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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王世家先生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周楠本  2019年04月09日07:53

我最后一次见到世家是一年多前2017年的秋天,记得是重阳节过后不久,几个朋友在北师大附近的一家火锅店相聚。席间世家拿出他的手机,说他已安装了微信。这是一个新颖的事情,我从未见他用手机,他也不用电脑,我以为他一辈子就与笔墨纸砚打交道了,之前我还把偶然得到的一点笺纸送给他,现在看来他也要疏离文房四宝了。自那次聚会后我就加进了他的朋友圈。他的微信图标是一枚“而已斋”篆书阴文印,这是用了他的室名。以后我虽远在湖南老家,但每天都能互递信息,如在面前。平时他就很健谈,微信更发挥了这一优势。我收到他发来的信息多,回复他的却少。不过与传统写信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几乎没有聊过学术上的事情,过去书信往返所涉多是文稿方面的事,微信则多是茶馀饭后的闲谈。用纸笔大约惜墨如金,又比较费力,一两页写完正事就收笔了,而微信则似乎天马行空,以为超越时空,隔墙无耳了。只是好景不长,大约仅半年的光景吧,2018年春天,记得是从三月上旬起,忽然他就不再发信息了,我发短信去问候,亦杳无回音,微信显示对方帐号异常。我有些纳闷,不过起初也没太介意。可是再过了些日子,竟得到世家因患口腔肿瘤住院做手术的消息。这实在是太出人意外了。如果只是账号异常一时无法联系就好了,可惜很不幸,是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异常。好在听朋友说他手术顺利,不日就可出院了。我想既然很快就可出院,自然是在康复中。我给他夫人打电话,表示回北京后就去看望他们。只是再相聚时,他肯定不能喝酒了,烟更不能抽了,不然的话湖南的酒鬼酒和芙蓉烟他是乐意享用的。我还这么琢磨着。

可是万没有料到,我还没有计划具体回北京的时间,就突然得到世家先生于12月8日下午4时许已大去的消息。我赶回北京已不是去到麦子店他的府上,而是径直去往八宝山冥界之门去向他的遗体告别了。悲乎哀哉!

后来得知,他手术后预期存活率有五年,才觉得自己的迟钝还有可宽宥之处。

对于朋友、熟悉的人退出人生舞台,世家先生就说,某某的一页从此就翻过去了。现在,世家自己的这一页也就翻过去了。虽然如此,可是我觉得他的这页人生是可以阅读令人回想的,鲁研界的朋友们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念到他、谈到他的。

我与世家结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1987年春,那时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某天忽然收到一本《鲁迅研究动态》杂志,是一本二周研究的专辑(记得是《动态》1987年第1期,因手边无刊物,没有核对),同时还收到了编辑的一封信。当时因为舒芜先生所著《周作人概观》一书的责任编辑是署了我的名字,显然《鲁迅研究动态》编辑即把我视为同好就寄了一册专刊给我。这位编辑的信落款“王世家”。这名字我印象里多年前曾经见到过,觉得奇怪,于是拿着信到总编辑朱正先生办公室咨询,说:“今天收到北京王世家的一封信,我记得瑷珲县也有个王世家,很久以前你介绍我向他投过稿的。”

“这个王世家就是瑷珲的那个王世家。是一个人。”

“哦?……”

“他现在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动态》了。”

回到编辑室后我立即给他回信,说:我刚刚知道先生就是《读点鲁迅》丛刊的编辑,十年前(1977年)我曾经将拙编《〈鲁迅书信集〉索引》稿寄您审阅,不知先生还记得否?

