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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锐:以文学编辑为终生事业

来源:当代文坛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 何锐 邢丽凤  2019年03月22日07:30

何锐(1943年-2019年)

编者按

《山花》杂志原主编、著名编辑家何锐先生于2019年3月15日上午在贵阳逝世,享年76岁。何锐先生作为一代编辑家,今天我们特推出《当代文坛》2017年第5期刊发的关于何锐先生访谈“以文学编辑为终身事业”,以示对先生的缅怀和敬意。

作者单位:《山花》杂志社

南京大学文学院

邢丽凤(以下简称邢):你曾说过,“文学编辑成为我终生唯一的职业,是别无选择,还是‘自投罗网’?是一种幸运,还是无奈?我虽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但我却感到,总有一种什么力量的神秘作用,在影响或左右着自己,使我命定要走上与文学结伴而行的人生之旅”。首先请谈谈你的个人经历以及您是怎样走上编辑之路的?

何锐(以下简称何):上个世纪40年代,我出生在重庆万州,从小家境贫穷,父亲在码头扛大包,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迫于无奈,读初小时,我便被寄养到伯父家。初中毕业时,伯父病故,我又回到家里,其时,大弟已辍学去小五金厂当了学徒。我进高中后,文理成绩皆优,一心想今后读理工。遗憾的是我的求学经历饱经坎坷,高三时被分到一个俄语培训班当班长。一年后因为中苏关系交恶,教育局宣布取消俄语班。第一次高考仓促上阵,莫名其妙地被某外语学院俄语系录取,进校后又被校方转到英语系。由于体质羸弱,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临近期末,校方突然从全院一年级学生中,挑选11人去北碚医院体检,结果宣布11人全都体检不合格,一律作退学处理。我被迫重回老家。1963年7月我又报名参加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四川大学中文系录取。

进川大后,我担任班长,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受到当时在高年级执教文艺美学课程的王世德教授高度赏识。第三学年,上级要我们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我在农村摔打了近半年多。我因坚持打倒江青在四川的最大代言人,被指控为企图为刘邓翻案而遭受厄运。贵州方面以我大搞派性为名,取消了我的分配资格,并将我的毕业鉴定材料退回川大。后来得到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帮助,并亲自批示为我平反,随即川大当面销毁了我的毕业鉴定材料。

返回贵州后,被重新分配到水电部第八工程局,参加乌江水电工程建设。1971年我被调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开始了文学编辑工作。我在电台整整工作了8年时间,鲜有值得回味的记忆。唯一难忘的是1973年3月5日,这个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十周年的日子,我冒了点小小的风险,组织了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配乐诗朗诵,当时贺是“文艺黑线人物”,谁也不敢把他的诗作在广播电台播放。没想到,节目在电台播出后,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收到很多听众来信来电,我当时非常感动,从此便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开始学写诗歌,偶尔也有诗作在电台播出,或在刚复刊的《山花》上发表,更多的是组织诗歌朗诵活动。这样,我在贵州诗歌界有了一点影响。《山花》编辑部的一位副主编是川大的老校友,在他的动员和斡旋下,我便成了《山花》编辑部的一名诗歌编辑。

在《山花》编诗,我十分得心应手。我发现自己并不具有写诗的禀赋,但我相信自己会是一名优秀的诗歌编辑。当时,朦胧诗已悄然兴起,新诗潮正在暗中涌动。由于身处偏僻之地,我自然渴望得到新诗变革的更多信息。刚好,一位川大的老师应邀参加南宁诗会途经贵阳,我不假思索便毅然与之结伴而行,成了那次诗会的不速之客。考虑到我毕竟是诗歌界的同行,诗会主持者破例接纳了我。南宁诗会是载入诗歌史册的诗坛盛会,出席会议的,都是当时诗坛赫赫有名的人物,与会者围绕由朦胧诗引发的中国新诗发展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出乎意料,听完小组讨论后,社科院文学所的张炯先生竟临时安排我作大会发言。后来,我将发言稿整理成一篇论文,以“新诗要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为题,在一家出版社的大型刊物上发表。文章发表后,我得以兼任《山花》的理论编辑,不久便成为《山花》诗歌、理论组组长。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山花》的诗歌和理论栏目办得比较活跃。《山花》发表了省内外诗人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作,还特意辟出“诗美学谈”栏目,《山花》的开明吸引了更多的诗人和诗评家。由于我发表了几篇诗歌理论的文章,也由于《山花》的影响,我在诗歌界开始有了一点很小的名气。1986年,《诗刊》在贵州举办全国性的青春诗会,邀请我做辅导员。当年,全国诗歌评奖,《诗刊》又邀我和陈超、程光炜等去京参加初评,并为参与获奖者提供候选诗集,这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起参加评选的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吕进先生。我和他很投缘,后来通过各种接触,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1990年,他邀我去新诗研究所任副所长,并组建新诗理论刊物,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几个月后,终于接到调令。我办好全部手续,便赶赴重庆北碚,去新诗所报到。那天,吕进先生因夫人生病去了成都,我无所事事,准备去北碚溜达。出校门时,与一位在西南师大执教的、我中学时的老同学不期而遇,他满腹怨气,向我倾诉其不幸遭遇后,便历数了高校工作的种种弊端,还叫我千万不要来。我被他一席话弄懵了,一时冲动便折回新诗所。找了个借口,取回户籍迁移手续和相关材料,离开了西南师大。

