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视察时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作家彭学明从新闻中得知此消息，难掩激动之情，不仅是因为湘西是他的故乡，更是出于本能，为自己即将见证家乡的脱胎换骨而兴奋。

“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广阔却最微小的细胞，最丰富却最复杂的肌理，也是最饱满却最生动的面容。人世、人间，人情、人心，人性、人道，都在农村有最为集中和典型的体现。”作为一名湘西作家，彭学明以文学的形式对时代做出了有力度的回应。在三年里多次的考察中，他写下《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记录大山深处积贫落后的十八洞村逐步建设成为模范之村的故事。

“精准扶贫”无疑是时代的鲜明旗帜，在这样一部主题明确、题材重大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如何不让个人叙述淹没于宏大的时代中，写出中国农民与基层干部的鲜活性与民族性？彭学明探索到的方法就是延续他此前创作的长篇散文《娘》中的真情与真诚，将政治激情和文学抒情相结合，在坚守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立场之下，用一颗柔软而坚韧的心，探向大山的深处，寻找到中国故事新的发生地，同时，赋予其抒情散文独有的激情与浪漫，讲述了当下中国农村一次意义丰富且深刻的变革。

记者：《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写大山深处积贫落后的小村寨，如何逐步建设成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精准脱贫的模范之村的故事。“精准扶贫”是重大的政治题材，你在结构上如何处理这样一个宏大命题？而不让“人”这个概念淹没于宏大时代之中？

彭学明：是的，精准扶贫是一面鲜明的大旗。我是站在旗帜下书写。精准扶贫，是中国共产党举起的、为人民和民族的大旗，甚至是为世界和人类的大旗。因为贫困不是中国的专利，全世界全人类都面临着贫困，只是贫困的程度不一。精准扶贫，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与难题，谁解决了这道课题与难题，谁也许就能提供一个造福全人类的方案。联合国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联合国宪章，也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超越国界与民族的世界性的题材。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想，我的这部报告文学，不能仅仅只是中国的政治抒情赞美诗，还应是人类命运的交响曲，应该更多地从人类命运的角度，去走进一个个人的命运，书写个人怎样通过精准扶贫而改变命运的。“人”不应该淹没在宏大的时代中，而是融汇到宏大的时代中，与这个宏大的时代同呼共吸。有了这样的定位，再宏大的背景都可以从人的层面打开一道通往时代的切口，让人的命运证明这个时代的命运，而我面对的这些人的命运，又都是我的父老乡亲的命运，是与生养我的大地、哺育我的亲人休戚与共的父老乡亲的命运，这就使得我对这个题材、这个时代、这片土地和这些人物都充满了一种本能的感情。带着责任去写，带着感情去写，带着思想去写，用文学致敬精准扶贫，致敬伟大时代，致敬父老乡亲。

记者：书写家乡的父老乡亲与生养的土地，热爱是重要的动力，如何更好地将自身的情感与政治情感结合，并将其写得抒情与动人？

彭学明：最大和最好的政治是为人的政治，是需要深入人心、深得民心的政治。精准扶贫，就是为人的、深入人心和深得民心的政治。在我数次前往十八洞村采访的过程中，当我跟那些父老乡亲彻夜长谈和聊天时，我深切感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是如何深入人心、深得民心的，也切身感受到了精准扶贫政策是怎样给家乡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的。所以，我也发自内心地对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充满了情意、拥戴和爱。心融进去了，情就融进去了，文字当然就有情有义有温度了。《文艺报》新闻评论部主任李云雷在《人间正是艳阳天》研讨会上说了个观点，他说在《人间正是艳阳天》里，不仅读到的是彭学明对家乡那片土地和父老乡亲的深情，也是彭学明对党的精准扶贫政策的深情。这说到我心里了，特别受用，我的确对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充满了深情与拥戴。

记者：我们从作品中读到了你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感情，读到了十八洞父老乡亲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感情，而且是很饱满、很真切的感情。你作为一个身在京城的作家，缘何对精准扶贫有如此深切而真实的感情？

彭学明：这跟我和我的湘西有关，跟我在湘西的生活有关。在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的记忆里，我的湘西是贫穷的，我的家是贫穷的，贫穷是我和我的湘西的代名词。湘西贫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条件的恶劣，有百年匪患的满目疮痍，有自我生产能力的羸弱等。贫穷是湘西人心头的耻辱和痛。贫穷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牵挂，几十年来，我看到国家和湖南省委将湘西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一直在带领湘西人民进行贫困歼灭战。

