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写了好多关于城市旧地方的小说，人的、动物的、小区里的、大街上的，但仍然想写，总觉得没完，总相信还有可探寻之处。我希望能像挖矿一样，沿着历史和地域两条线扩大开去，并期盼这种努力能让更多东西得到联结和呼应。

今年上海双年展有一个活动叫“你的地方”，我仔细观摩了大家的作品和反馈，也参与了一些，收获颇多。我所居住的城市，越来越多地出现城市漫步、城市考古、城市更新等各种不同立场、不同经验、不同路径的行动，也自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关注自己的城市。每个人都可以辨认一个地方，拥有一个地方，追认一个地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空间的牵扯往往是有实质导向的，重复不是枯竭的倾向，也有可能是朝着广阔的追击。

冒着重复的危险写下去，与其说对作品倾注了多少精力，不如说是对自己所生存的空间热情不减反增。去年，也就是告别最早两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之后，我又在缓慢地爬行。现在看来，这种求索令人充实。从小官、阿祥到小花旦、李清水，从嘉兴到上海，扯出了人情、家庭、社区、工厂、大小城市，也扯出了看似统一的群像中普通人的秘密。原来把社区经验和情感泛开去写，投放到更大的时间和空间里去，不仅没有稀释，反而更加厚重。这是我没料到的，又是我一直想要的，它所能牵扯出的东西，也许关乎一个人的生活史，一类群体的生存状况，也许是大小城市在历史中的变化轨迹。

比如小花旦。我曾听过两个故事，一个是绰号巴黎小姐的北京大爷，一个是关于人民公园跳舞角，也见过不止一个被闲言围绕的未婚老人。我一直在想，阿莫多瓦的故事放在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或许会因为奔走疾呼而受到关注，那么更老的人呢，从工厂里走出来的人呢？这些集体群像中的个体，带着隐微的秘密和对秘密的遮掩，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其内部又同大众生活、同复杂的时代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他们一定存在，或许早已建造起如地下金矿般厚重的世界，只是很多人没留意。

小花旦这个人物，身上就有这些人的影子。他从工厂走出来，年轻时接触的是女性化的缫丝工种，下岗后在小区开剃头店，与老阿姨周旋。他因不可言说的失败而离婚，与母亲相依为命，种种迹象都在暗示他的不同，但这又是不确定的——在大众话语里，娘娘腔、“同志”、异装，都会被粗暴地归入“不像个男人”的符号里，吞噬身份的细分。而这种印记投落在他的绰号上，他却不言语。小花旦最终被小区和亲人遗弃，或说主动跳脱旧框架，以新的自我转向都市游荡，其变化不在于身份的转换，而在空间的移动。

小花旦也说“口头语”，也讲江湖情义，但他与过去所写的街道英雄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可移动性——他的生活被身份割裂出新旧两个空间，却能和上大学的“我”一样在其中来去自如。他像一颗从旧工厂射出来的卫星，在旧地界闪着扎眼的光，又在新地界闪着复古的光，他的生活路径既有超出秩序，又有随大流的部分。

此处所提的新与旧绝不是大小城市的简单对比。“我”和小花旦的牵扯从嘉兴到上海，正好是对社区空间“泛开去”书写的一种实践。把对城市景观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从一个原有的固定空间内拉出去，拉到小说中所说的“上海的另一部分”——“电视和海报上没有的部分”里去，也是“我”和小花旦乐于观看的部分，比如嘉兴路、定海桥。它们在风格上很不“上海”，却正是构成上海的实体元素。而这种观看又因时间的“泛开”而生出另一种变动的轨迹——城市风景在“我”和小花旦的10年交往中展现着消失和更替。海宝正是这样一个鲜明的符号，它以当年的微笑姿态残留在各条马路的角落，“当下”沦为一种记忆。许多人把它忘了，只有同样被人遗忘的小花旦还牢记着。他又提醒了另一些身处边缘的人，颇有英雄相惜之感。（为此我后来在线上发布了一个“寻找海宝”活动，想把虚构的可行性放在现实中实践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轨迹适用于很多城市。几十年发展下来，你四处可见将成未成的现代奇观，也总能惊喜地发现自生不灭的旧地盘。

关于结尾的重逢，有人说是一种温情，我更愿说是一种信心。对时间冲刷后所剩有几的信心，对自在生长的人与世界的信心。就像这个挖矿过程一样，尽管身处黑暗，尽管手酸、脚软，可只要还没被掩埋、僵住，总觉得劲头在高涨，就愈有向前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