回到贵阳,向贵州省文联领导说明情况后,我又重回《山花》编辑部工作。一如既往地编诗、编理论。直到1994年初,贵州省文联党组要我出任编辑部执行副主编,主持《山花》编辑部改革事宜。当年4月,《山花》月刊终于正式改版。

邢:编辑对文学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但与作家所获得文学地位相比却有很多差距,您如何看待编辑这种职业?

何:文学编辑与作家、批评家一样,都是文学从业者,他所从事的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而绝非仅为他人作嫁衣。我个人认为,编辑工作是一项充满魅力的职业,能够充分发挥你的创造力、想象力,并由此给你带来无穷乐趣。编辑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自己的判断,发现佳作、发现新人,这本身就是创造力的体现。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还必须注意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衡量编辑水平和成绩的重要尺度,而对刊物的创新策划,通常都有编辑自己的构思、设计和运作方式,但这并非商业化的包装与操作,而是着眼于刊物内在品质的全面提升。只有在总体策划到位的前提下,刊物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策划的导向作用不仅体现在富于创意的栏目设置上,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家阵容的展示上,而且更贯穿于组稿、选稿、改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也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正是凭着编辑的综合才能的凸显和创造力秉赋的呈示,才使他们取得了同作家、批评家平等对话的权利。

邢:作为优秀编辑的典范,您认为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必须具备的素质有哪些?

何:编辑首先要敬业,要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对文学的深切理解,要有悟性和敏锐的文学眼光。同时,文学编辑要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准确把握小说、诗歌、理论、散文的文体特征。他未必写诗,但要懂得诗的精义,他未必专事理论批评,但要有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他未必创作小说,但要能洞悉小说世界的奥秘。不仅如此,编辑还要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在审稿过程中设身处地,像作家那样,用心灵去想象,有效切入文本肌理,直抵文学之核。此外,一个优秀的编辑还必须具有创新策划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正是基于对文学态势的敏锐把握,对新观念、新思路的执着追求,或对文学规律的尊重,同时也得益于他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

邢:很多有文学才华的编辑虽然没能成为作家、批评家,但他们在编辑事业中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秦兆阳、韦君宜、何启治等。您写过诗,在诗歌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发表了很多学术文章,出版过学术专著,您的这种经历对您编刊物的意义怎样?

何:我不能同那些编辑大家相提并论。我对写作和评论,只是有所涉猎,谈不上有什么成就。我深知自己不能成为诗人或一流的批评家,但我对当一名出色的文学编辑却很有信心。早期的写作经历,对我从事编辑工作奠定了必要的文字和理论基础,使我很快就进入了编辑的角色,从编诗、主持理论栏目到编小说,一直都得心应手。特别是对文学批评的必要训练,使我对发现文学新人具有较为敏锐的眼光。在我担任主编后,对刊物品位的追求,对文学性的坚执,都与我早期习作经历有关。我记得《山花》的变革,最初是从诗歌和理论批评两个方面打开局面的,实际上这两个栏目在改版之前已办得较有声色,这显然受到我上述经历的直接影响,1994年《山花》改版,重点是从小说方面突破,很快就形成了小说为主,诗歌、理论并重的格局。

邢:有人认为,当前文学编辑的工作范围已不单单是组稿、审稿、改稿那么简单了,他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编辑的工作现在是无所不包,您认为现阶段文学的发展对编辑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何:当前,我们既处于商品时代,又处在互联网时代,文学虽不甘固步自封,但文学的泛化却成为不争的事实。文学期刊越来越小众化、边缘化,数字化阅读和网络普及,使纸质媒体受到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编辑要坚守文学本位,保持对文学的定力和对文学发展动向的敏感。同时,编辑要有跨界思维能力,不能仅仅沉湎于文学,还要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哲学进行全方位关注。编辑要全面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业务素质,既要汲取国内外文学经典的营养,又不排斥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其思维逻辑要与时代节奏合拍,除适应能力而外,编辑还要有创新的勇气和相应的策划能力。当前,文学期刊编辑要密切关注文学创作的新动向、新趋势,要辩证看待网生代文学,积极扶持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文学新人。

邢:主编是期刊的灵魂,他的文学理念、办刊指导思想直接影响刊物的办刊实践和未来的发展,您觉得主编对于文学期刊的最主要的职责是什么?您认为怎样才能当好一个主编?

