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面对李娟的写作，很多批评家似乎产生了某种共识：为李娟写批评，近于一种徒劳。就如同面对一样天然灵动的美好事物，无论是闪亮的溪水、林间的小兽，无边的旷野或七月的巧云，在你遇到它的那个刹那，仿佛灵魂相契的时刻，除了能轻轻张口低低赞叹一声，其他语言总未免显得苍白而多余。但李娟偏偏就有这个本事。她不仅能在那个时刻撷取最浑然天成的语词，还能藉此把那个时刻完整而丰盛地带到你的眼前。而面对这样的文字，你也只能在静默中会心一笑，或是不由自主地轻轻喊出一声：啊。

平易清新与高远阔大，在李娟的散文中达成了某种奇妙的融通与平衡。优美与崇高，酣畅与节制，劳作与休憩，甚至苦辛与安乐，在风格与意义的层面都不再是相互悖反的两极，而构成了某种浑融的意趣。这是李娟散文难以破解的秘密。事实上，在具有整体性的经验内里与文字的隐微之处，我们仍然可以辨认某些微妙的缝隙，以及几副不同笔墨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在中国现代散文的两大文体风格的脉络之间，在作家安放自身的位置与姿态上，李娟的选择与尝试为我们同时带来惊喜与困惑。因此即使要冒着徒劳无功的风险，这一秘密仍然值得深究。

一

一直以来，李娟的“阿勒泰”系列和“羊道”系列散文都是围绕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乡居生活展开的。用李娟自己的话说，“到目前为止，我的写作只与我的个人生活有关”[1]，其中的“羊道三部曲”更是李娟在江南一带打工时，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对跟随哈萨克牧民人家“转场”生活的回忆性讲述。从《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角落》开始，李娟的散文就充满一种亲切自然、娓娓道来的对话感，以及一种朝花夕拾式的、经过节制的深情回看与省思姿态。而阅读李娟的散文，有时亦着实会产生一种与从边疆牧场远道而来的好友对坐窗下，开怀闲谈的情境感与谐趣味道。

在文体类型上，自五四时期的小品文创作开始，“闲话风”就构成了现代散文中的一条重要的文体脉络。[2]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中就将英国的essay描述为一种“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3]的话语情境，并通过鲁迅的译介，参与到中国现代散文的创生过程之中。在鲁迅的《朝花夕拾》尤其是周作人的小品文写作中，这一情境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文本语境和语体风格，“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4]。无论是周作人的《山中杂信》还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都是以书信的形式或以书信为底稿，讲述自己的山居生活或回乡旅程，皆内涵着某种与潜在的阅读对象分享自身认识与感受的可沟通性、亲切感与日常风味。这种“闲话风”的文体风格发展到当代，在汪曾祺的散文里更是将日常生活与平凡人事之中蕴含的情理与趣味赋予了某种凝练而醇厚的形式。

李娟的写作或许并未直接汲取过这些文学资源，却凭借其独异的天赋和灵动素朴的笔力深刻地延续了这一文学基因。在那些关于阿勒泰生活的可爱短文中，三只狗，一只猫，一群兔子、鸡鸭和牛，与率真而强悍的“我妈”和外婆在广阔寂寥的荒野之中，共同构成了一个熙熙攘攘、妙趣横生的世界。无论是艰苦的劳动，还是无中生有的乐趣，在李娟笔下都带着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力，左奔右突地闯到你眼前。李娟特别善于写人物的语言，或者说特别善于在日常对话中撷取出最鲜活生动的三言两语，构建出一种富于生活气息与强烈个性的话语情境。母亲开杂货铺时在汉语和哈萨克语之间发明的那些匪夷所思却方便易懂的“翻译”（《“小鸟”牌香烟》），外婆搬到阿勒泰市后跟着李娟逛街，看到人行道边的花喜笑颜开地说：“长得极好！老子今天晚上要来偷……”（《外婆的世界》），在杂货铺排着队打电话的内地民工在珍贵的三分钟里向家人报喜不报忧，一个给孩子打电话的母亲琐琐碎碎的“千叮咛万嘱咐”（《打电话》），跟随扎克拜妈妈一家在羊道上“转场”时，一家老小一天到晚不时迸发出的一句或笑或闹的“豁切”（哈萨克语中的“滚开”之意，见“羊道三部曲”）[5]——这些关于语言的细腻记录实可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更重要的是，正是通过这一两个精准的语词和场景，李娟构筑出的是一种由生活的常态和朴素的人情生成的氛围。这氛围特别具有感染力。正因其发生在少有人烟的边疆旷野，则更能催生出人类对群体性交流的渴望。而李娟作为一个书写主体对于这种情感氛围的珍视与热爱，则在文体和语言的层面将这种渴望落实为一种作者与读者共同分享同一个经验世界的美好感受。在《遥远的向日葵地》的后记中，李娟几乎是饱含深情地剖白，现在的自己和过去并无不同，“永远心怀强烈渴望，非要把这一切分享给所有我想要倾诉的人们不可”。换言之，对李娟而言，这种娓娓而谈、亲切俏皮的“闲话风”不仅是文体或风格层面的呈现，更与其精神深处的写作动力内在相关。

