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次见到南帆，是在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那时的南帆风华正茂玉树临风，一招一式都是学院风格，我对他非常佩服。后来，除了阅读他的专著和文章之外，我们的接触并不多，大多是文学会议的不期而遇或会议休息期间的闲谈或打球。南帆的个人形象正大，他的谈吐、发言、文章以及举手投足，都表达着他的修养和自我要求；他谦虚谨慎，为人友好，理论功底深厚，批评视野宽阔；他身兼数职但游刃有余，是那种眼底江山万里心中云卷云舒、有胸襟有气度的人物。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生涯，南帆似乎一直不在潮流之中，但又一直在潮头之上。在我的印象中，如果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比喻成一个交响乐队的话，南帆应该是这个乐队的“根音”，他浑厚而强大，使这个乐队不至于因高亢而飘忽，因激昂而失去节制。这是南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更喜欢的南帆。他有文人气：下棋、打球、写字、写散文，偶尔喝酒吸烟——但都适可而止；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会散打。我曾问过他，现在还能打几个人？他说三个人没有问题。南帆会散打这件事，连林那北都不知道。林那北知道后在微信里小心翼翼地说：以后要老实点，免得在家挨一顿揍。南帆身上的文人气，使他生动有趣。他也曾说，我喜欢和文人在一起。

南帆是一个有生活趣味的人，他热爱生活，时常呼朋唤友到他家里写字、下棋或神聊，他对任何一个话题都有兴趣，关键是有见解。他很像他推崇的古代文人苏东坡。东坡先生做官、诗词书画、美食书法一应俱全，无所不能，几乎就是一个文人的全能冠军。南帆当然不是苏轼，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我要说的是南帆生活趣味的广泛。这一方面在他的散文中亦有反映。比如，他写《大妈的“崛起”》，文章曾获得《在新的崛起面前》的作者谢冕先生的大加赞赏。当然，谢先生的“崛起”和南帆的“崛起”不是一回事：

大妈社区广场大战高音喇叭，大妈巴黎卢浮宫前展示舞姿，大妈火车车厢即兴起舞；高速公路堵车，大妈集体下车跳舞消遣，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大妈开恩停止跳舞三天……广场舞强劲节拍的伴奏之下，一个彪悍的社会群体突然闯入人们的视野——大妈。

“大妈”的崛起是生活中一大景观。尽管她们的文化中没有贮存“尊重他人的传统”，一如当年的“小脚侦缉队”。通过大妈突如其来地崛起，他觉得在“红尘滚滚的背后”，一定隐含着什么，一定还有“无限玄机”。他是“棋迷”，如果有时间有对手，他都会与之“手谈”。他写下棋：

对于一些人来说，下一盘围棋绝非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找一个相当的对手，来到一间清雅的厅堂，沏一壶浓茶，屏退左右。紧锁双眉，寂然凝思。或者经天纬地，或者勾心斗角；激烈的心智搏杀绝不亚于刀枪相向，终局数子的心情犹如大将军收拾旧山河。这么一盘棋可以不断品味，再三复盘，每一手的回忆都伴随着得意、懊恼、后悔、惊讶、愤怒、犹豫。当然，这种棋没法多下。胜者的骄傲或者败者的壮烈都有沉甸甸的重量，负担一局棋的精力以及心理能量得渐渐地积累，谁能每时每刻都在巅峰上过日子呢？

但是，下棋是有品位的，那种“杀一杀”过棋瘾的下法毕竟等而下之。而另一种境界就不同了——

抛开了胜负的计较，一身轻松，人们或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灵感，甚至收获一些超越攻城略地的奇思妙想。我曾经赢过棋友一局。复盘的时候，我询问他布局时的一着怪棋是什么意思。他一抬下巴，傲然答道：“我觉得下在那里富有诗意!”这种不凡气度迄今仍然让我景仰。既存有胜负的责任心，又不拘泥于胜负而缩手缩脚，二者的平衡几乎是人生的一门学问。渴望功名或者追慕散淡，聚敛财富或者享受生活，入世兼善天下或者出世独善其身，这些问题何尝不是如此？

南帆的散文是名副其实的学者散文，但他又不是那种掉书袋、引经据典、卖弄学问的散文家。这样的散文家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南帆的散文是“难的”。他的视角、对象和表达方式，是难以复制的，他的散文本身是一种南帆式的“方法”。他获鲁迅文学奖散文奖是实至名归。他关注的事物与日常生活有关，但他总会以学者的眼光发现其中蕴含的别一番光景。别一番与“形上”有关的感悟或话语。如果说围棋是一个宇宙，武林就是一个江湖。南帆经常“穿越于宇宙”，“行走于江湖”。他的《纸上江湖》，凡“侠肝义胆”、“武功盖世”、“人在江湖”、“剑侠情缘”、“葵花宝典”、“华山论剑”、“孤独求败”和“金盆洗手”八篇，将“千古文人侠客梦”跃然纸上。对武林的敬意、侠义的憧憬，也都是面对当下的感慨：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现代社会，“侠”的品格愈来愈稀少了。严密的科层制度训练出庞大的白领阶层。日复一日地龟缩在写字楼小格子里，还有多少人想得起快意恩仇、铲尽天下不平事的时光？再三品味上司的几句褒奖，因为一套不错的西装暗自得意，出入各家超市搜索一袋物美价廉的奶粉，夜半时分算一算房子按揭贷款的利率……这种生活格局，心思只能盘旋在小恩小惠之间。