何:主编最主要的职责是确立刊物定位,对刊物的生存和发展负责。要当好一个主编,首先要有广阔的文学视野,积极关注文学发展动向和文学期刊的现状,不断加深对文学自身的理解和认识;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全面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要勇于探索实践,高度重视栏目的创新策划和刊物的包装设计;要把抓好组织重头稿件和发现新人放在编辑工作的首位。还要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善于团结作家,与作家、批评家交朋友,特别是和一些重要作家保持必要的沟通和联系。最后,当好主编还要坚持跨界思维,保持刊物和社会各界的密切联系,以取得企业界和有关方面对刊物的支持。

邢:主编的社会活动家角色更为明显,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您长期担任贵州企业决策会秘书长,付出了不少额外的辛劳,以您的切身体会,您觉得社会活动对您的编辑工作有影响吗?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何:社会活动固然分散我的部分精力,也花去了一些时间,但于编辑工作并无大碍。我任主编期间,《山花》与贵州企业决策研究会已形成双向机制。一方面,企业支持《山花》,但不干预《山花》办刊,只是期望把《山花》办成全国一流,体现了企业界对文学规律的高度尊重;另一方面,《山花》通过组织策划政企沟通有关活动,竭力为企业服务,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这就实现了互利共赢,有利于文学事业本身,又推动了企业的发展,这就使我们与企业保持了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同时,我们还邀请贵州企业决策研究会的会长担任《山花》社长,我则担任研究会的秘书长。这种职务的交叉,也有利于协调二者的关系。

邢:您主持《山花》期间的痛苦和喜悦是什么?

何:主编是同刊物相依为命的人。他直接决定一本刊物的命运,并由此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成就感。他对刊物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以刊物为精神依托,视刊物为自己的作品。我主持《山花》多年,要说痛苦,是在刊物改版初期,当确立了刊物的定位和发展思路,而财源问题未获解决。为筹集办刊经费,我不得不四处奔走,寻求企业支持,但历尽艰辛而无果。我曾经为此而感到痛苦,我担心我的策划和努力会成为泡影。好在后来的结局,并未使我失望。我的喜悦,多在刊物改版成功之后,一旦组到好稿,或发现了有潜质的文学新人,我就喜不自胜。

邢: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出世离不开编辑的眼光和努力,而且编辑也是书写文学史的重要力量之一,您如何认识文学编辑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

何:正是编辑的认可和发现,才使文稿成为了作品,编辑有时候还直接参与了文本的创作过程。编辑通过发现文学新人,为文坛输入新鲜血液,通过推出经典文本或重要文本,丰富了文学史书写的内涵。文坛是作家、批评家、编辑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作家、批评家、编辑同属人类精神文化建构的参与者,编辑与作家、批评家相互依存,共同推动文学发展,文坛的合理格局应当是三足鼎立、互补互动,从而进行良性运作。在文学发展的特定阶段,编辑的整体审美取向,常常会影响文学创作的品位和态势,编辑的创新策划,往往领文学风气之先,对文学潮流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邢:现在对文学编辑的批评之声也有不少,您认为当前文学期刊的编辑队伍存在哪些问题?原因在哪里?

何:我认为当前编辑队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敬业精神缺乏,存在不正之风,且后继乏人,特别是80后、90后接不上来。同时,编辑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也有待提升。出现上述问题,多半出于编辑工作未受到足够重视,编辑待遇不高,其社会地位与作家相比存在落差,导致一些期刊编辑不安心本职工作。另外,对编辑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以及业务培训均未能有效开展,也是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

邢:在选稿方面您坚持的标准是什么?您最看重文学作品哪方面的特质?

何:在选稿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文学性的标准。我最看重文学作品中的先锋特质,先锋难以准确命名,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先锋理论的自足性在于各自的自圆其说。尽管对先锋众说纷纭,或前沿、或新潮、或边缘、或另类,但先锋文学毕竟是不可质疑的存在。特别是在同质化大行其道之时,这种异质性的存在更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此外,我还看重文学作品的诗性特质。不止诗歌,小说中语言的简洁、蕴藉,诗意空间的拓展,意境的呈现,以及充满诗意的意象和隐喻的巧妙运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邢:组稿不仅仅是编辑的个人行为和刊物的内部问题,包含着文学编辑对整个文学发展状态的判断,是他们对当下文学资源的一种挖掘与发现。你认为当前刊物应该怎样进行组稿,你担任《山花》主编时是如何做的?