二

“闲话”显然不是李娟散文的全部。

之所以被誉为“阿勒泰的精灵”，可能是因为李娟的文字还具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魔力，恍若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审美向度和精神维度之间飞翔跳跃，翻山越岭。闲话风的写作固然是俗常可喜的，李娟又特别擅于发现荒野与牧场生活中那些极其细小可爱的生机，但更为可贵的是，她不仅并未耽溺于此，而且反倒以更宽容坚韧的乐观与信心，苦哈哈又笑呵呵地抵挡乃至拥抱着艰难粗粝的现实。即使是在笔调轻松的《我的阿勒泰》中，我们也能清晰而频繁地看到李娟毫不回避地写下寒冷、贫穷、劳累、奔波、无助、分离与悲伤，也从不掩饰自己在艰难生活面前的痛苦与脆弱。这使得李娟笔下的乡居生活，早已突破了某种悠久的文学传统之中“归园田居”式的闲适与浪漫，甚至与汪曾祺笔下那种平实老到的野趣亦有所不同。对于荒野生活中这些很难“闲适”得起来的部分，李娟的眼光和笔调既非美化亦非猎奇，而是像琥珀保留昆虫、化石保留鱼骨一般，将它们一笔一笔镌刻在文字的整体之中。因此，李娟散文的“闲话风”看似诙谐趣致，却在内里潜藏着坚韧的质地甚至沉重的面影，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刻，显影出生命在强悍的伟力与微弱渺小之间不可避免的悲剧性。

这种时隐时现的悲剧感，构成了李娟散文在审美情调上的厚味，而使其避免落入某种轻倩浅薄的境地。在李娟笔下，与人和动物的亲近可触相并峙的，永远是戈壁荒野的坦阔无边与空荡微茫。因为喜欢在旷野中散步，这也成为李娟散文中一个特别常见的情境。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和母亲一起带着三条狗走进荒原，“天空明净地向前方的地平线倾斜。远远的积雪的沙丘上，牛群缓缓向沙漠腹心移动，红色衣裙的放牛人孤独地走在回村的途中。除此之外，视野中空空荡荡，大地微微起伏。”“我们又走上一处高地，这里满地都是被晒得焦黑的拳头大小的扁形卵石，一块一块平整地排列在脚下，放眼望去黑压压一大片。而大约两百米处，又有一个铺满白色花岗岩碎片的沙丘。两块隆出大地的高地就这样一黑一白地紧挨在大地上，相连处截然分明。天空光滑湛蓝，太阳像是突然降临的发光体一般，每当抬头看到它，都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样——心里微微一动，惊奇感转瞬即逝，但记起现实后的那种猛然而至的空洞感却难以愈合。”（《过年三记·散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一个津津乐道的闲谈者，而是一个在广袤荒凉的天地之间茕茕孑立，孤独而静默的人。而这样的写作，也开始从开放性的闲话转向内敛的独语，向外拉开了与阅读者的距离，向内则转入了深致的个人体验。一个孤独的主体与一个没有边际、难以把握的世界的突然相遇，也使得散文的审美维度从诙谐或优美转向了崇高。

