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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一个神秘的古国 ——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山国》观后

来源:文艺报 | 彭 程  2019年03月20日13:35

历史是消逝了的现实,它遁隐于时光的深处,却能够对当下产生映照和启发。它的蕴涵和魅力丰富而厚重,因此会引发一代代人的关注。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诸多方式中,电视纪录片具有独特的优势。凭借影视艺术的具象化综合性的表达方式,诉诸直接而生动的视觉感受,能够使这种对话变得更为感性,而鲜活丰沛的感性也总是更有助于将理性思索推向深入。

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山国》,便是一部充分体现此种特质的作品。

中山国是历史上“战国七雄”之外的“第八雄”,强盛一时。从春秋晚期创立,到战国中后期被赵国灭掉,它前后共延续了二百多年。不同寻常的是,在这期间,它曾数次覆灭,又数次重生,堪称列国中一个特异的存在。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它在史书中却缺乏系统和准确的记载,多为一些断简残篇式的零散材料,与其地位和曾经产生的影响极不相称。这无疑给纪录片的摄制增加了难度。为了成功讲述这一段历史,摄制组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对史料进行爬梳剔决,细致梳理了中山国立国、崛起、繁盛、灭亡的历史,对中山国文物与遗存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展示,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远及日本,遍访这一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广泛吸收海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

佛经中有言:功不唐捐。完整看过这六集片子,相信许多观众会与事先对这段历史知之寥寥的我一样,对中山国获得一种较为清晰的了解。在这部大型纪录片中,既有对实物和遗迹的现场拍摄,也有高科技动画和情景再现的虚拟表达,它们与专家访谈、史料介绍等画面交织并行,在相互补充和印证中,将碎片连接为整体,让模糊变得清晰,共同完成了对一段湮没已久的历史的生动还原,让一个沉埋于幽暗的时光深处的国家,在荧屏上重新获得了逼真的容貌和鲜活的气息。

该纪录片共有六集,分别为《发现》《崛起》《繁盛》《拐点》《悲歌》和《流韵》,如片名所喻示的那样,脉络清晰地再现了中山国的整个历史。这个由西北高原南下的游牧民族鲜虞人在太行山东麓建立的国家,既保留了祖先骁勇善战的传统,又能够汲取中原优秀文化为其所用,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不断发展壮大,几乎跻身强国之列。纪录片展现了这一过程,同时也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它的覆灭,是一个打破七雄争霸、相互制衡局面的重要因素,加速了秦国的统一。它所创造的璀璨的物质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文化瑰宝之一,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得到了有效的传承。

但这部纪录片所呈现的还不仅仅如此。制作者显然不满足于对史实的梳理和过程的展现,而力图写出血肉丰满的人,写出人的感情和思想,写出人性。这一点在《中山国》中不乏成功的写照。像中山国军民在赵武灵王的军队兵临国都城下的最后时刻,表现出的同仇敌忾、与家国共存亡的情怀,就有着生动的刻画。《吕氏春秋》记载的那个名叫吾丘鸠的力大无穷的中山国士兵,“以车投车,以人投人”,顽强杀敌,直至“溅血断骨”战死疆场,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获得了生动的情景再现,也是中山人悲歌慷慨的民族性格的形象表达。正因为抵抗顽强,赵武灵王强大的军队经过长达7年的征伐,付出惨重代价,才最终灭掉了中山国。这种对于人性的关注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君主和重臣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政权运作中极为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因素,在讨伐燕国大胜、国力处于巅峰状态时,中山王厝对立下赫赫战功的相邦司马赒既称许又戒备的微妙心理,通过两件青铜重器上的几乎相同的铭文,得到了某种印证。纪录片中只是点到为止,但显然也给关注者预留了更大的探索和阐释的空间。

当然,纪录片《中山国》更直接也更重要的启示,是让观众生发关于一个国家的命运遭际、盛衰兴亡的思考。战国群雄竞逐,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充满强烈戏剧性的活剧。纵横捭阖,交相控引,发生在七国之间,同样也发生在中山国和周边的数个邻国之间。以“千乘之国”的体量和实力而与各个“万乘之国”相周旋,无疑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形。对于其间诸多因素的纠结和错杂,人性好恶与国家运势的相生相克、此消彼长,纪录片都有不同程度的触及和揭示。既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山国君臣和人民隐忍奋斗、复国兴国的辉煌,也揭示了国势走向衰颓、终至覆亡的多重原因。如中山王厝不顾强大的邻国齐国的强烈反对,参与“五国相王”,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王”的名分和诸国的重视,国家地位急剧上升,但却从此失去了齐国这一重要盟友的庇护。福祸相倚,得失互换,生活中的辩证法同样也作用于国家的走向上。又如,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但中山国君却不能审时度势,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了“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为其后的衰亡种下了祸根。这些无疑都能够给后人以深刻的启发。历史是现实的镜鉴,司马迁自述撰写史记,是为了“鉴往事,知来者”,清末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也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指陈的都是这样一个道理。

观看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它对于中山国出土文物的充分展示,对其蕴含的深入发掘。这是它和许多同类作品相比呈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

中山国的物质文明,在战国诸国中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众多青铜器具,“中山三器”上既刚劲又飘逸的中山篆文字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纪录片对保存在河北博物院、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国内外20多家博物馆中与中山国有关的文物,给予了详细生动的介绍,涉及这些内容的画面,在纪录片中占到相当的比重。仅以青铜器为例,我们看到了中山王陵中出土的铁足铜鼎、方壶和圆壶,看到了神秘狞厉的双翼神兽等等。这些青铜器皿上的鸟兽纹、绳索纹样式的装饰,具有浓郁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个神秘国度的来路。

我想,这部纪录片如此浓墨重彩地展示这些文物,固然是因为中山国诉诸文字的记载较为稀少,需要通过实物来进行了解和探究,但除此之外,也应该与制作者对于精神产品的永恒性的理念认知有关。一切辉煌的事功都会随着时光流淌而湮没无闻,但精神和智慧的创造,却能够抵抗光阴的磨蚀。西哲有言:“生命短暂,但是技艺永恒。”对于一位艺术家的个体人生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这些精美的出土文物,正是由于凝聚和体现了中山国特殊的精神文化气质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在当时,它们或许更多地体现了统治阶层的意志,而历经千百年后,它们却又超越了具体的功利性目的,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的承载者和见证者。一部纪录片的制作者有这样的追求,显然有助于提升作品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