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京赶考

来源:解放军报 | 丁晓平  2019年03月20日07:53

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的驻地香山,对外称“劳动大学”。安顿好宿舍,叶子龙打开背包,拿出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送给他的那本书,才发现这是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必读书——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叶子龙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说起过这篇文章。1944年底,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让叶子龙没想到的是,在离开西柏坡的最后时刻,毛泽东还在阅读这本《甲申三百年祭》。这不禁让他想起,毛泽东上车时与周恩来关于“进京赶考”的对话——赶考!决不当李自成!还要考一个好成绩!

现在,毛泽东把进城执政当作是“进京赶考”,意味着什么呢?在旧时的中国,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十年寒窗苦读,成败一朝赶考。赶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进京赶考是人生的大事,金榜题名是家庭的大事。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1921年成立,已经28年,历尽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无数优秀儿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胜利来之不易啊!

赶考,谁都希望要考个好成绩。

现在,谁来考中国共产党人呢?

毛泽东心里明白,是人民,也是国内外的反动派和敌人;是历史,也是现实和未来——他们都在出题,考验着共产党人。也正因此,毛泽东念念不忘郭沫若写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现在,自己进京赶考的时刻到了,他要重温一遍,用李自成进京的殷鉴警醒自己。

那也是一个春天。1944年3月,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最后的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分析了这次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四天。4月,《群众》杂志刊载了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一组关于明王朝灭亡的文章,配合《甲申三百年祭》,形成一股舆论风潮。

自1644年进京,到1645年以失败告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之所以从巨大胜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主要原因就是部分首领骄奢淫逸,生活腐化。李自成打了18年的仗,做了18天的皇帝。进京后,几十万大军贪图享乐,纪律废弛,人心涣散,作风蜕变。一场本为划时代的农民起义,由盛而衰、从成功到失败、从顶峰跌落谷底,只用了短短的40天。这天翻地覆的40天,也是自取灭亡的40天。可见,作风一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延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阅读了郭沫若的这篇仅30多页的小册子后,分析时局,不仅对李自成的失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更对中共党内提出了要引以为戒的警示,决定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资料印发高级干部学习。1944年4月12日,《甲申三百年祭》刚刚发表20多天,毛泽东便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然而,当毛泽东在延安号召高级干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时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这篇文章是“影射当局”,组织人马以《中央日报》为阵地,发起了“围剿”,围攻郭沫若。那个时候,从对《甲申三百年祭》的态度上来对比,有识之士就已经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正在政治、军事上相互角力的国共双方,延安的毛泽东虚怀若谷、不断自省,而重庆的蒋介石则是掩耳盗铃、盲目自大——泾渭分明,实则胜负已分矣。

1945年5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西方取得了胜利。但在中国战场,抗日战争却迎来了胜利前的最黑暗时刻。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民怨沸腾,士气低落,在对日作战中一触即溃。日本侵略者一直打到了贵州的独山,重庆为之震动,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甚至已经做好了把“陪都”搬迁到西康山区的准备。为了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决定同国民党当局重开谈判。7月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来延安访问,商谈国是。

7月4日,访问结束之际,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到家中做客,促膝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三四天的考察、谈话有什么感想?作为一位老资格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饱经世事沧桑之后,黄炎培向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明确而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重大而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一席话不无根据。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角度看,就是各朝各代兴亡更替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没跳出兴亡的周期率,只是盛衰的时间有长有短而已。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深有感慨,平静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今一晃就四年多过去了,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黄炎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更加紧迫地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这天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时,他们三个老朋友在北平见面了。现在,进城了,进京了,眼前的胜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胜利都重大,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提醒。

进城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还把这次会议称作“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执政的考验。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提出了“六个不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赶考之路,任重道远。毛泽东对此有着非常敏锐的警觉和清醒的忧思。进京赶考,是在获得胜利之后的考验:第一,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个大问题;其次,怎样建立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打江山”和“坐江山”。现在,江山是“打”下来了,如何“坐”呢?如何坐稳呢?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试题。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不会给出现成的标准答案,更何况现实的世界依然有着意料不到的变化。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这是中国的老话,毛泽东现在用“进京赶考”来形容。由此可见,对于“赶考”二字的理解,以及在未来国家政权建设的设想上,毛泽东都显示出了远见卓识的历史观,他没有把胜利当成胜利,没有把进城当作落脚休息。

在西柏坡,关于“进城”的问题,毛泽东讲得够清楚的了。就在出发进京的时刻,他又把中直机关各部、委、办的负责人叫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我们进北平不是去享福,决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毛泽东不仅给领导干部们讲,还让领导干部们给普通的工作人员和士兵们讲,打预防针。

进京前的一天,警卫排长阎长林陪毛泽东散步。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大家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散步回来,走进院子,毛泽东来到警卫班宿舍门口,看了看,说:你们进城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可是,看不出来你们房间里有什么变化嘛。

阎长林说:大家不用的东西已经打了两个大包,到时候往汽车上一放就行了。棉衣和被褥都拆洗过了。我们这里没有农民的家具,桌椅板凳都是公家的,到时交给行政科就行了。

毛泽东问大家: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阎长林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面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保持革命本色,决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毛泽东说:你们的准备工作还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接着,他又问每个人都有什么想法。

一个战士说: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出车祸。

毛泽东说: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

一个战士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阎长林报告毛泽东说:周副主席早就给中央机关人员作了指示,所有的人员三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

毛泽东说:好!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犯纪律。

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也是一段寓意深刻的对话。时间只隔了一天,阎长林和他的警卫班就收到了一份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进京守则”,也叫“进京八项注意”。内容一共八条:“一、把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光荣传统带进城市;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不准进入民家,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四、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不知者不应求知,自己知道的不得外传;五、出门不准携带武器,不准携带机密文件;六、进城三个月不准通信、会客、访友,不准外出游览名胜古迹;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八项规定,就是八句大白话、大实话。管用!进城后,确实没有人违反。

香山的春天是美丽的,但毛泽东没有时间欣赏。这个春天,他一边忙着指挥作战,一边忙着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时常要同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见面交谈。

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就吩咐卫士李银桥: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威望很高,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李银桥赶紧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找,挑了半天也没选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对毛泽东发牢骚: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听了李银桥的诉苦,毛泽东笑着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李银桥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一天,毛泽东就穿着这件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后来,毛泽东还穿着它会见过许多客人。

1949年春天,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明白,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国家、治理国家的路更长,更艰苦,更伟大。而要想考一个好成绩,不仅要一切为了人民,更要一切依靠人民;不仅要敢于斗争,更要敢于胜利;不仅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更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春天,进京赶考的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初心。

春种秋收。那年秋天,赶考的成绩单出来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个春天,已经过去了70年。那个春天种下了希望,如今结出了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