事实上，从鲁迅的《野草》到何其芳的《画梦录》，再到冯至的《山水》与沈从文的《烛虚》、《七色魇》，“独语”也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散文中的另一脉重要的文体风格。叙述者孤寂荒凉的内心、文本语境自身的“拟想性”与自足性，往往构筑出一种超越于日常闲话的“辽远的国土”，所遵循的也不再是现实的逻辑而是一种“想象的逻辑”[6]。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李娟的“独语”中，这一“辽远的国土”却同时兼具现实性与拟想性，它的神秘、旷远与深邃，既是写作者切身体味到的此情此景，又是置身于某种超越性情境中的精神领悟。因此在李娟的笔下，我们也常常会看到种种诡谲绮丽的梦境，现实甚至也倒退或发展出某种不真实的梦幻感：“但我常常有幻觉，觉得自己和这片葵花地正渐渐退向梦境和虚构之中。越来越多的访客都拉不住我们了。连沉甸甸的收获和真实的姻缘都拉不住我们了。又想起被我们放弃的南面荒野中那块地，它已经完全失陷梦境。我好几次催促我妈抽时间去那边看看。她那犹豫的样子，像是在思索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一块地。”（《人间》）值得指出的是，李娟的独语其实构成了现代散文之“独语”结构的某种颠倒：这种独语不再是写作者抽身于现实世界之外，对一个封闭内敛的幻象世界的主观构造，而是一个更为阔大深远的自然世界本身在人的主观体验之中落下的精神投影。

三

从任何值得称道的写作中发掘一两种文学传统，当然都并非难事。但李娟的独异之处在于，她的写作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散文中的两类具有起源意味的文体脉络之间的碰撞、桥接与汇通。在李娟笔下，正如劳作与休憩不可分离，人与自然休戚与共，闲话与独语、优美与崇高、小趣味与大气象并不是彼此分隔的两幅笔墨，而是一个相对融通、流转自如的整体。在很多闲话风的主题与语境之下，李娟也能忽然用飞跃的想象截断家常的细流，高高筑起幻想的堤坝。譬如写澡堂里的人间百态，写身体与水的相遇，写洗澡时总忘带一样东西的窘境，却忽然就转了个弯：

去澡堂洗澡，带必备的用品——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我却总是做不好。当我侧着身子，又一次绕过水池子走向我经常使用的一个龙头时，便拼命想：这一次忘记了什么呢？这一次又是什么在意识中消失了呢？我还有什么不曾感觉到、不曾触及到呢？我侧着身子，在拥挤的森林中行进，草丛深厚，灌木浓密，树木参天。我发现一只静静伏在布满翠绿色字母图案的蛛网上的，背部生有红色塑料纽扣般明亮的奇特器官的六脚蜘蛛……我轻轻地扒开枝叶，俯身在那里长久地看着。这时有人从我背后悄悄走开，永远走开……而在此之前，我在这森林里已独自穿行千百年，没有出口，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们这里的澡堂》）

在这些地方，依靠着奇异的联想或哲理性的思辨，李娟常常能够从现实性的日常逻辑之中积聚起一种诗性或智性的势能。

她能在隆冬深夜的火炉与烙饼中看到“手中这团食物的白与万物对立。它的香美与无边的寒冷的对立”，“双手的力量不能改天换日，却恰好能维持个体的生命。恰好能令粮食从大地中产出，食物从火炉上诞生”（《火炉》）；她会想象一百年前的农人因无路可走而不得不第一次闯入这片荒野时“世界改变了”的那个时刻，万物的惊惶与迷惑（《繁盛》）。从劳动的人，到人与土地、动物、粮食之间相互依赖的关联感，李娟最终写出的是生产者与自然、食物以及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对立或并峙，是人的无限渺小与无限伟大，是生命和宇宙的对立与同一，是瞬间与永恒的辩证，是个体行动与人类命运的相互蕴藉。在最小和最大的尺度上，李娟将世界理解为无数重彼此息息相关的同构体，并把人还原为其中最平凡无奇又最伟岸卓绝且最自不量力的一环，剖开其中的罪恶与洁白，无辜、无奈与无可宽恕。尤其是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阿勒泰系列”中为我们所熟习的闲话开始高密度地转入独语的世界，在文体的大开大合之中，不断向内纵深又不断向外扩展，在现实、历史与想象的多重维度都显示出更激进的文体变异。