“侠客必须一身正气，义薄云天。侠客光临这个世界的意义是扶危济困，而不是插科打诨”。“科层制度”构建的生活格局，哪里还有侠客精神，想来一定是黯然神伤。他在《草书的表情》中说：“‘纸上江湖，笔墨风月’，这张条幅是为自己写的。从车水马龙之中脱身而出，一间空旷的屋子，一张大桌，一刀宣纸，一副笔墨，这就是自得其乐的时刻。”南帆写了很多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散文，这类散文有文人气，也有人间性。他不是为了文章的“微言大义”，“自得其乐”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我们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还要写化妆、面容、躯体、服装、盔甲防弹衣、钱和狗等“形而下”的内容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就是对生活的盎然兴致。古今圣贤也不是只坐在云端高谈阔论。

南帆有三部没有内部联系，却与他作为散文家的个人气质和情怀有关的作品。这就是《马江半小时》《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和《历史盲肠》。将三部散文集联系起来阅读，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从内容上可以分别将它们看作是“国族叙事”、“家族叙事”和“个人叙事”。《马江半小时》写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旧历七月初三）的中法马江之战。这天下午一时五十六分，“嘭”的一声巨响，从法军第一发炮弹发射开始，也就半小时的光景，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战事只有半小时，但这半小时背后的人与事，或者说这些人与事的后来，才是南帆要揭示和表达的。他走进历史深处，在阅读分析大量资料的同时，也不乏文学想象地还原了晚清高层的气氛和复杂关系。作品涉及一系列著名历史人物，例如左宗棠、沈葆桢、林则徐、张佩纶、李鸿章、何璟等。南帆细致地描绘了这些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微妙的心理和处理方式，历史不再只是一个整体性的事件，而是由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个人构成的。那些看似偶然的犹疑、彷徨或茫然，也预示了一个帝国必然的没落。南帆在后记中说：马江之战内在地镶嵌在十九世纪末期晚清的衰亡史之中，如同这个古老帝国的一次负痛的挣扎。作品的缘起虽然是一个女小说家的“这不大像一场战事”的触动，其实他内心翻卷的巨大冲动，早已飞向了一百二十五年前的马尾江面。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是南帆对自己父母深切和沉痛的追忆，这应该是一部“家族叙事”，是一个儿子与父母和他们时代的对话。那里有叹息、惭愧、感慨、迷惑和不解。一代人不止是几十年的距离，那是生者与死者的距离，是亲历与想象的距离。代际有承传，也有巨大的不能跨越的鸿沟。这个鸿沟当然不是两代人难以通约的隔膜，而是他们的历史竟然是那样被书写。他曾怀疑：我们是否真正面对过长辈们的历史,或者说我们对长辈究竟有多少了解。在他看来，革命对于知识分子具有奇特的吸引力。革命表明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一个人企图冲出陈旧的生活牢笼，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衣食无忧的时候，知识分子就有时间考虑一些大问题，比如中国往何处去，谁代表了中国的进步势力，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需要平等，如此等等。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力图从死水一般沉闷的日子里发现活下去的价值，这是他们破门而出的理由。只有革命才能提供自由呼吸的空间，他们不是追求几亩田地、几文小钱，或者一个报酬相当的职位。他们渴望的是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生活。但是，他们期待和向往的，是否也曾是他们经验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追忆才是一种“超重的记忆”。

如果说《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是关于“家族叙事”的作品，那么《历史盲肠》就是关于“个人叙事”的作品。他讲述了作为历史词汇的“知青”——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段奇异插曲，也是个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他说到了我们这代人共有的经历，关于饥饿、读书、爱情和悲伤。“知青”仿佛拥有了愈来愈多的传奇意味，天降大任的考验与患难之中的爱情构成了情节的助推器。可是，我的回忆搜索不到多少传奇，我的同伴之中没有多少显赫的企业家或者当权人物。多数人的经历平庸乏味，如今各安天命地生活在不同的角落。我的记忆收藏了他们的琐碎悲欢，这是我更为熟悉也更为相信的历史。因此，这是一部于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有切肤之痛的作品，是一部既是个人的也是一代人经历的作品，“是集结在无数知青心灵和记忆中的一段历史盲肠”。

这三部散文作品内容不同，讲述方式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族、家族和个人的历史中都隐含着南帆超越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大关怀和大悲悯。他的眼光会透过历史的烟云投射于更遥远的方向。因此，南帆的散文有格局，有气象，有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也有趣味盎然的细节、典雅正大的修辞；更重要的是他的情怀、眼光和学养。他的《辛亥年的枪声》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当之无愧。