他也很快回信了,客气地说依稀尚有些印象,并对当年没有采用我的稿子表示歉意,还幽默地说:“那么我们已是神交十年了。”

这样我们就以十年老友的缘分,从此开始经常通信了。每月我都收到一期《鲁迅研究动态》;我也把我编的书,每出版一本就寄给他。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会寄一张明信片来。有一封明信片我特别记得,正面左上方他用毛笔画了一匹小骆驼,下面题“前行”二字。我明白这是表示对于湖南出版社出版的“骆驼丛书”的赞赏。《周作人概观》是“骆驼丛书”之一。不过我得说明一下,《周作人概观》的责任编辑其实不是我,是主编署上了我的名字。“骆驼丛书”中有几本是我负责编辑的,恰恰这本起了牵线作用做了红娘的书却不是。不过这已没有什么关系了,事实上我和世家先生因此建立了或说是恢复了联系。

我们通信交往了几年后,1990年3月我到北京第一次去拜会了世家先生。他住在鲁迅博物馆大院西墙外一条小胡同里的一个小院里。他的卧室就是杂志编辑部,在小院西房第一间,只有十平米左右。房门口墙壁上挂着《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的牌。

事先我并没有通知他我会来北京。开始他以为是平时来访的作者或读者,他坐在窗前书桌边,侧转身来等来客说明来意。我自报了姓名,他起身从镜片里望着我,很有些意外,接着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

京城的春季还颇有些寒意。屋子里铁炉上炊壶嘴里冒着热气。我坐在炉子旁边的一把折叠椅上。由于通信多年了,我们毫无陌生感,很随意地交谈着。他告我,他现在虽然全家都已搬到北京了,但并未正式调过来,人事关系、户口还在哈尔滨。

我望着一墙书架的书,心想,真是义无反顾啊。

当时我觉得鲁迅研究与红学研究一样,因太专,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办月刊恐怕很难,就问杂志稿源情况。他说:好稿子比较少,一般稿子很多;而自然来稿大多质量不高,需要特约组稿。“但也不好随便约稿,如果约了而不能用就被动了。”他明白我问的意思,又说,“也想过出双月刊甚至季刊,但毕竟月刊信息更及时,效率高。现在既然坚持下来了,就不宜退,一旦松弛,就不可能再恢复了。”

我感到编期刊比编图书难度大多了。月刊周期紧,还要保证每期质量水平;而书稿则不存在脱期问题,质量不行不用就是,出版时间上也没有那样紧迫。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月刊精装合订本,说:“每年印两百本合订本。除了慢慢卖出一部分,小部分赠送研究者,余下的保存起来。单本散刊是不容易完整保存的。这些合订本现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几十年后就是珍稀版本了。”他又拿出几册早期《动态》,说:“现在这些散刊就很缺了,读者来信邮购就无法满足,有时朋友想要,也没法办。”

这种文献保存意识及收藏家的眼光使我极为佩服。

他说编辑部客人很多,天南地北的来访者都有,平时朋友们也喜欢来这里聊天漫谈,“因此这间屋子朋友们就戏称为‘聊斋’。”他指着墙上挂的一横款字幅,果然写着:“聊斋”。我不记得书家是何人了,只觉得墨迹十分雅致、有趣。

“人来人往的,所以白天做不了事情,只能晚上看稿子。”他说。

看来办杂志比编图书琐事要多得多,光接待作者和读者就要花费许多精力。作为职业编辑这恰恰是我的短处,平时我只习惯伏案,而不善于联系作者,所以我不是一个很有组稿能力和策划能力的编辑。在湖南出版社,我的稿源大部分是总编辑分给我的,可谓坐享其成。

屋子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大床铺,我说:“你这不止是坐班,而且是睡班了。”难怪他抽烟这么厉害。还好,房门一直是敞开的,方便人随便进出,烟雾也悠悠地从屋子里消散出去。

他领我到小院里参观。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没有正屋,小院东面是一堵隔墙,北面、南面和西面均是一线厢房偏屋。住户显然都是单位职工及家属。院子里有两株丁香树,一棵柿子树;东墙隔壁院子里一棵大枣树的枝叶高高伸过墙来。墙的左侧有一个关闭的小门。“从这个门进去就是鲁迅故居,现在关死了。”他笑着说,“不然参观者以为这里面还有什么可看的,伸手推开门就进来了。”

那时我还没有参观过鲁迅博物馆,便问:“当年鲁迅住在这里时,这个隔壁小院就有了吗?”