何:为提高刊物质量,当前应加强刊物的组稿力度,要准确把握文学生态,认真分析当下文学资源的分布状况,从而确定组稿范围,并选择组稿对象。要坚持刊物与作家双向选择的原则,组稿要以优秀作家为主,切忌媚俗和一味追随名家。其前提是,重在提高刊物品位和质量,而不是简单的追求发行量。刊物能否组到好稿,关键在编辑。要全面提升编辑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编辑的能动作用,鼓励编辑同作家交朋友,深入了解作家创作风格和个性特征,在同作家的交往中,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一旦水到渠成,组稿就容易了。

我当主编时,首先是通过学习与思考,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增强对文稿的判断力,看得准就是取得作家信任的前提条件;其次是通过刊物栏目的创意策划,对作家资源进行归类、整合,以利作家充分展示创作才能,对他们产生特有的吸引力;最后,着眼于组建刊物自身的作家群,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同作家的沟通和联系。一方面,我每年都参加全国或地方举办的相关会议活动,扩大同作家的接触面和信息量。另一方面,《山花》自己也适时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有针对性的邀请作家参与,以利同他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山花》与贵烟的文企联姻,我们曾邀请林斤澜、苏童、叶兆言、赵玫等作家参加,通过参观访问、游览风景名胜等活动,加深了彼此理解,增进了友谊,之后他们都成为《山花》的重点组稿对象。后来举办的“联网四重奏”等,每次都邀请相关作家参与,由此,刊物团结了一大批文坛新锐。另外,要广交朋友,凡有作家路过或特意登门来访,我都一律热情接待。在与作家见面时,我绝不主动向其索稿,待时机成熟,我通常会用电话的方式同作家联系。针对不同作家的性格特点,采取不同办法。不管是单刀直入,还是采取迂回的方式,我都坦诚以待。在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如愿以偿,达到组稿的目的。

邢:发现新人既需要编辑眼光,也需要编辑技巧。您如何判断文学新人有无潜力,如何进一步挖掘他们的潜力?有什么典型的例子吗?

何:我以为,新人有无潜力,主要看其作品的整体感觉,包括语言表达、叙事观念、叙述方式、想象力禀赋和虚构能力等。这诸多方面,对于刚写作的作者,不可能都把握得很好,会出现失衡的状态。但语言和叙述是最基本的考量,至于想象和虚构,多半与天赋相关。在作品基本过关的前提下,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却差异极大,有的作者在这方面颇具潜质,创作前景更为人看好。挖掘文学新人的潜力,要在作品语言、叙述过关的前提下,着重从作品的立意、叙事结构、意蕴或多义性表达等方面,去发现作者的想象禀赋和虚构能力,挖掘他们的潜质。

发现新人,首先要有眼光,要通过对其人其文的判断,去发现作者是否具有潜力。对新人新作的处理,也要讲究艺术。我一般是宽严结合,先宽后严或宽严适度,宽则给新人创作以基本生存空间,提升其对文学的信心;另一方面,对寄予厚望的新人则要严格要求,这才有利于进一步发现其潜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山花》改版后,我去南宁参加期刊会议时,曾听人提及李冯的名字,不久我便在《花城》读到了其小说《多米诺女孩》,发现作者颇有才气。正准备向其约稿,却收到了他寄来的短篇小说《倒霉蛋马海皮及其他》,读后觉得小说语言、叙述尚可,而意蕴欠缺,无甚新意,发表很勉强,但我还是一咬牙签发了。之后,我按照他来稿提供的联系方式,接连同他进行沟通对话,给他指出作品的毛病所在,并说明网开一面的缘由。他很感激我的宽容,并为我的真诚所感动,表示要作认真反思。1996年3月,他给我寄来短篇小说《中国故事》,这篇小说其实是写传教士利玛窦的,叙事简约,结构新颖。全文分为四部分,其一为“历史”,简介故事背景;其二为“片段”,由几则窦氏的日记“片段”组成,为文本的主体部分;其三为“注释”;其四为“再注释”。注释部分作为文本主体的有机构成,既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体证了整个文本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作品既尊重史实,又立足于艺术虚构。窦氏的日记片段显然基于作者对史实的颖悟和对现实的感受,而进行的虚构和想象。其意蕴甚丰,并达到了艺术的真实。通观全篇可以看出,作者对虚实的拿捏极具分寸感。且小说立意高远,不过七八千字篇幅,就以极简的叙事,表达了一个中西文明交流、融汇的宏大主题。我当即决定,将这篇小说作为头条刊于1996年4期。随后,他辞职去京,走上了自由写作之路。我对此举大加肯定,去北京出差时,我特意抽空去他的租房看他,支持他做自由撰稿人的抉择,并商议找一位评论家推荐他的小说,请他为《山花》即将设置的栏目写稿。一个月后,他果然寄来了《一周半》这个短篇,发表在新设的“自由撰稿人”栏目上。该小说写一个体制外的写作者,在京城的短暂生活经历,全是他自己北漂生活的真切感受和体验,凸显了自由创作的心态和精神空间,表达了现实生存的困境,但对未来期待的不确定性表达上,或有欠缺。接下来,便是邀他加入“联网四重奏”。他历经两个多月苦战,《唐朝》、《拉萨》、《纪念》、《牛郎》四篇小说便得以同时在《钟山》、《大家》、《作家》、《山花》这四家刊物上推出。接着,年底由四家刊物共同举办的评选会上,我力荐他为该年度“联网四重奏”擂主,并获大家一致赞同。其推荐理由是,李冯以出色想象和富于探索性的叙述,营造了一个广阔的艺术空间,并表达了对传统的独特颖悟。次年,他的优秀短篇《俎》在“跨世纪星群”栏目推出,并由日本东京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季刊录入。后来经作家、批评家共同投票推举,李冯列入了1998年《山花》开设的“跨世纪十二家”,刊发了他的《审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李冯每年都要寄稿给《山花》,并经常来信,言及有关创作事宜,我也同他一直保持通话联系。但2002年以后,他的创作开始了新的转向,接连担任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十面埋伏》的编剧,这两部片子曾轰动一时,当然也伴随着争议。由于他初步显示了编剧才能,便组建了自己的公司,整天为拍电影忙活。电影毕竟是文学,他还是走在文学的道路上,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不要中断小说创作,或许由电影引起的隐秘冲动,能对他的小说创作带来新的灵感。

