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柠先生长篇小说《三城记》的主人公顾明笛是一位“80后”青年。洋洋30余万言的故事，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位主人公在初入社会之际，尝试离开舒适区、闯荡大世界、并由此寻求自身精神安放的一部“个人断代史”。年轻的主人公、繁华的大都市、异彩纷呈的现代生活、光怪陆离而又鲜活真切的众生神态……这样的人物和故事令我们感到亲切，它与我们的时代生活、与我们自身的现实体验之间拥有着极充分、极细腻、极温暖的熨帖，《三城记》由此显示出鲜明的“当下性”。

但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的当下性气质，又是从诸多古老的、经典性的思想基点上生发而来。在此意义上，小说乃是以顾明笛个体生命的成长历险，串联起了当代都市生活的纷繁图景，最终构成了对一系列重大（且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精神命题的有力叩问。它是顾明笛的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故事——这种特质，在当下中国小说创作图景中其实并不多见。

例如，小说中如线索般串联并牵动了整个故事的一道命题，便是个体的思维与动作、或者说“知”与“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道命题是相当经典的。

有关于此，我先要宕开一笔，讲一点我自己的事情。我对《三城记》的完整阅读，是在古老广袤的东非大草原上完成的；与顾明笛成长之旅相伴的，是现实中诸多同样精彩而惊奇的旅途景色：《动物世界》里鳄鱼猎捕角马的马拉河中，身形巨大的河马张开大嘴打着哈欠；马赛马拉草原上成群的瞪羚轻盈跳跃，那橙白相间的皮毛正与夕阳和云朵的颜色相吻合；赤道的烈日令狮子们不愿走动，它们侧卧在灌木的荫凉里，对咫尺之外长枪短炮拍摄不停的人类视而不见；较为亲近的是长尾猴，一日无意中闯上阳台、从我这里讨得了几颗糖果，第二天竟然拖家带口引荐来了一群同胞……然而，给我感触更深的，其实是博物馆里看到的原始人类头骨化石。在现代人类的发源地，我隔着玻璃橱窗努力拼凑着祖先一路进化的远古图景。我眼见那些石化的颅骨变得越来越饱满宽阔（这意味着古人类的脑容量越来越大）……谁能想到呢？在一众狂野猛兽的环伺之中，最终竟是这既无尖牙利齿、又非以力量速度见长的物种，凭借着柔软的脑组织和高度抽象的思维能力，攀上了大自然食物链的最顶端。

几百万年过去了。我们继承了祖先的优秀传统，把脑子的优势发挥得越来越登峰造极。然而过度发达的大脑，有时也会造成一系列的副作用、甚至变成了自我困囿的牢笼。例如，过于活跃的思想和高度多元的价值选项，常常会抑制身体的动作，当自我辩诘和观念斗争日趋白热化，行动的激情不知何时已经挥发一空。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自我逃避式的厌倦和虚无。这是一种颇具典型性的“现代病”。顾明笛就是这样的人物：从文学形象史的角度看，他具有某些哈姆雷特式的色彩，花样迭出的内心独白背后是现实行动的不断延宕，最后变成了“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若借用青年文化里的“梗”来进行表达，就是总喜欢在节骨眼上“思考人生”——有时你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只知道他因为在想什么而忘记了该干什么。

就拿顾明笛的感情生活来举例吧！小说里，第一个与顾明笛发生实质性情感关系的是老同学张薇祎。两人在一次文学沙龙讨论后共度一夜，可第二天早上，顾明笛自己缩在睡袋里呼呼大睡（没错，这个人在温存过后居然躲进睡袋睡了一夜）、而放任女孩自己出门赶车回家；此后好不容易等到关系缓和，张薇祎满心欢喜地给顾明笛做了一桌晚餐，顾明笛却又一次当了逃兵：“他确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过那种卿卿我我、儿女情长的小日子。”一路逃到北京，跑去报社供职的顾明笛与同事彭姝之间似乎互有好感，可惜他每次说出来的话都不合时宜，那些喧嚣拥挤的观念和想法，非但没有拉近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反而把对方越推越远，也把顾明笛自己白白绕了进去。待到考入高校读博，顾明笛的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发严重起来：与童诗珺的火花擦碰似乎是很显出些行动力的，然而一瞬火花之后就几乎是单方面地放弃了下文，因为许多事情他还没有想清楚。跟学姐何鸢的段落更加气人，“激情相遇后，他竟然能够一周不露面，不是冷血动物就是没心没肺的傻子”，因此女方的反应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不论是动物还是傻子，都让他滚”。