在周氏兄弟开启的中国现代散文的两大风格传统之间，寓“独语”于“闲话”，可以视为李娟散文的某种别具一格的尝试与创获。由此，李娟的写作兼具了亲昵和婉的韵味与独白式的倾诉语调，显示出一种从容而孤独的气质，同时也构成了对于传统的变异与新的融合。值得深究的是，这样的文体选择或许与其特殊的写作位置不无关联。尽管批评家总是喜欢在西部、边地、少数民族写作、“非虚构”这样的名词之下谈论李娟，但实际上，荒野与城市、哈萨克与汉族、恒常与变动，恰恰构成的是李娟写作位置的游移而非确定。李娟的可亲近之处，在于她深刻地经历了荒野的一切，却像我们这样的都市读者一样并不真正属于荒野。在《阿泰勒的角落》一书的“新版自序”和《走夜路请放声歌唱》中，李娟都坦陈自己对城市生活的依赖，以及由此生成对于乡村生活的反观视角。荒野之中的写作者一直保持着一种疏离于荒野之外的敏感和惊慌。这抚慰了我们面对荒野时的不安，使我们获得了某种共情，并分享给我们一些隔岸观火式的安全视点。实际上，她也很明了读者的期待：在都市生活中一样喘不上气来的文艺青年们等待着从李娟的书里收获天高地远、风雨流星，再从中撷取妙语一二粘贴在微博或朋友圈中。李娟懂得这样的懦弱与虚荣，并照顾这样的懦弱与虚荣，而她的笔力在于，那些没有写出的残酷未来，早已无数次隐伏在欢乐时刻的背后，像一头窥伺已久的饿兽，等待着故事的收梢。但李娟的不安则更加深刻痛苦。因为她注定要亲历所有诙谐背后的苦辛，并更敏感于荒野与牧场将如何被慢慢席卷进一个外部世界的巨变之中。她的无法抽身而退，是无法用单纯的优美或崇高轻易替代荒野的全部面影，是无法完全用写作抵消现实带来的迫人压力。在符号世界之外，现实世界永恒地提醒与困扰着她，成为一种压在纸背又力透纸背的深刻隐忧，而这也恰恰构成了她的文字丰厚有力的秘密。因此，闲话与独语的交通，不仅是两种文体的碰撞与交融，也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散文观背后关于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人、我与世界之间如何关联贯通的可能。

结语

李娟是一个对自身的写作姿态和写作本身的限度有着高度自觉的作家。李娟有一篇短文题为《我的无知与无能》，写的是劳动在自然面前的限度，而对于李娟这样一个将写作自比为“耕种”的作家而言，这个题目或许也可以用来概括她对写作本身的省思。在一篇题为《晚餐》的散文中，李娟并不回避“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实际关联：“我写一些事实上不是那样的文字。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抠取比事实更接近真实的东西。”同时，她也很明白生活最核心部分的不可记述。李娟将这种写作的限度称之为“文字的弯路”：“我在这里，说着一些话，写出一些字。但其实一切并不是这样的。我说什么就抹杀了什么，写什么就扭曲了什么。”这是对于写作的高度依赖与信任，但也深深裹挟着对写作的怀疑与妥协——这是李娟关于写作的元写作。对于李娟而言，现实感是一种整体性的状态，是饱满的外壳也是坚硬的内核，它是生活本来的面目，是生命中的必然与偶然、运动与止息、痛苦与欢乐、常态与例外的相互交织与彼此渗透。在这个意义上，李娟高度依赖于个人生活的写作在他人看来或许具有枯竭的风险，对作家自身而言却具有一种不断随着生命向前绵延的生长性。用李娟自己的话来说，“亲爱的，这不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坚强”。

 

作者简介：路杨，1987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大中文系博雅博士后，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以及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注释】

[1] 李娟：《新版自序》，《阿勒泰的角落》，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页。

[2] 从“语境”入手，吴晓东将中国现代散文概括为“闲话”和“独语”两大流向。参见吴晓东：《论中国现代散文的“闲话”和“独语”》，《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3] 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鲁迅全集》第13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4]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经典》，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216页。

[5] 引文皆出自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走夜路请放声歌唱》（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羊道·春牧场》、《羊道·前山夏牧场》、《羊道·深山夏牧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冬牧场》（新星出版社，2012年）、《遥远的向日葵地》（花城出版社，2017年）等散文集，引文后注有篇名，具体页码不再另行标注。

[6] 吴晓东：《论中国现代散文的“闲话”和“独语”》，《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