邢:很多刊物都走名家路线,但有些刊物为了追求名家效益,对于名家作品不管质量高低,您怎样评价这种现象?您在编《山花》时如何处理名家作品?

何:一味追随名家,是刊物缺乏自信的表现,也存在对名家认识上的误区。我曾经提出要消解名家,以优秀作家取代名家。因为名家是由多种因素造就的。因而对名家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看作品说话。我编《山花》时,对名家的好作品,我从未拒斥过。名家的作品确有值得商榷之处,我就大胆向他指出。需要修改的,就尽量说服作家作适当修改,作家不愿改的,就请他自行处理。凡不合用的稿件,则一概退还。

邢:《山花》在改版之前,原来刊发的最长的作品为三万多字篇幅的中篇小说,为了发表何顿一篇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告别自己》,《山花》专门增加了一个印张,这是否体现了您的一种编辑理念?

何:何顿的中篇小说达到了发表水平,只是字数上超出刊物的篇幅要求。但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坚持作品至上原则。所以我们对这个中篇网开一面,特意增加一个印张。此前,我们就感到《山花》的篇幅容量太小,需要进行适当调整,这种情况以后也曾出现过,比如赵柏田的《岩中花树》长达七万字,我们觉得不错,也破例发了。以至《山花》的页码由改版时的72页增加到后来的168页。当然,成本也随之翻倍了。随着刊物的质量和档次的进一步提升,我们感到也值了。

邢:您既继承了中国文学编辑的良好传统,又在新的文学环境中形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编辑理念,您是如何把这些因素统一在一起的?

何:从我担任《山花》主编,我就秉持一个信念,要做一流编辑,办一流刊物。基于此,我必须向前辈文学期刊编辑大家看齐,他们的敬业精神、修养、能力、学识和操守曾经令我敬佩,继承好他们的传统是基本的出发点。但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要当个一流编辑,仅仅继承他们的传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新的编辑理念。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学发展的要求。不仅如此,办好今天的文学期刊,我们还要有创新精神。特别是要把一个边缘地区的刊物办成全国一流刊物,必须出奇制胜,异军突起,要拿出自己的奇招。经过审时度势,为了区别于其他刊物。我决定把《山花》的先锋性、探索性放到突出位置。为此,我必须自觉树立先锋意识,强化探索精神。最后,要成为一流编辑,恪守编辑伦理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作为主编,我更要身体力行。显而易见,正是我所秉持的做一流编辑、办一流刊物的信念,使上述几个因素统一起来。

邢:从边缘地区的一家影响力不大的刊物发展成为全国名刊,《山花》的改版无疑是成功的,您认为《山花》改版最可供借鉴的经验是什么?

何:《山花》改版最可供借鉴的经验,一是刊物定位的准确性、独特性;二是要紧紧围绕组建刊物自己的作家群,进行栏目的创意策划;三是谋划刊物变革,要着眼于中国文学期刊现状及发展格局的调整变化。

邢:在当前的文学期刊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中,您认为形成期刊的特色或品牌有什么样的意义?

何:特色或品牌是刊物立足之本,使刊物在众多期刊中独树一帜。它彰显刊物存在的价值,扩大刊物影响力。它能吸引更多作家和读者,有利于刊物进入良性循环。

邢:栏目的设置是期刊策划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学期刊个性的展现,“三叶草”、“自由撰稿人”、“世纪学人”等栏目对于塑造《山花》品牌、扩大山花的影响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您主持的《山花》以栏目设置的新颖、独特著称,您最满意的栏目策划有哪些?

