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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集电视剧《芝麻胡同》日前收官。与开播时受到的期待与好评相比，该剧在收官时出现了口碑和热度的下滑，其中严振声这个角色尤其遭受了较多质疑。

明明被设定为好人，却不受观众欢迎，这种情况并不是《芝麻胡同》独有。在刘家成与何冰、海一天之前合作的作品《情满四合院》中，何冰扮演的好人傻柱同样如此。鉴于《芝麻胡同》在后半程还出现了剧情上的一些问题，可能不利于话题的聚焦，本期文艺百家以《情满四合院》为例，尝试对此进行剖析，看看现象背后反映了当下通俗文艺作品创作的哪些短板。——编者

《情满四合院》（以下简称《情》）是评价颇高的一部电视剧，这一评价也在情理之中。当下的诸多流行影视剧，已沦为年轻偶像明星的模特秀，锁定的潜在收视人群也正是这些明星的“粉丝”，他们只要看到偶像搔首弄姿便会满意，根本不在乎剧情的空洞荒谬和演技的做作浮夸。

《情》则是一部用心之作，剧情设置（主要是前22集）先就合理，尽力贴近现实，富于生活气息，人物言行多符合各自身份，所用演员技艺亦佳，场景道具安排也能切合时代背景。这样认真拍摄的剧作当然会得到看腻了“粉丝剧”的观众的认可。

《情》剧的问题在于前后两部分（以22集为界）的不均衡，这在该剧网络播放的弹幕中即有反映。大体来说，《情》剧的前半部分，弹幕评论是一致赞许的，后半部分则明显负面评价增多，甚至在观众中形成所谓挺娥（娄晓娥）派和挺茹（秦淮茹）派的对立。弹幕的评论自然难免情绪化的夹杂，往往过多带入各自人生体验的成分，但究其原因，还是剧情设置出了问题。

前半部分：正面人物“正”得合理，反面人物也“反”得精彩

在剧情的前半部分，大院中的人物关系相对来说是平衡的。虽然仍是一个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斗争的老套故事，毕竟正面人物“正”得合理，反面人物也“反”得精彩，每一个主要人物的个性都比较平等地得到了展现。

男主角傻柱（何雨柱）是编剧着力塑造的好人，但此时也还是常人，他对一大爷、聋老太太的好，都有后者做人的善良与正直为背景，他们之间善意的释放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给予与索取，并不突兀。傻柱对寡妇秦淮茹一家的照顾，也是邻里间的扶持，合乎人情之自然。即便如此，编剧还是给他增加了混不吝的性格，使其不至于流于抽象的完人。

秦淮茹是本剧另一位好人，此时的剧情也仍然贴近现实生活逻辑，展现她人生中狼狈的一面——为了一点食物而不得不忍受同厂男人的言语侮辱，甚至为了不失去傻柱这个最重要的靠山而屡次蓄意破坏他的恋情，但是因为她的受辱和自私都源于自身和家中老幼生存的需要，这种“自私”倒刻画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实在性，彰显出她强大的求生力量，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

反派一面，也各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和生存意志，并不沦为正面人物道德光环下的单纯对照物，比如二大爷在特殊年代里，为权力而疯狂，又为权力所愚弄，便是个人意志与外部环境的合力所致，这一形象写出了人性中的自私与恶在失序的社会环境里可能变成的样子。

最值得一说的是反面人物许大茂，他作为剧中头号反派，不仅仅是一个与傻柱形成对照的“坏人”，也承担着推动剧情的功能。这也是通俗文艺中常见的叙事手段，我们不妨称为“双雄”模式，即设置一个正派主角，一个反派配角，反派不断陷害主角，而主角也正是在这种陷害中成长、成熟，人生潜能与创造力被激发，个人的能力和人格境界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从故事层面来看，反派是在给主角的人生设置障碍，但是就叙述的层面而言，反派其实是在 “成全”主角。所以这类作品的常见模式，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主角能力、境界的提升，坏人作恶的能力也在增加，这样才能推动剧情不断向前发展，也促使主角持续走向完善。而且只要篇幅和创意足够，这样的“双雄斗法”可以一直演下去。

