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锐

陶然

3月15日，《山花》杂志原主编、编辑家何锐在贵阳去世，享年76岁。

数日前的3月9日，曾任《香港文学》总编辑的作家、编辑家陶然因肺部感染离世。短短数日里，中国文学界折损了两位优秀的作家、编辑家。

陶然是香港文学事业重要的建设者之一，参与了《香港文学》杂志的创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吴其敏先生主编的《海洋文艺》停刊以后，香港地区已没有一份大型的纯文学杂志。在反复协商后，“新华社领导接受了曾敏之与罗孚的建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新闻社，由中新社出资筹办。当时在中新社任职的陶然，起草了筹办《香港文学》杂志的计划。中新社领导出面聘请刘以鬯先生任主编。1985年1月，纯文学杂志《香港文学》面世。”（《曾敏之评传》陆士清/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在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记忆中，陶然接掌总编辑的十八年里始终坚持纯文学路线。陶然一直认为，《香港文学》杂志，要植根于香港的土地，主要要由香港地区的作家来耕耘，只有这样，它才能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也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中国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一环和世界华文文交流的百花园。因而在编辑方针，陶然始终注重立足本土和建构了世界华文文学界交流与互动平台两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更重视创作，更重视扶持香港本土作家，推出香港作家的特辑。同时，《香港文学》杂志重视文学批评。在建构世界华文文学交流平台时，既重视名家又重视新秀。既重视各区域群体作家作品的展示，又着意重点的品评，设立“海外华文作家专辑”系列，刊出他们的作品和对他们的评论和研究。

陶然部分作品

陶然也是香港作家联会和香港世华文文学联会的创建者，在作联成立后，他牵头举办了多个辅佐新人作家写作的写作班、评论班，当时香港作联会员的作品选，除刘以鬯先生主编过外，大多由陶然主编出版。香港作联成立二十周年时，陶然受命主编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共迈里程》。他将联会性质介绍、名家顾问书画庆贺、理亊会成员蝉联更替、联会文学活动和内外交流、会员的感怀融铸于一册，尽显了作联二十年的历史印迹。在载入本书的一文中写道：

“作为一个文学团体，作联走过二十年的道路，委实不容易。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却不算短。当这段时间和作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在这里，陶然道出了作联对于他的意义和他对作联的爱。

就像陶然这个名字始终和《香港文学》相连，当提及文学刊物《山花》时，何锐的名字是大家都不会忘记的。在上世纪90年代，面对商业化大潮对于文学期刊的冲击，何锐曾一手主导了《山花》的改版。在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的回忆文章中，对于在那个阶段守护刊物阵地的主编们多有敬佩：“他们与其说是在编辑一本刊物，还不如说是在坚守自己内心的文学信念。”而何锐，就是这样一位坚守者和实践家。

从1971年开始做文学编辑，何锐先是在广播电台，后来在《山花》杂志，1994年开始主持《山花》的编辑工作，并成功地对它进行改版——这个事件，或许可以看作是他成为编辑家的重要起点。

熟悉何锐的人都知道，除了文学和《山花》，其他事情很难引起他的兴趣。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唯一在电话中从不寒暄、直接谈论稿子的人。每次接到他的电话，通报了姓名之后，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张口就问，最近有稿子没有？某某期给我们写一个？他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乡音很重，有时听起来含混不清，但他的意思，却是可以猜到的，无非是关于刊物和稿子，除此，别无他事。

——谢有顺

和其他地方性文学刊物一样，《山花》最初也是受制于地域性，外界少有人知，稿源也相对狭窄。为此，何锐在一篇编辑手记里说：“在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过分强调地域性，实质上是狭隘性和保守性的表现。贵州近几年创作上不去，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处在封闭的内陆地区，与外界缺乏对话和交流，长期陷入‘近亲繁殖’。如果只发表本地作家的作品，势必影响刊物的档次，而刊物的档次和质量不高，文学创作参照系的缺乏，也会降低本地作者对自己的要求，使其整体创作水平难以提高，乃至最终只能困守《山花》，走不出山门，更不用说在国内文坛造成影响。实行开放的办刊方针，引进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和精品力作，可以开拓本地作家的视野，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刺激的反弹作用，激励本省作家的创作向新的台阶冲刺。”

由是，一场突破地域性的刊物变革开始了。在谢有顺看来，突破地域性的局限，用一个新的视野来观察文学、推介文学，这意味着给刊物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文学的尺度。文学可以有地方性叙事，但他的生产方式绝对是不受制于地域性的。1994年起，在一批当时正在成长的文学新势力崛起之时，《山花》通过一系列新栏目的策划，形成了自己的作者群，这些作家，后来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反过来成就了《山花》的品质与品牌。

编辑与刊物的关系，正如谢有顺所言：一本刊物的壮大，一个文学气场的形成，照见的往往是一个主编的灵魂；反过来，一个主编的灵魂，也在无形中塑造着一本刊物的基本面貌。两位编辑家虽已离世，但他们的办刊精神却与一本本持续问世的刊物、一个个逐渐为人所知的作家、作品名字一同流传了下去，融汇于构成读者精神世界的那条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