何:除“三叶草”、“自由撰稿人”、“前沿学人”而外,我较为满意的栏目还有“联网四重奏”、“跨世纪星群”“跨世纪十二家”、“理论前沿”“批评立场”、“文体实验室”、“文本与阐释”、“先锋时刻”、“先锋之旅”、“回应经典”、“都市书写”、“聚焦70后”等。“三叶草”是源于发现作家、诗人对不同文体创作的兴趣,为展示作家多方面的创作才能而设;与《钟山》、《作家》、《大家》共同设置的“联网四重奏”,以及后来的“跨世纪星群”、“跨世纪十二家”是专为发现和扶持跨世纪文学新人而设置的;“自由撰稿人”则是为吸引体制外自由撰稿作家,显示刊物的开放性立场,不仅刊发他们的作品,并配发反映他们生存状态的文章;“前沿学人”则源于9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型批评家的崛起;“理论前沿”、“批评立场”等栏目,是为吸引更年轻的新锐批评家而策划的;“文体实验室”、“文本与阐释”、“先锋时刻”几个栏目,都是源于倡导探索性,扶持有探索精神的作家、诗人而设置的;“回应经典”、“先锋之旅”、“都市书写”、“聚焦70后”是我思考新世纪文学突围的路径,为强调经典意识、先锋意识、都市意识和代际意识而特意策划的四个栏目。

邢:这些栏目设置的具体效果如何?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何:上述栏目大多效果较好。“三叶草”是《山花》改版后策划的第一个较有创意的栏目,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由于同期刊发同一作家或诗人的小说、散文、诗歌三种文本,首先是一批锋芒毕露、才气逼人、正酝酿创作转向的诗人纷纷登台亮相,继而一些擅长写诗的灵气十足的小说家,也被这个栏目所吸引。他们同时都是散文随笔的高手,这个栏目坚持了好几年,张炜、北村、潘军、虹影、韩东、海男、邹静之、吴晨骏、何小竹等都曾在这个栏目平台上竞技。“联网四重奏”、“跨世纪星群”、“跨世纪十二家”发表了数十位文学新人的作品,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使这些新人大多在短期内为文坛所认同,特别是“跨世纪十二家”是从这些新人中遴选出的十二位突出的作家,包括迟子建、毕飞宇、朱文、韩东、李洱、东西、李冯、徐坤、刁斗等,他们大多是1960年代作家中的佼佼者,现今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自由撰稿人”这个栏目使备受冷落的体制外作家迅速向《山花》靠拢,他们当中有北村、林白、虹影、潘军、韩东、朱文、李冯等,其咄咄逼人的创作势头引人注目,该栏目的设置在期刊界引起相当关注。“前沿学人”栏目发表了具有开阔胸襟和学术勇气的学者型批评家陈晓明、王岳川、王一川、陈思和、南帆、程光炜、戴锦华、陶东风、吴炫、唐晓渡等的视野宏阔,具有学理创建的理论批评或学术论文,并附上他们的学术档案,此举在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期刊中,是极为罕见的举措。这就提升了刊物的学术品位和文学理论批评档次,进一步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力。后来,国家图书出版社将该栏目中的论文结集出版《批评的趋势》一书,在学界造成了一定反响。“理论前沿”、“批评立场”专为年轻的新锐批评家而设,呈现和展示他们独具个性和才情的批评文字。该栏目先后有谢有顺、陈超、张颐武、黄发有、耿占春、郜元宝、张新颖、吴义勤、吴俊、张念等加入。既显示了这一批评群体的能量和阵容,又极大地活跃了《山花》的文学批评,有利于推动文学创作。“文体实验室”、“文本与阐释”、“先锋时刻”等栏目集中发表了先锋作家、先锋诗人的探索之作,是检阅先锋文学队伍,展示先锋作家创作实绩的重要举措,由于大力推举先锋,彰显了《山花》的办刊特色。

邢:您在退休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编辑实践,真是把文学编辑当成了终生事业。请问您退休之后主编的丛书跟《山花》原来的栏目有什么关系?

