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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一百年后，韩松出版《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为新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科幻小说热潮再添力作。韩松是与刘慈欣齐名的科幻作者，作品阴郁诡谲， 充满强烈末世隐喻。《医院三部曲》以宇宙的存在就是“医院”为主题，写出另类“铁屋子”寓言，在在令人侧目。《狂人日记》与《医院三部曲》各据百年五四一端，形式极其不同，但都触及“神思”与“悬想”的多重维度，并展开隐秘对话：如科学与文学，身体与国体，疯狂与理性，疾病与医药，入魔与除魅。更重要的，两位作家都藉此叩问书写与文学的根本意义，及其革命性真谛。

一个世纪后，鲁迅和晚清民初一代作者的科幻试验再度吸引读者。我们不禁要问，科幻文学在新世纪卷土重来，究竟意味什么？“悬想”与“神思”又能发挥什么新的动力？

2016年至2018年，韩松完成《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这小说里的主人公出差在外，因为误喝一瓶矿泉水而被送入一家医保定点三甲医院，从此展开有去无回的沉沦。《医院》描写“药时代”里，人人陷入医院无尽疗程，仿佛是卡夫卡式梦魇；《驱魔》进一步暴露所谓医院，其实是庞大人工智能控管的“药战争”战场；《亡灵》则叙述“药战争”里侥幸复活的主人公见证了“药帝国”的崛起和崩溃。在韩松看来，病、医与药，不只关乎厚生保健或“生命政治”,而根本就是人的生存本质：“这座城市里，每一颗心都有病，都痛不欲生，裸露着呼唤治疗。”人人有病，人人治病，医与病、死与生不断轮回，谁也不能出院。而作为三部曲的终结篇，《亡灵》构建了复活之日火星医院的医学“大同社会”，“药帝国”的崛起和崩裂暗示生命“原死” 就是“元死”；复活就是复死。什么是医院？宇宙就是医院。

韩松的《医院》种种立刻让我们想到鲁迅。的确，他有意识的向大师百年以前的感叹致意。鲁迅立志习医的经过我们耳熟能详。因为父亲死于庸医之手，他“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1906年幻灯事件以后，鲁迅弃医从文，而他的逻辑仍然是医治身与心之别：“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病、医疗与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晚清刘鹗《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就是个传统医生，浪迹各地，治疗“东亚病夫”。鲁迅之后，沉屙重症蔓延作家笔下，被浪漫化、道德化、政治化、寓言化。

在这一脉络里，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又作了大跃进。宇宙即医院里，人人生病而平等。个人或政治隐喻只是韩松叙事的开始。医院的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不断发现疑难杂症，百般治疗，让病人死去活来，继续住院。三部曲的《医院》始于医院实况报导，读者应该感同身受。《驱魔》则暴露医院其实早就为人工智能管理，由所谓“司命”掌控一艘医院大船，航向红色海洋。然而，船里船外的惊涛骇浪终于证明是不断衍异的虚拟镜像。更触目惊心的是医院系统认为人类已经病入膏肓，必须消灭。到了《亡灵》，医院在火星上成就无远弗届的“药帝国”，进行将病人置之死地又起死回生的“造人术”。

韩松曾经说“中国的现实比科幻还科幻”。的确，文学反映人生那套公式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以刻画当下光怪陆离的现实于万一。韩松一辈科幻作家出奇制胜，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暴露种种怪现状。但更有意义的是，他的写作不啻回应了鲁迅当年的“悬想”与“神思”。“悬想”让韩松跳脱叙事现状，审视医院运作的环节，竟然有了超现实况味，“神思”更驱使他将医院带向宇宙太空，从而投射后人类思考。有心读者不难从《医院》三部曲发现与鲁迅对话的巧思。末法时代的医院是个没有阻拦，却无所逃遁的“铁屋子”，进得来，出不去。而当病人和医生陷入重重互为主客——或互为主奴——的幻境里，那是药时代的“无物之阵”。小说的主人翁不是狂人，却是病人。他陷在“医药”吃人的时代里，注定病无所终。在《亡灵》高潮，火星上矗立着三万年以后的医院，一座集国家机器、生化政治、生产劳动分配于一身的机构。尘沙漫漫，宇宙洪荒，生死轮回已经没有意义。我们想起鲁迅的话：“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本文根据王德威教授在北大“五四与现代中国”论坛主题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