青春圆舞曲里，人们能认出其中舞步蹒跚却又在沟壑纵横的脸上绽开朵朵鲜花的那一个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