老实说，顾明笛绝不是一个坏人。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了那骨子里的“好”（或者说对“好”的思索和执着），他才会在略显偏执的思想牵引之下，把自己的生活拖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情感之事如此，工作事业亦如此——有些事情，普通人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也就混过去了，然而顾明笛绝不，他宁愿被骂、被打、被辞退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也一定要刨根问底想个清楚；不仅如此，他还要写日记、写公开信，让读者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一起，从各个不同的切面上打起探照灯，照亮他深处的痛苦纠结。这样的人物让人着急，有时也让人生气，但往往又因此显示出可爱和可贵的一面。进而言之，读者会产生把故事继续读下去的欲望，他们希望看到这样可爱可贵的人物终于不急人、不气人的一天，看到他终于实现自我精神安放的一天。

就小说本身来说，人物过度发达的思辨癖好，给叙事的推进造成了强大的阻力（这当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每当故事发展到情节节点，错位乃至相悖的声音（观念）就会围绕此节点不断出现，这些声音有时来自顾明笛的头脑内部、有时则来自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物、抑或干脆就来自裹挟环抱着他的复杂现实本身。这种时候，我们的主人公脑子里像是分裂出无数个自我和无数个他者在相互争吵，他们理直气壮而又互不相让，彼此都想把对方驳倒，最终让顾明笛左右为难、迈不出脚，整个脑子像打麻将一样不停地抓牌洗牌。《三城记》在此显示出某种近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般的特质，而对于顾明笛来说，当观念只顾着洗牌，行动自然就会耽搁受阻，随之便是成长受阻、精神受阻。当然，在最直观的意义上，一同受阻的还有小说的情节运动。

这种阻力，是人物思想力过盛而行动力不足的产物，进一步究其根源，则与一种褊狭、虚浮、未经真实生活检验（因而缺少牢固根基与核心力量）的自我意识有关。在这种意识的尽头，漫漶着一种“无物之阵”般的虚无主义，在如今稳定而相对富足的年代里，这其实是大量年轻人的通病。有趣的是，也正是在这种阻力之下，小说情节推进的动力随之产生了，那就是主体对阻力的逐渐意识及努力克服：事实上，顾明笛并非不了解自己的弱点和困境，正因如此，他才会放弃自己安稳惬意的上海小康家庭生活，投入广阔而真实的生活世界中进行闯荡。

不要忘记，《三城记》的开头是这样的：“2006年初，顾明笛从上海东山公园管理处辞职，把人事档案放到第二人才交流中心，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如同一种有意无意的预兆，这里没有思辨、没有废话、没有“顾明笛想”或“顾明笛心里嘀咕”，只有行动，只有那种隐秘而强大的必然性。此后的整个故事，某种意义上皆是这一行动的改头换面的重复：主人公尝试突破那道不断更新样态的强大阻力场、进入身心自由之境，他不断地跌倒、挫败，又不断重新站立起来，面对无形的高墙摇摇晃晃地举起了锤子。

于是我们看到锤子一次次落下，一次比一次更有力。这锤子便是主人公行走的双腿：从上海到北京再到广州，从报社到校园再到市场企业，从中产阶层的安乐窝到大世界里的风风雨雨，从子宫般自我闭合的睡袋迷梦到开阔自由的社会生活……小说人物的个人成长史，在特定的叙事视角中被赋形为行动的拓展史、观念的实践史。小说里的高人乌先生说，“面对未来的希望，面对当下的决断，面对过去的良知，构成了完整的行动哲学。其中，‘行动’特别重要。”某种意义上，相较于“顾明笛”或者“三城”，“行动”才是小说的隐秘主人公；而比“行动”更加隐秘也更加本质的，则是人物心中的“信”和“爱”——“不要用头脑去爱，要用灵魂去爱”，这是顾明笛报社领导柳童所引用过的托尔斯泰的话。

行笔至此，我忽然想起小说中的一处细节。最后一章开头，当顾明笛第一次踏上南粤大地，有两种树木震撼了他，一种是大王椰、一种是榕树。其实，两种树木并置在一起，不正是顾明笛所追求的生命图景吗？灵魂姿态像大王椰一样直耸天际，肉身生活像榕树一样吸吮在大地里。

我同时想起鲁迅先生《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那句著名的话：“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这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个体的期许。从《三城记》里，我仿佛听到了隐隐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