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孟子有言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有物必有则”也就是说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及相应之则，物顺天之理而为性，故曰：“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对此，朱熹有清晰的论述：“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性，道，命，名虽不同，其理一也。兽性、人道、天命，看似不同，其理实一。已入不惑之年的叶炜，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后，创作了面貌大不相同的《狼王》，这该是他尝试对创作与生命做的一次新的超越——从性、道、命的高度领悟“此在”和“彼此”之在。

朱熹说：“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有人性，兽有兽性，无论是人还是兽，其性都是理之所赋，都得“各循其性”。人物之性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表现：为个体生存、发展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和相应的功能；同类之间相处，特别是群体动物之间相处形成的习性；群体与其他物种特别是生物链临近的物种的应对关系。《狼王》首先表现了动物的生存、发展之性。《狼王》由五个部分构成，分别以麋鹿、狗、狼狗、狼、猴作为书写对象，表现了各自之“兽性”。麋鹿啃草，野狼食肉，猴子吃野果、昆虫，狗吃屎，都是天赋之性。亚里士多德说：“人的善就是合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而“德性是能使人成为善良，并使其能出色运用自身功能的一种品质”，以此而论，一只狼身体强壮，獠牙锋利，能扑杀猎物就是狼之性，将这种性能发挥良好，就是狼之德性、狼之善，故此才有“你是狼，自古就吃人肉，我不怪你”。兽之性也表现在个体关系的处理上，如单独生活的动物有领地意识，群生动物则有规则、秩序意识。《鹿王》重点表现了麋鹿的生殖之性及相应的生殖之道。成熟之后，每一头雄性麋鹿都希望与雌性交配，繁殖自己的后代，这就是麋鹿作为动物的性。但这样的性是能得到满足，还涉及到麋鹿之“道”。麋鹿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只有鹿王才有交配和繁殖后代的权力，而权力的获得方式是武力斗争——这就是麋鹿之道。麋鹿之道也是天之命：以武力获得王位是为了让后代更为强大、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持续生存——这样的规则中体现的种群的利益。这是每一只鹿都熟谙的规则，而且都以此展开争夺。《鹿王》中的前任鹿王，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东山再起。于是，老鹿王纠集“知道分子”、老白，试图为重回王位而战。但结果是老鹿王的所爱小花死了，“老白在这场战斗中败北。我的敌人也没有成为新鹿王。另一头更加年轻的雄鹿胜出，成为今年的鹿王”。老老鹿王、老鹿王都无法阻止随时间的脚步衰老，退出了生殖的舞台，这是性，也是命，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的命。老鹿王想重新夺回王位，显然是违背天命的。

正如题目所显示的那样《狗命》写的是狗的命运。“我”本来和主人生活在农村，在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时，“我”本可留在农村，但作为主人忠实的伙伴，还是不顾主人的反对进了城，从而迈出了悲剧的关键一步。进城后，虽然主人不愿抛弃它，但无奈老板不允许在建筑工地上养狗，主人只得善意地让“我”走失。因为“我是主人的奴仆”，主人“是我的魂魄，我的精气神，没有他，我只是一具空壳”，因此“我”将寻找主人一同回乡，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当“我”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到主人时，他已经认不出了“我”了，并加入了加害“我”的队伍。这是狗的悲剧，也是狗之命：因为在狗和人的关系中，人是狗的主宰者，忠实地做人的仆人，至死不渝忠诚于主人是狗道，也是天命。在很大程度上说，《狗殇》中的狼狗的命运比《狗道》中的“我”更遭：它出生不久就因人的干预离开了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混迹于普通的家狗之间。虽然离开家之后，“我”得到了小主人的喜爱，作为一种具有“高贵”血统的狼狗，“我”并不满足于混迹于家狗之间，为此拒绝了邻居小青的示爱。在“我”的生活中，除了陪伴小主人，尽一条狗的本分外，就是寻找“我”的家人和家族——以此作为生命的归宿。“我”的“寻根”之旅虽然有些曲折，但最终还是遇上了“我”的同类，并喜结良缘。但就在“我”和小花尽情享受爱情时，一颗从人类的枪口射出的子弹突然袭来，“我”的生命戛然而止。一条狗，为了保持自己高贵的血统，不顾生命危险，踏上回归之旅，也算是物之高尚之性，然而，它倒在人类的枪口下，虽然无奈，但这也是狗的宿命。