自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起，我就知道湘西所有的县都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进行扶贫，知道湖南省各省直单位和有关经济发达地区在对口扶贫湘西各县。比如在湘西大建希望小学、无房百姓安居工程、村村通等。只是湘西的贫困是深度贫困，湘西贫困的根须太大了，要挖断这个穷根，需要较长的时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令人欣慰的是，湘西的贫困越来越少，湘西每年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湘西所有乡村公路的打通，湘西各县高速的相连，贫困这头巨兽，已经节节败退，逃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了。更为巨大的变化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湘西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高铁、机场都在夜以继日的加紧建设，与外界连通即将更为快捷。举个例子，以前我从北京回一次湘西，要坐26个小时的火车，现在坐高铁7个多小时到怀化，再坐一个小时高速就到家了，你说，我还不为精准扶贫激动吗？

还有一个极为朴素的原因，就是我家从小蒙受的是党的扶贫政策的恩典。我娘一个人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生活时，政府年年给我们家救济款和救济粮；我们家的木房子也是政府补贴了一万元修起来的。所以，我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有着天然而质朴的深情。

记者：报告文学承续中国文学的史传文学传统，进入新时期以来，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越发要求与行进的时代相互动，你的这本书似乎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互动与呈现。你如何理解报告文学作家在新时代的责任与使命？

彭学明：报告文学最本质的灵魂就是真实和在现场。这个现场，当然是时代的现场，是时代中一个个人的现场，一件件事的现场。所以，报告文学必须是时代的刻录仪。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时代的眼睛和良心，应该旗帜鲜明地投入到时代中，参与时代、创造时代、记录时代与引领时代，决不能做时代的睁眼瞎和昧心者。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为这个时代献唱却不是献媚，为这个时代鼓呼却不是鼓吹。要献唱，是一种责任，不献媚是一种良心。要鼓呼是一种使命，不鼓吹是一种灵魂。《人间正是艳阳天》应该是我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的真情拥抱和深情歌唱，也是为一个伟大时代的文学证词和文学存档。

记者：《人间正是艳阳天》里的每一个人物具有不同的个性，通过这样的书写，你对基层农村工作一定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在用文学的方式表达时，你是否尝试发掘出新的当代乡土人物形象？

彭学明：我想说，不是我的作品写得怎么怎么好，而是这些人本身做得好，我只是原汁原味地再现了他们。通过这次的创作，我对基层农村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我是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儿子，我对农村并不陌生。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广阔却最微小的细胞，最丰富却最复杂的肌理，也是最饱满却最生动的面容。人世、人间，人情、人心，人性、人道，都在农村有最为集中和典型的体现。农民最容易读懂又最难读懂，有时候，有句温暖的话，他们就可以舍弃一切，让我们的工作顺水顺舟；有时候，你磨破嘴皮，他们也毫厘必争，让我们的工作寸步难行。他们看重的真的不是钱和利，而是你对他的尊重，你对他的真心。所以，农村工作，实际上是群众工作，是群众路线，是走心的路线，农村工作做得好不好，就是看我们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群众路线走得怎么样，是看我们在工作中对群众是不是真心，所以，我在作品中写了工作中出现的干群矛盾，写了基层干部们怎样化解这些干群矛盾。写了老百姓的真实和真诚，写了基层干部的真情和真心。写了老百姓的淳朴和纯善，写了基层干部的艰辛和坚忍。既写老百姓大江大河一样博大开阔的本色情怀，也写老百姓针尖对麦芒一样本真的目光。既写基层干部呕心沥血而赢得民心的光彩，也写基层干部穷尽所能也无能为力的无奈。让新时代的农民和新时代的干部形象，都刻在读者的青山石壁。

记者：真实是报告文学的核心要素，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你之前的一部长篇纪实散文作品《娘》中，以极为诚恳的方式诠释了一代母子关系。母与子血浓于水，你在这本书中写到了自己和母亲 的“战争”，甚至直接写出自己种种对母亲过分之处，毫无保留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忏悔和反思。

彭学明：真实是报告文学的核心，真情是散文的核心，真诚是一个作者创作时的核心。我写《娘》时，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实、真情和真诚。我本以为我是一个对母亲很孝敬的孩子，以为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孝敬只是让母亲吃好穿好，让母亲不吃苦受累就够了，母亲去世后，通过回忆与母亲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才知道自己总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孝和自以为是的敬去孝敬母亲，才知道自己总是不知不觉地以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感下意识地瞧不起母亲，总以为母亲这也不懂那也不懂、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从而母亲问什么就认为她没有必要知道、知道了也没用，母亲关心什么就觉得她啰嗦和多管闲事，厌烦情绪油然而生。甚至是站在自以为是的自私立场，规范她的行为，违背她的意愿，绑架她的意志，做出了种种自以为正确却伤害了母亲的行为。