南帆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但是，在学界他毕竟以学者名世，是一位大学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南帆是学文学理论出身，他的文章也多有理论色彩，有的甚至是典型的文学理论教材，比如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等。但南帆的文学理论研究，更多地还是面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他从中发现新的问题，然后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理解与感悟》《阐释的空间》《文学的冲突》《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问题的挑战》《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紧张》《五种形象》《关系与结构》等等。这与他的问题意识以及发现问题的角度、站位和“理论焦虑”有关——一个批评家提出什么问题，说明他“焦虑”什么问题。这些著作有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文学问题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都与当下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实密切相关。南帆的立场与视角，一方面与当下文学理论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理论的总体性已不复存在有关。西方20世纪建构的文学理论大厦已经轰然倒塌，它们难以从总体上解决或俯瞰世界纷繁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理论家不得不后退三十里下寨，纷纷成为批评家，“元理论”失去了原有的功效，20世纪被称为“理论的世纪”终结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问题意识”是南帆从事文化、文学研究的最大特点。他的散文从一个方面诠释了他的理论批评关怀，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日常生活微妙变化的感知，几乎是南帆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一个“症候”性的表征，他持久地关注当代中国的变化和发展，使他拥有了鲜活的现实感和通透的历史感。因此，历史感与现实感是南帆理论批评最值得重视的方面。

多年前，我读到过他一篇名为《经验、理论谱系与新型的可能》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从一个方面代表南帆理论批评的特点、视野和方法，这是一篇置身于中国的学者的文章。“中国经验”彰显了南帆理论触角的敏锐和思想概括能力。中国几十年的巨变和问题，也使各种理论扑面而来。尽管这些理论气势宏大滔滔雄辩，但是：“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质并不是若干著名的‘主义’可以化约的。谈论几个大概念，不一定就是谈论我们生活之中最为深刻的内容。我们不要轻易地抛弃日常生活，断定这是一片毫无价值的沼泽地——似乎只有尽快摆脱凡俗的琐碎世界，我们才能对历史总体产生一个清晰的认识。历史的裂变带来了一个后果，社会生活的许多部分正在脱离各种‘主义’的传统控制，理论话语与社会生活大面积重叠的稳定时期已经过去。回顾三个月以来的生活，我似乎说不清这些日子属于什么‘主义’。这不是坏事——如果这可能拓展出一个新型的文化空间。多数人肯定已经意识到，许多重要的变化正在身边发生，这一切陆续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某种气氛、表象、感受、细节。无论是遭受的压抑还是反抗或者解放的形式，种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可能活跃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时，理论话语必须摆脱大概念迷信，某种程度地退出宏大叙事，积极从事小叙事的探索，分析、阐释、评价各种具体的文化景象，探索不同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经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日常生活遭到了彻底的改造。1976年10月的政治事变仅仅开始了一个表面的转折，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转折逐渐抵达每一个人的内心。我说的是“每一个人”，意味了“个人”范畴的复活。只有得到“个人”范畴的接应，历史的巨变才会进入日常生活的圈子。一项决策或者一种观念无法影响日常生活，我们通常消极地弃置不顾。日常生活是历史的底部。一种时尚或者美学观念的悄悄流行，怀疑、厌倦或者怨恨暗中弥漫，政治无意识形成的内在冲击，懒洋洋的惰性或者不满的冷嘲热讽口口相传……这一切时常是日常生活内部种种无形的潮汐。如果理论话语因为迟钝而无视这些动向，那么，当无数细节突然汇聚成巨大的能量冲出地平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猝不及防而大吃一惊。

南帆对生活细节、细部的关注，既是他理论批评的着眼点，也是他理论批评的方法论。在他看来，离开这些细节或细部，“中国经验”是难说清楚的。“多变互动的复杂图景”没有呈现在各种“主义之争”的话语范畴之内，这既是“这些针锋相对的观念似乎垄断了历史的全部可能，中国经验内部众多因素的多边互动始终无法进入理论视域”造成的新问题，也是“中国经验”复杂性难以全面呈现带来的难题。这时我们也许才会清楚，南帆的散文为什么对日常生活如此迷恋。因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会发现一个真实的中国，才会在“理论之后”发现新的理论产生的丰富资源。理论不止是来自预设、空想或逻辑推演，也来自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当然，日常生活也必须镶嵌进历史才会得以表达，那些碎片化的生活场景才会具有“意义”和讲述的价值。否则，它便是不可收拾的一地鸡毛。在这篇文章中，南帆表达了他对当代中国文学持有乐观的理由，那是因为，当理论进入了“不伦不类”的时代，文学仍然有可能摆脱理论谱系进入日常生活，顽强的中国经验仍然可以开出绚丽的文学花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完全赞同南帆的判断。南帆的研究涉及文学理论、文化研究、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但是，在这诸多领域中，他都坚持实践哲学，他的理论从来不是高蹈的，正如他的文学评论一样，是有具体对象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和评论才言之有物，才有不竭的话语之流或磅礴而出或涓涓流淌。可以说，南帆个人的学术经验，也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