何:“回应经典”、“先锋之旅”、“都市书写”、“聚焦70后”这四个栏目设置后,很快就得到作家们的积极回应,谁知我2001年退休后,这些栏目便夭折了,而我则意犹未尽。不久,我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同仁策划的《新世纪文学图文丛书》,便是受到这四个栏目创意的启迪。只是为了准确起见,我特意将原有栏目名稍作变动,故而这套丛书各卷依次命名为“回应经典”、“守望先锋”、“感觉城市”、“把脉70后”。四个书名,四组动宾结构,“回应”、“守望”、“感觉”、“把脉”都指向特定对象,具有一种的动态感和方向感,从而组合成了文学突围的四个关键词。四卷书收入了新世纪头十年发表在《山花》上的优秀作品,展示了强大的作家阵容。“回应经典”收入莫言、韩少功、张炜、阎连科、残雪、迟子建、李锐、麦家、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范小青、艾伟、李洱、东西、刘庆邦、红柯等21位实力作家的作品;“守望先锋”卷收入了朱文、韩东、刘恪、残雪、吕新、李洱、北村、墨白、刁斗、七格、黄孝阳等15位先锋作家的作品;“感觉城市”收入了潘向黎、邱华栋、李冯、北村、鲁敏、盛可以、储福金、徐则成等作家的作品;“把脉70后”则收入了李浩、田耳、张学东、乔叶、金仁顺、魏微、肖江虹、戴来、于晓威、弋舟、黄孝阳等年轻作家的作品。该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受到好评。随后,我又拓开视野,从《山花》走向全国,接着又编出《跨世纪文学丛书》的二、三、四辑。刊出了包括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陈忠实、王安忆、张炜、韩少功、苏童、叶兆言、毕飞宇等在内的近百名实力作家或文坛新锐的佳作。

上述栏目策划成功,是基于编辑对当下文学生态的锐利判断和独到见解,对作家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从纯文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合理归类,或予以独特命名。通过栏目的创意策划,唤起作家对《山花》的认同感和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另外,《山花》的不少栏目,都是独家经营,其新颖和创意,对某些作家、诗人、批评家有相当吸引力。除栏目策划外,编辑在组稿过程中的策略、技巧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邢:《山花》曾设置过“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等栏目,你们的编辑策略中并无炒作“低龄写作”的功利意识,也没有过分宣扬与审美无涉的年龄、性别、姿态等商业性因素。但很多刊物却把炒作、制造文学事件当作提高刊物关注度的手段,您对此如何评价?

何:我认为,这纯粹是商业操作,是浅薄的功利主义之举。它只图眼前,不顾长远。虽一时也能吸引少数读者眼球,但于发现和扶持新人无补,不利于文学期刊的发展。

邢:与其他刊物不同,《山花》以纯文学为核心,追求影响力至上,不追求发行量。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下,您认为注重市场有现实意义吗,提高发行量与保证文学质量之间如何协调?

何:我认为注重市场还是必要的,但不能为发行量而牺牲文学质量。我们追求影响力至上,是强调质量为先,维持基本发行量。在刊物发行量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一个以纯文学为主的刊物,要大幅度增加发行量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刊物的影响力,并不是由发行量所决定的,所以要把立足点放在提高文学质量上,但也要保住刊物原有的读者群,并吸引新的读者。为提高阅读质量,我们设置了视觉人文文本,将视觉因素引入刊物,给读者阅读带来愉悦感和轻松感。为扩大读者群,我们还发布电子文本,其阅读量在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总之,提高发行量和保证刊物质量要二者兼顾,在质量优先的前提下,保证一定发行量。既有主有从,又注意度的把握,协调好二者的关系还是可能的。

邢:探索性文学与文学发展的可能性息息相关,《山花》坚持以文学性为核心,注重探索性,但近年作家越来越不愿意进行这种尝试,这类作品也越来越少,山花在这种状况下如何体现刊物的探索性?

何:《山花》所坚持的文学的探索性和先锋性,既包括文体层面的变革,更涵盖精神向度的探索,为了凸显刊物的探索性和先锋特质,我们大胆开设了“文体实验室”、“文本与阐释”、“先锋时刻”、“先锋之旅”等栏目,发表探索性很强的新实验小说和先锋小说,这些作品叙述视角多变、文本结构诡异,现实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因素杂糅,还具有跨文体特征及多重精神指向。为不让人感到晦涩、费解,消除阅读障碍,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我们特意同步刊发评论家的阐释文章,在文本范围内进行严肃认真解读,文本与对文本的阐释相互补充、印证,有助于拓展读者的审美想象空间。上述这些努力,旨在推进小说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这当中,《山花》尤其关注具有创新精神和先锋写作潜质的年轻新锐。发表了他们一些颇具文学才华的、有冲劲的中短篇小说。与此同时,《山花》发表了大量进行先锋写作的代表性诗人的作品,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我们都兼容并包。《山花》还十分重视理论批评的前沿性和前瞻性,涉猎话题不光有学术性,还包括当前文学思潮中的热点、焦点和交汇点等内容。所涉及的文学话语特征、文学演变的规律,以及理论自身的建构和拓展,都与文学的先锋性、前卫性紧密关联。至于“双重文本”中的另一板块,则聚焦视觉人文新趋势,使现代艺术的前沿展示及其话题与文学的先锋性相得益彰。

邢:您主编的《山花》标榜“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理念,这三者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和共同的出发点吗?在办刊过程中是如何体现这种理念的?