与《狗命》《狗殇》中的主人公而言，《狼王》中的野狼的命运要好得多。《狼王》中的“我”本不生活在麻庄，因为人类在它的栖居地发现了矿产，放火烧山，狼群葬身火海，剩下狼王逃到麻庄废弃的果园，孤零零的生活。在孤独中生活的狼并不想屈服命运——他想重振狼族。在小白及其他佩服狼的狗的帮助下，野狼终于有了自己的后代，迈出了振兴狼族的重要一步。尽管这只野狼暂时有了一个如意的结局，但他的未来如何，仍然是个未知数。

二

《狼王》既写动物之性，也写动物之道，从中我们看到，兽亦有性、命、道，但兽除了本能地发挥天赋之性，并不能自觉反省性所含之道，更不能主宰自我之命——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人手中。无论是狼、狗，还是猴，在与人的关系中，都是被主宰一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听命于人，这是狗/猴之性，也是狗/猴之命。人处在进化的最高端，也处在食物链的顶端，但作为食物链的一个部分，虽然可以驾驭万物，但也并不能超越食物链本身，不能违背物之理、人之道。也就是说人同样有人之性、道、命，虽然与兽不同——人有自我意识、可以认知道与命，但同样不能违背之。

人道不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也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中。《狼王》是一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作品，但其中也隐隐约约看到了人的世界。在这个人世里，我们看到可怜的打工者，养狗的权力也被剥夺；年老的母亲，被儿子赶出了家门，孤苦无依，如野人一样生活；寂寞的女人背着自己的男人，与人通奸，结果被人奸杀，尸体漂浮在黑臭的河水里。显然，这不是快乐的伊甸园，而是人性丧失、人道荒废的失乐园。不过，《狼王》对人道的揭示主要体现人与兽的关系上。《狼王》是一部以动物作为叙述人的小说，动物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成为了小说真正的“人物”，但文学毕竟是人学，人仍是《狼王》的中心。人的祖先曾是大自然食物链中卑微的一员，以低等动物为食物，同时也面临成为其他肉食动物的食物的危险。这样的处境维持了很长时间。但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跃升到食物链的顶端。人虽然是万物的灵长，但并不是万物的主宰——虽然它确实有时具有主宰万物的能力，人如果真的这样想、这样做，那将是一场悲剧。《狼王》中的5部作品，多有悲剧色彩，而《猴耍》最为浓重。“我”是一只觉醒了雌性猴子——意识到作为一只猴的独立的尊严，对猴王的暴力、专制以及猴群的统治秩序产生了质疑。尽管“我”也受到了猴王的宠爱，但“我”并不以此为荣，因为猴王并不是真正的“悦己”，而是显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威。“我”背叛了猴王，接受了猴王的有力挑战者西西的“爱情”，出乎“我”意外的是猴王没有像惩罚丽娜一样惩罚“我”，更出乎“我”意外的是西西竟然出于对权力的觊觎，与猴王结成同盟，背叛了“我”。“我”愤而出走，却落入了人设置的陷阱，最终成为走街串巷卖艺的猴子，更为悲惨的是作为“我”的主人的耍猴人为利益所诱惑，也背叛了“我”，将“我”卖给一个满足邪欲女人的男子，“我”的脑子成为他们的美食。作为一只“觉醒”的猴子，却经历了“两世”的背叛，这是谁的悲剧，是猴的悲剧还是人的悲剧？是兽的悲剧，更是人的悲剧。人被恶欲所支配，忘记了本性，散失了人道，违背了天命，这难道不是人的悲剧？

三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似乎四十、五十是两个有明显区别的生命阶段，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实“不惑”是以“知天命”为基础的，正是因为“知天命”所以才会“不惑”。所谓“不惑”并非知晓世间之一切事物——有限的生命个体是无法做到的，而是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存在为何如此存在、自我如何存在。知道“此在”何在、“彼在”何在，故而主体对自身及客体世界都不存在困惑，也因此表现出豁达、超然的生活态度。总体而言，作为一个学院出身的作家，相比于同龄的其他作家，，叶炜的小说创作显得比较理性，叙述也相对平实。《狼王》是叶炜刚进入不惑天命的生命阶段创作的一部小说，它保持了平实、冷静的一贯风格，同时也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悲悯和对人生的通达。冯友兰将人生分为四种境界，其中最高的是天地境界。所谓天地境界，也可以说是自觉地把人视为万物的一部分、做到知天命、依天命而生的境界。动物不知天命而在天命中轮回，人知天命而自觉服从天命而与天命同在，这种天地境界，大概也是《狼王》要追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