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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起源:羞耻感

来源:《收获》 | 王继军  2019年04月09日08:54

小说一开始就让人感到很不安:“一天,一个人走进医院,对医生说:‘我的心碎了!’”然后,救治无效就死了。死者叫林修身,日本长谷川商会会长。他是作为爱国华人被邀请回国的,死前刚刚在接受国家领导人接待的时候宣布要把所有的财产捐给祖国。所谓“裸捐”自然泡汤了,但是他的这一“壮言”引起了作为专题记者的“我”的好奇,开始对这个人做深入的“探访”,也就是开始了对一颗心的探索。

在作家笔下,这颗心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像一个洋葱,可以一层层地去剥,最后得到一个空无。虽然小说最后确实是呈现了心的空无,但是到达这个空无的方式却是不停地“生成”,一个声音消解另一个声音,从忠诚到背叛,从恨到爱,从英雄到汉奸,从屈辱到狂喜,从忏悔到欺骗……无法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片刻,几乎所有作为人可以立一下足的“观念”,都化为了齑粉,最后“它成尘时,我竟看见了微笑”。相比这个诡异的“微笑”,《红楼梦》曾经呈现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世界就显得太有人性了。

读完《心!》,我记起了小时候看完电影《苦菜花》时的感觉:好人到最后没有胜利。那种孩提时的无望感,表现为画面就是单调的黑白世界。恰巧《苦菜花》是一部黑白电影,镜头里的白天,感觉也只是“黑”的一种形式。现在自然不会为了“好人没有胜利”感到无望了,但是《心!》呈现的世界不是“好人没有胜利”,是“人没有胜利”,我们所有的人性以及有人性的世界,只不过是人作为有意识的动物通过意识“魔术”出来的,魔术消失以后,人就不存在了,几乎连动物也不是了。而且这时,世界的存在似乎也不再是通过人来呈现了,就是兀自存在着,用洪荒来形容也是太人性的表达了。

《心!》有两条题记,一条是鲁迅的话:“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这个“抉心自食”,显然是作者要效法的,但是“微笑”呈现的境界,我觉得作者已经“抉”出了心的边际,把“心”都“抉”没了。在“抉”的过程中,“创痛”固然是有,但到最后,心成了灰尘,“创痛”也就没有了附着物,“创痛”本身也就消失了,倒有 一个“微笑”在。这个微笑不像是主人公的,也不像次主人公“我”的,有点像某个更高意志的表情,抉心成尘正是它要的目的。所以,这里的“微笑”不具有任何抚慰人心的效果,最多就是让人在完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彻底接受这种无所适从的状况,从而“安静”下来。这是《心!》关于“心”的实相呈现,似乎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进了一步 。《心!》的另一个题记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这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残酷的天才”还是承认有“心”,承认有上帝和魔鬼的。

《心!》对心的揭示有点匪夷所思,尤其是在我们汉语的语境里。在古代汉语里,心是一个当然的存在,几乎和“天理”同义。到了现代汉语,心的概念弱了很多,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官能,没有了形而上的含义,只是在废名那里获得过升华,又有了“天理”的意义,不过随即成为一个“绝响”。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官能”,它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面目,意蕴也是随时可以扩展的,抉心成尘无疑是很极端的做法。不过,小说给我最大的触动倒不是它揭示的心的实相是什么,而是作者在探讨“心”这么复杂深奥的概念的时候,选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文盲,不仅是文盲,而且是身份卑贱到极致的“疍民”。

小说是这样介绍疍民的:他们原来是在中国东南沿海生存着的一群特殊的中国人,他们不能上岸居住,只能以船为家。他们不是少数民族,是汉人,但他们是汉人的异类,所谓“等外之民”。有一首歌谣这样形容他们:

上无片瓦,

下无寸土。

一条破船挂破网,

祖宗三代共一床。

捕来鱼虾换糠菜,

上漏下漏度时光。

而且更糟的是主人公随着父母偷渡到日本的时候,父母也都在海难中去世了,当他被开饭店的台湾老板收留的时候甚至连劳动能力都没有。所以,初读作品的时候,我很是怀疑,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贱民人,而且他的故事还多是发生在日本,即使随着日本的轮船参与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到过中国,其故事也是在日本人中间,他身上的那颗心真的能担得起作者对“心”的深入探访吗?

但是随着叙事的展开,主人公“疍民”身份的本质凸显出来,真实的面目上慢慢有了象征的意义。

这是一个被“抛入”世界的人,他的一无所有,意味着他的整个生存都是被恩赐的。他如果要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恩赐,而接受恩赐,就意味着同时要报答恩赐者,而报恩,就是要按照恩赐者的意志生活。而一旦出现自我的意志就意味着背叛,即使顺着恩赐者的意志生活,但当恩赐者的意志改变的时候,“顺”也就变成了“逆”,所以背叛几乎就成了主人公的宿命。而背叛活命之恩,产生的是人最难克服的羞耻感。他以后所有自我的变异都源自于这种羞耻感,也就是那颗心以后呈现的各种形态以至于最后的空无都扎根于此。

这个设置我觉得是这部小说所独有而其他当代甚至现代文学作品所无的一个品质,也而正是这个品质,使小说虽然写的是一个华裔日人在日本的故事,揭示的却实实在在是国人当下生存的真相,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

中国传统文学里,羞耻主题并不多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羞耻问题却一直是个大问题。《论语》里子贡问什么是“士”,孔子回答里有一条就是"行已有耻”。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又说:“耻之于人大矣。”而“羞耻”中最根本的一种是“食周粟”,就是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里面的寓意,它直接关系着一个人活着的正当性。人只有靠正当的食物养活自己,才能算正当地生活在世上,才可以谈自由、尊严,否则的话就摆脱不掉羞耻感。

而在现代,所谓正当的食物,应该就是通过自己正当的劳动合法地取得,然后可以自主地利用,在西方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显然,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存深刻着恩赐的烙印,就像小说里的记者“我”,从国外回来还是靠父亲的关系找到工作,然后得到的训诫是:“好好干!别让我听小话!”跟主人公林修身的命运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活着其实是赐活,这样一种生存结构,羞耻感是内在于每个人的生存里的,到现在并没有根本的变化,甚至于今为烈,所以,我们一旦要写到“心”,或者让人物有一点的自我意志,羞耻感都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学里,羞耻主题的稀少,以至于现当代文学羞耻主题的稀少,并不是这个主题变得陈旧了,而是它过于沉重,直视这个问题,几乎就是直视死亡。

《心!》从不同的人物角度去揭示心的真相,但是最强的声音还是主人公的声音。他在为自己张目辩护的时候,最打动人的不是他言说了什么,而是他言说背后无法摆脱的焦虑感。

保罗·蒂利希在《存在的勇气》里讲了三种焦虑:一是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二是对无意义的焦虑,三是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主人公的焦虑是第三种。我觉得他可以选择第一种焦虑,让自己成为无辜和受害者的形象,也可以选择第二种焦虑,与时俯仰,成为“浪子”,但是他选择的是第三种。蒂利希说:“人的存在,无论是本体的还是精神的,不仅仅是被给予他的,同时也是他所要求的,他必须对之负责。具体说来就是,假如别人问他,他就有责任回答,他把自己造成了什么。”主人公不能光明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意识到了这种不光明,这是他焦虑的真正源头,而这也是小说《心!》意识到的问题,是它叙事的内在动机。

这样的意识让人立刻意识到生存的巨大危险,意识到个体真正的脆弱,但是真正的强也在其中:抉心成尘者恰恰是复活心者,至少证明心曾经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