何:开放性、兼容性、前卫性都以文学性为旨归,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存在。刊物的开放性品格必然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兼容则有着形式、风格多样化,而鼓励探索的前沿姿态,又昭示着对艺术创新的提倡。这一办刊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文学的理解,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社会一般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把握。

《山花》的定位首先是开放性,即打破地域界限和原地意识,立足贵州,面向全国,不失机宜地调整办刊策略,迅速与国内中心地区的文学刊物接轨。而接轨,不仅仅是要发表外地作家的作品,更主要的是要在文学档次上尽可能达到国内优秀刊物水平。我们用一种宏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文学,并通过创新策划,设置了一些能充分体现刊物开放风格的有创意的栏目,如“新向度”、“跨世纪星群”、“三叶草”、“冲浪者”、“先锋论坛”、“大视野”等,迅速打开了局面,保证了《山花》的稿源。《山花》改版一年后,同《钟山》、《大家》、《作家》一道共同推出的“联网四重奏”,通过这种由四家刊物在同期推出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举措,在国内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作家报的一篇访谈中,我曾经提到过,“联网四重奏”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其一是为新的实力派作家的崛起推波助澜,其二是促成了刊物编辑工作重心朝着培养跨世纪文学新人的战略目标转移,其三是联网还有利于文学刊物之间建立平等互利的协作关系。应当说,这三点都是衡量文学刊物开放性的尺度。文学联网的成功是《山花》开放性品格的又一次显示。至此,《山花》这份刊物已基本实现了同中心地区刊物接轨,同全国文学同步发展的目标。

兼容性是《山花》定位的又一选择,是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和读者多方面的审美需求。我们主张兼容,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和团结更多的作家,争取更多的读者。《山花》提倡风格形式多样化,对作家来稿,都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不分主义、流派,不分作品类别,对不同作家或同一作家的不同风格、形式,都兼容并包,采取欢迎态度,只要达到发表水平,都予以刊出。这就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的话语空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量和审美选择余地。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力求克服文学偏见,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以超越性的眼光去选择、评判作品。实践证明各种风格、流派之中,都会出现精品力作,作品质量的优劣与风格流派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一个作家持何种创作立场、采用怎样的话语方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从《山花》发表的大量作品中,可以看出,有的作家坚持人文立场写作,有的则偏执个人化原则,有的采用现实主义传统话语,有的操持新的个人性话语或智性话语,不同创作立场的坚执,多种话语方式的交流和碰撞,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更大的生存空间。《山花》正是通过兼容各种风格、流派而呈现出自己的独异风采。

《山花》秉持前卫性立场。文学性即探索性,文学是探索性很强的事业,没有探索就没有文学的发展。探索与创新,是文学生命力之所在。为使刊物富有生机和活力,《山花》鼓励探索,力倡创新,物无论是文学新锐在叙事风格或语言形式富于探索性的作品,还是一些更有经验的作家在文学精神上体现出先锋性的作品。《山花》都乐于接纳它们。我们在刊物上,专门设置了多个有创意的栏目,发表了大量具有探索性和先锋性的小说、诗歌作品。我们刊发了一些其他刊物难以通过的有争议的探索性作品。同时,通过“前沿学人”、“批评立场”等栏目,发表了不少前卫批评家的,具有前沿性、和探索性的论文和文学批评。鼓励、支持作家、诗人、批评家把探索的触角伸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无论在叙事、文体层面上的实验,在精神向度上的求索,抑或对终极性的追询和世俗性的关切,都各显神通。在多元化的探索中,充分发挥文学的独创性。

邢:您对您主编的《山花》满意吗?和您的预期有没有差距?您在办刊过程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何:基本满意。实现了我当初提出的北有《作家》,南有《山花》的预期,《山花》进入了文学月刊四小名旦行列。在2004年北大文学期刊排榜中,《山花》名列第九位,而在文学月刊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这一排名,比较切合实际,与《山花》当时在文学期刊中的影响和地位相符合。在办刊过程中,我最大的遗憾是,由于管理无方,没有充分调动编辑的积极性,未能让更多的编辑以主人翁姿态参与进来。

邢:您觉得在当前的文学发展的格局中,文学期刊还会遭遇哪些新的困难?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何:文学期刊还将受到商业大潮的冲击和互联网及网络文学的更大挑战。文学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纯文学空间受到挤压,坚守更为困难。在更大范围内,文学性或将进一步流失和消解。当前形势下,文学期刊一定要坚守阵地,保持定力,要坚持辩证思维,既要正视互联网和网络文学带来的挑战和冲击,又要看到网络技术、现代传媒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感受时空的方式,也改变人类自己想象和理解的方式。势必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其形式和内容也将或迟或早发生深刻的变化,文学的主题、内涵会发生全新的变化,会出现更新的文学技巧和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文学期刊对文学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要勇于调整姿态,善于把握机遇,积极适应时代变革和文学创作的新变,为21世纪文学发展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