“原来就有的,不过不一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房主是一个姓白的木匠,后来鲁迅租下来了,放杂物。”

“那这应该属于故居的一部分呀!”我的意思是这也是文物保护单位,应该恢复其原貌。

“现在这里住的都是无房户职工,暂时借住。因在鲁迅故居西边,所以就叫西小院。”

我十分羡慕地说:“那么这里的住户都做了鲁迅的邻居了。真是‘西厢院里有聊斋’呀。”

世家颇有感触地继续介绍道:“鲁迅说:他的后院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我望着故居墙那边伸过来的树枝。他连忙说,“这是后人栽的。《秋夜》里的那两棵枣树是‘老虎尾巴’后院墙外胡同或野地里长的。但这些景致都已经没有了。故居周边的街道民居都已拆除改建。”

我想,这岂不成了一个孤立的盆景?

回到屋里,聊斋主人谈兴更浓,尤其聊到近年京城的见闻轶事。他一支烟一支烟地抽着。我喝着热茶,如听书的茶客。

桌上放着新出的一期杂志,他手指点了点封面,拿给我,说:“《鲁迅研究动态》是请启功先生题签,‘动态’因敏感,改了‘月刊’。但不可能再请启功重题了,所以现在只‘鲁迅研究’四字是启功墨迹,‘月刊’二字只好用印刷体了。”

我倒觉得改为“月刊”好,“月刊”综合性强,“动态”内容太受局限,时效性也很大。“索性不用名人题签,将字体统一不好吗?”我建议性地问。他表示就这样也好,不轻易更换,这也是对题签者的尊重。

我告诉他:湖南人民出版社现在叫“湖南出版社”,也改掉了两个字;骆驼也不再前行了。当时我觉得他倒真像一匹长途跋涉的瘦削而耐劳的骆驼,从七十年代黑河边境创办《读点鲁迅》丛刊开始,一直走到了北京。此时我想到他寄给我的明信片上的那匹小骆驼。

这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少了许多书面语言里的文人气息,更多地显露出东北人的热情好客、仗义豪爽的性格。

一年以后(1991年2月),当我再次来到西小院时已不是做“聊斋”的座上客,而是专门来做世家先生的助手了。这是我之前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当年我正好碰到一个机遇,《鲁迅研究月刊》调走了一位责任编辑(即现在在北大任中文系教授的高远东先生),世家先生即向馆领导和主编力荐我填补了他的这个职务,并使我后来也成为鲁翁邻舍的一员了。不过此时的“聊斋”已改为“而已斋”了,虽然这斋名也许更符合室主的性格和思维,字幅同样的雅致漂亮,却拂不去“聊斋”留给我的那种缥缈而亲切的记忆。

我协助世家先生工作整整十年时间,从1991年2月到2001年初他退休。我的工作主要是校对。另一位责任编辑张杰兄主要审阅稿件。编辑策划、组稿等等劳心之事完全依赖世家先生。可以说在西小院的日子我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了。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大约各自埋头各自的工作吧,我和他单独谈话的时候并不多。那时我住在南屋的一间小屋里,聊斋那边常常谈笑风生,应酬的仍然还是世家,我则多半在自己的小屋里做自己的事情。小院里的人也许以为我性情孤僻吧,殊不知这使我少熬多少夜呢。

世家在主持《月刊》期间,自己没有写过一个字,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过去我误以为他虽是一位编辑好手,却不长于撰述;但是他在退休之后却发表了不少扎扎实实的校勘考据文字。事实纠正了我对他的认识欠缺。

后来世家和我都先后搬离了西小院,他住到东城,我住到南城去了。西小院的住户整体都迁走了。前年见到世家夫人,她还说,以后找一个机会,邀集全体西小院住户回去看看,大家聚会一次。现在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世家不在了,旧日西小院的情景已不可能再重温了。此刻我也只有记下这一点点印象的断片,留个念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