后半部分：陷入对塑造完美主人公的执着，违背生活逻辑

但是《情》剧到了后半部，一切全变了。正面人物傻柱和秦淮茹几乎以光速向零缺点完人的境界急速攀升，其他人物在故事中都广受二人恩泽，也迅速沦为衬托他们道德光环的无个性、无面目的蝼蚁。这主要源于编剧过分执着于两位主人公完美形象的塑造，不惜违背生活逻辑，从而使主要人物碾压次要人物，造成了人物关系的不平衡。

为了衬托傻柱和秦淮茹的高尚无私，大院中的其他人便不得不彻底丧失个人自主性与行动力，成为他们的附庸。即便是在傻柱与秦淮茹这两位好人中，也建立起道德上的等级关系。傻柱自然是头号好人，因为他不是孤儿胜似孤儿，身无牵绊，可以放开手脚去行善，包括与秦淮茹的感情，也夹杂着行善意味。所以在与秦淮茹组织的家庭内部，傻柱也是绝对的奉献者，其他人则是完全的索取者。为了衬托傻柱的高大，秦淮茹及其子女自然只能“自私”，所以观众才会有“大院中人尤其是秦淮茹一家全是吸血鬼”的评论。

大反派许大茂的能力也没有及时随之提升，情节难以得到有效的推进，便只好将邻里剧转为宫斗剧，使傻柱在两个女人之间反复游移，“双雄斗法”变为“二女争夫”，导致情节拖沓无聊。最后傻柱选择的自然是秦淮茹，这也是由他完美好人的设定决定的——因为是好人，必须重义轻利，如果选择了更具经济实力的娄晓娥，将有损于他的完美形象，所以傻柱只能白做几天“一夫二妻”的美梦，最终还是要回到秦淮茹身边，继续模范生活。傻柱在两个女人之间的选择，还包含了一个潜在的价值判断，即商人重利轻义，这也是传统农业文明对商业文明古老敌意的显现。

至于何为完美好人，编剧的理解也难脱流行影视剧的窠臼。我们生活中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不过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体贴、帮助他人，可创作者对此往往认为过于平常，非要制造出违背常情的乖谬完人方觉甘心。《情》剧中好人的设定是超越自身能力去行大善的小人物。这样超越自己能力的大善，自然会与生活逻辑相冲突，不留心便会露出大公背后大私的马脚——因为小人物不具备行大善的能力，必须借助外力。在传统故事里，小人物能够行大善，往往是因为天意，比如忽然得到天赐财物之类。天赐既是对其行善的奖赏，也是其行善能力的来源。现代故事自然无法借助天意，只有祈福于“贵人”。剧中傻柱的人生里，有两个贵人，一是身份不可描述的“大领导”，一是前女友娄晓娥。“大领导”只负责在傻柱人生出现重大问题时的指引和解救，娄晓娥则是傻柱和秦淮茹行大善的资金来源。

不过娄晓娥毕竟不是“天”，也不是身居高位可以予取予夺的“贵人”，她只是个有血有肉也有痛苦感知力的普通女人。她之所以愿意一再给傻柱提供待遇不菲的工作机会和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是因为对他有爱，与他有着共同的儿子。所以编剧一面让傻柱和秦淮茹一再从娄晓娥那里获取资金行善，一面歌颂这两位模范的功德时，观众自会从生活逻辑中发现漏洞，指出他们大公背后的大私，视为吸血。自己没有能力行善，而以行善之名占用他们财物，甚至强迫他人行善，这便不再是善，而由善走向恶。

《情》剧后半部分的诸多负面评价，一是源自编剧强行设定的理念与生活逻辑的脱节，所以处处露出难以弥合的裂缝，当观众以自己的生活逻辑和生活阅历来理解剧情时，便不免与编剧苦心引导的方向南辕北辙；二是虽然这种完全缺乏自我的“好人”形象的塑造是通俗文艺中的常见套路，但今天的许多观众已认识到独立人格的价值，不再愿意生活中有这样高大全的完人出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剧后半部分的失败，倒是反衬出了观众人格的健全与伦理观的成熟。

（作者为安徽省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