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以词追梦回

来源:文学报 | 胡晓军  2019年03月16日09:45

海上词人汤敏女士,近将新旧词作五百余阕结集成册,自云“尽书个人生活状态”,故而取名《自语集》,即将出版。我有幸先读为快,欣悦之余,颇有联想。

诗与词,其诞生一先一后,其形式一工一散,其内容一直一曲,其风格一庄一谐,以至于称其一男一女也不为过。确有许多人士认同词的性质,总体上偏向于女性化,尤其是参差错落的句式,最宜于感性思维的表达和表现,也诚为绝大多数的女性所惯用和多用,至于用词的婉曲,题旨的幽渺,更是不在话下。千年以来,虽因时代更迭、题材扩增以及词家个性的原故,词常会发生向诗、赋、文靠拢甚至变异的情况,但这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为正体。可见对词而言,女性化绝非一个偶然的比喻,而是一种必然的神会,其妙在于,与历代主流词作及词论既有关联,但非吻合,又不是那么的精确,由此反而产生了某种意会且又心悦的情绪,营造出更多赏词乃至填词的心愿。必须留意的是,词的女性化仅指人的一部分性格气质与词的一般化创作思维的结合,并非指人的个体性别及倾向,也非指词的具体内容及风格,所以轻柔坚韧也好,温婉雄强也罢,均可以入词,均可以成好词,但须有散碎的意象、跳跃的思路、隐曲的意涵与唯美的样态……即女性化的感性思维所主导、所呈现的一切,是词的性情本质。如果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与词的性情本质相契合,或是一辈子,或是一瞬间,都必定是与词最亲近的那个人了。

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与生俱来。词本因乐而生,附曲而作,但从明代始,乐曲逐渐流失,词开始剥离,至彻底独立,成为单独文体。简而言之,千年前“倚声填词”,而今是“依牌填词”。所谓的牌,大致指向文字格律,也几乎无关于音乐了。有人认为,当代填词仍应按照词牌所指的曲调来决定填词的基调,此言固然有理,但词与乐的脱节使其至多部分兑现,而且难言准确。以我之见,在词牌与乐曲分离已久、无法再度黏合的现状下,填词者既不能重现其音乐性,那唯有增益其文学性。这也是明清以降以至现当代人填词的致力目标和主要价值所在。这诚然是个大遗憾,但也是一个大机遇——填词早已不是附属于音乐的二度创作,也不是所谓的诗余,而是一种女性化创作思维主导的,具有修渺审美特征的独立文体,是当代人借古之形式、发今之情思的一种特殊的“格律诗”。

词的小众地位,当数现下为最。敦煌曲子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语),表明初时“文臣武将,边使番酋,医师工匠,商贾乐人,伎女、征夫、怨妇……无不有词”(任二北语)。仅在千年之中,词便从民间的俚俗小调变为酒客的余兴漫写,变为艺人的弹奏歌咏,变为文士的托意寄怀,在此期间,词不断地趋于小众化,直至如今。其实宋代以后,无论与乐粘连还是与乐分离,词都已过了她的全盛期也即大众化时代。时代发展不可抗拒,社会审美难以改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乃是今人不敌古人的根本原因。不过今人填词的好处在于,可以一边欣赏她最美时的画像,一边袭用她的姿态、仿制她的衣裳,尽管不能再度成为流行,但还是那么的美,有一种昔犹胜今的美。以我之见,当代填词者的主观目的及客观效果,并不是在现实中改变词在当代的小众地位,而是在意识里恢复词在古代的大众地位。其中有的致力于延续俚歌、艳曲、诗化、骚赋等某种细分化传统,但更多的是效仿词在某个阶段中的某些名家作品。一部词史,从小令到慢曲,从单纯到繁杂,从婉约到豪放,从抒发感怀到显示学养,包括以诗入词、以赋入词、以文入词等,已极尽了所有变化,好比一幅完全展开了的《清明上河图》,供今人从容择取。汤敏自幼爱词,因世事蹉跎,直到晚年方才初试填词,以词自况,用词将自己重新拉回了青春时代,恍若再度一生。其取大致在这幅“清明上河图”的中段略靠前些,既摆脱了单纯的吟风弄月,又避免了繁复的铺排陈叙。从创作内驱力的角度看,这类“自语”可由易安词直接上溯到敦煌歌辞,由此可见,汤敏在个体的创作范畴中也实现了词从小众地位回归大众本源的效果。这与当代古体诗人继承“言志”的传统相类似,可以对等视之。

朝见花开满树,暮数星繁胜雨。好景俱当时,莫嫌迟。 花见非关花事,星数未因星止。生有梦萦回,以词追。(调寄《一痕沙》)

本集体例值得一提,乃是以唐圭璋《唐宋词格律》所录的词牌为序的。以我之见,此举应该不是为显示习词的依据或填词的系统性,而是为明确词牌作为一种文体形式的重要性。确实,数十年的教育使当代中国人的哲学观已成为固化了的定式,比如“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且以这种定式去观照和对待一切事物,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这对中国古典艺文来说,恐怕并不是适宜和适用的。

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诗骚到汉赋唐诗,到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每当一个文体成熟并盛行之后,其形式往往对内容具有选择、改造的决定性作用。不惟文学,古典戏剧、书画、工艺乃至建筑以形式决定内容或曰以形式等于内容的情况,则更为常见和多见了。如此表述,绝非片面突出古典艺文中形式的地位和作用,刻意忽略内容的意义与功能,而是表明,形式既可以稳定和发展内容,也可以限制和束缚内容,正因中国古典艺文的形式过于强大和稳固,当时代和社会发生巨变,旧形式在新内容的要求下因久久难以适配而在整体上落后甚至被淘汰了。从时空总体看,中国古典艺文的形式与内容在地位上大致平等,在作用上大致对等,既互相成就,又彼此难为,当其中一方有了突破,必会带动另一方出现相应的变化,其主动或被动的地位不断发生转易,彼此缠绕、主客互换、纠结竞争、共同发展。这是十分缓慢的过程。作为当代词人,汤敏知晓形式对于词的意义、价值和作用,填词时注重恪守格律,结集时更以这种体例对古典艺文的研究和创作者作了提醒——若以几十年来所接受的哲学观念来对待几千年来存在的传统文化,比如将形式与内容作主次的划分,既不利于今人对古典艺文的认识和认知,且很容易出现对传统精神继承与弘扬的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