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读书总是慢，不只是阅读的速度，还有节奏。比方说，都已经是2019年的新年了，也就是旧历的年底，我才慢腾腾地把《泥土哪去了》捧在了手上。《泥土哪去了》出版于2015年4月，按照“现代人”的阅读节奏，它无疑是一本旧书。此时此刻，我书桌上的新书起码也有小一百本——我真的能读完它们么？我其实是有点恐惧的。为了压惊，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旧书，我决定在这个下雨的日子读完它。

我读书的心态不算好，可也不算坏。我有我的特点，先假设这本书是不是我写的。这么说吧，这本书的书名一定是“我的”，《泥土哪去了》，这是我的口吻，我是南方人，言语里头没有“儿化”。如果换做一个北方的作家，这本书的书名无疑是《泥土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就有了大爷气，慢悠悠的，眼珠子还往眼角里暼，他的口吻里头可能有疑问，也可能没有疑问。也就是一问，问问呗。

——“哪去了”可不是“哪儿去了”，这是南方的语气，是南帆的语气，也有可能是我的。这样的语气未必就死心眼，却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死心眼。它是渴望得到回答的，不讨喜，不罢休，瞳孔也不肯移动。

南帆斯文，干净，文人气。所谓的文人气就是“死心眼”。

我也是无聊，在我看来，《泥土哪去了》这本书里，有这样的几篇是“我的”——《泥土哪去了》《机器之瘾》《快》《一个作家的社区生活》《枪》《乒乓江湖》《来了一只狗》。

而另外的几篇这绝对不可能是“我的”——《素描：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寄给自己的明信片》《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

《乒乓江湖》写的是南帆自己，他打乒乓球的那点小事。实际上，南帆写的也是整整的一代人，这一代人里头自然也包括我。我和南帆兄还算不上球友，毕竟隔着好几百公里呢，不可能每个星期都见面。但是，我和南帆兄交过手。中国人喜欢这样说，喝酒的时候最能够看出一个人。说喝酒我没资格，我想说的是，打乒乓球最能看出一个人。

南帆有40年的球龄了，这样的球龄很容易使他变成一个“球油子”。“油子”是哪一个江湖都有的，很常见。南帆却很正。我也是那种打了几十年球的人了，身体的内部是有记忆的，比方说，到了生死关头，对方发球，我的身体会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预防着对方“偷球”。南帆从不“偷球”，一次都没有。这是我喜欢和南帆打球的地方。南帆讲究，南帆自信，南帆讲究“硬实力”，鬼鬼祟祟的事他不好意思。对了，南帆还干净，他是蓝白相间的，蓝是蓝，白是白。我不知道南帆一共有多少件衬衣，但是，在我的想象里头，南帆的“标准相”永远是一件蓝白相间的衬衣。你很难想象他的蓝白上面会有污渍。

南帆怎么会写《枪》的呢？套用陈佩斯先生的一句话，“你这浓眉大眼的家伙”怎么能喜欢枪呢？当然，我知道的，南帆要表达的是爱、仇恨、杀戮和工业文明，可是不管怎么说，南帆在不经意间涉及了他顽劣的童年，那几乎也是我的童年。想起来了，我还写过一个短篇，题目就是《手指与枪》。南帆说：“枪引诱了手。”我想说的是，“手指与枪”引诱了我。南帆说：“杀戮成为艺术，这是这个世界所诞生的最大的悖论。”枪是文明的形态，艺术也是文明的形态，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学者，文明往“哪里去”始终是南帆关注的一个严肃的话题。他是矛盾的，正如每一个关注文明形态的注定是矛盾的一样。沿着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说，文明是可以和必须反思的，这是文明的特征，也是文明的需要。只有不能当作“文明”的文明才可以拒绝反思。

我曾经拜读过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我的小说至今没有留下“知识分子”的记录，足以证明保罗对我的刺激有多大。但是，我热爱知识分子，我指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我曾经鼓足了勇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愿意通过写作最终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说这番话的时候“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正在臭大街。我有些赌气：我欠抽还不行么？虽然我配不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我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愿望：“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应该臭大街，我甚至还愿意套用一句伏尔泰的话：没有知识分子也要创造出一个知识分子来。一个好的社会怎么能容不下“知识分子”呢？一个好的社会怎么能离得开“知识分子”呢？有原罪的“知识分子”那也是“知识分子”。

谢天谢地，南帆为我们写下了《素描：学院里的知识分子》。这不是小说，它是“非虚构”。在我看来，在《泥土哪去了》这本书里，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一篇。通过D教授，南帆给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三个问题：知识与真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市场。当然，因为这篇文章不是小说，我们没有能够看到具体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但是，我们看到了南帆的理性力量和价值立场。

对了，我差点忘了，我和南帆算不上是球友，却是“狗友”。早在南帆写作《来了一只狗》之前，我就知道了，南帆的家里有一只不那么招人喜爱的狗。在养狗这个问题上，我估计南帆的命运和我相似，都是迫不得已做上了“狗爸爸”。南帆爱狗么？我不知道。我是不爱狗的，我能做的只是负责。但是，你不能说“负责”就没有收获，矫情一点说，也正是因为和狗相处的时间长了，我明白了许多。

《来了一只狗》写得有趣极了，我边看边笑。我笑的不是狗，是南帆，严格地说，是我自己。更加严格地说，是“狗爸爸”相似的窘迫。原本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因为对狗的描述，刹那间，成了一个人了。生命的孤独是如此地相似，何其相似乃尔。这也是我们的悲哀。所有的悲哀都来自于南帆表达的准确。借用老托尔斯泰的说法：如果你的表达是准确的，人类的孤独都是相似的，如果你的表达错位了，幸福的人生则各有各的幸福。

太让我吃惊了，南帆居然也写了《寄给自己的明信片》。我一直认为南帆和我一样，是一个偏于严肃的家伙，是一个毫无生活情趣的家伙，没想到他居然在南美给自己写明信片，还正经八百地给自己邮寄回去。这只能说，在骨子里，南帆是一个浪漫人，在他的内心，有外人所不知道的生动。这就不难理解，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文学批评家，南帆的文章为什么那样好读。实际上，我还读过南帆有关史学方面的一些书。我也不是研究历史的，浅薄一点说，许多历史著作我都读不来。我也不是没有疑问，历史书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写呢？历史果真有一张格式化了的“扑克脸”么？没有长着一张格式化了的“扑克脸”就不能面对历史和研究历史了么？不一定吧。我非常乐于向朋友们推荐一下南帆所写的《辛亥年的枪声》和《戊戌年的铡刀》。南帆有一个好处，他用他实际的写作行为在告诉我们，“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活的，是动态的，是具有生活形态的。南帆的历史书写里头有一个无比珍贵的东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