所以，我在《娘》里真诚反思，诚实忏悔。没想到，居然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很多人的反思和共鸣，他们从我母亲平凡博大的母爱中，想起了自己母亲平凡博大的母爱；从我的种种对不起的行为中，想起了自己种种对不起母亲的行为，从而迅速地纠正自己的行为、完善自己的行为，避免子欲养亲不待的错误。的确，就像我在《娘》里写到的，弄丢娘的不是我彭学明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多代人，没有读懂娘和母爱的人也不是彭学明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多代人。同样的，没有读懂孩子的也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群母亲一代母亲，甚至是几代母亲多代母亲。这是个社会话题。

通过《娘》的写作，我想说，无论母子也好，父子也好，我们亲情伦理的关系，应该是相亲相爱相融的关系，而不是相爱相杀相残的关系。孩子对父母既要孝敬，更要孝顺，以孝为大，顺为先，先顺后孝，边顺边孝，有顺才是孝，无顺不是孝或者不是最好的孝。我们不但要尽义务赡养父母，还要学会从心底感恩父母，敬畏父母，特别是敬畏父母。有敬才有畏，有畏才有顺。当然，我们不是要一味地不讲原则地盲从父母，但试想下，有几个父母会要儿女做无原则的事？没有。所以，我们顺父母，只是顺父母的心，宽父母的心，懂父母的心。我们太多的儿女只知道孝，不知道顺，殊不知，让父母心灵和精神快乐才是父母最大最好的快乐。而父母对儿女呢？也一样不能只站在父母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不能理所当然地有我生养了你你就得听我的皇权心态，不能有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的老人资本，更不能无休止无原则地满足孩子溺爱孩子。孩子的人生路上，父母只能扶不能拉，只能放不能压，只能引不能拽，只能爱不能宠。这是我所理解的亲子关系。应该说是我血淋淋的教训得出的一种思考。

记者：有读者说，你笔下的娘，也许正是当代中国千千万万母亲形象的化身。你写了很多关注湘西女性和母亲的作品，她们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彭学明：读者们之所以认为我笔下的娘是天下母亲的化身，是因为天下的母亲都一样无私无畏的护儿女、爱儿女，是因为我娘是一个装得了天下、容得了苍生、经得住一切、扛得起所有的娘，我娘集了天下母亲勤劳、质朴、善良、贤淑、宽容、仁厚、坚韧、顽强、无私、无畏、温暖、光明等所有美德于一身。我其实关注湘西女性和写母亲的作品说多也多，说不多，也不多。因为湘西女性和母亲是我永远写不完的书，永远寄托不完的情。可以说，湘西女性和母亲，成就了我的创作，成就了我的人生。

记者：作家是靠内心生活的人，内心充盈，文字才不会苍白无力。你觉得，在改革开放这40年变迁中，“孝”文化的内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孝”文化对当代社会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彭学明：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孝”文化也随着生活和精神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觉得“孝”的内涵永远不会变，只是孝的行为和方式在变化。比如，家庭割裂现象的加剧，“孝”的行为和方式也会发生割裂。父母的离异，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对孩子爱的倾注，孩子的心灵无疑会受到极大伤害，当孩子长大成人可以尽孝时，该怎样尽孝？对父母怨恨的孩子，孝心肯定会大打折扣；对父母理解的孩子，如何去分配给离异父母的孝？如何去尽心尽力的孝？都是问题。再如，现在都是独生子，一个孩子要去孝敬四个老人，这个本是孩子天职的孝会不会成为孩子沉重的负担？有些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包括没有父母，当自私理所当然的伴着孩子长大成人时，这些孩子何以承担对父母孝的道义？还有，当网络上有意无意渲染拼爹拼妈时，当我们的孩子觉得向父母无休无止的索取是理所当然时，我们中华民族的孝道会受到怎样的冲击？我们又怎样坚固这个孝道或者重塑这个孝道？

《娘》不知不觉地诉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诉求，言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声。那就是真情、爱、孝、亲。我们在追求物欲、权欲时，我们把最宝贵的真情、爱、孝和亲弄丢了，把集合在娘身上的中华民族的一些优秀品质弄丢了！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真情、爱、孝和亲了！《娘》试图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而《娘》最核心体现的又是孝。孝文化，永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因为孝文化召唤我们回到人最初最真最纯的情感中来，回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美好世界中来。我想，这就是《娘》和孝文化的时代意义，甚至是世界意义。

记者：你重走母亲生活过的湘西，你说：“我母亲的出生地在湘西花恒县下寨河，我和舅舅沿河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为什么想到重走？

彭学明：去寻找母亲的出生地，一是为母亲还愿，二是为自己救赎，所以，这是一条为母亲还愿的路，为自己救赎的路。母亲在世时，一直想回到她的老家去看看，但是母亲年事已高，不能独自回到老家，希望我带她去，我却以工作忙为由没有带她去。等她去世后，我才站在母亲的角度去想，母亲为什么要回到几十年没回去的老家看看，亲情牵挂的使然，故土难离的根性情感，每一个人都有一辈子会魂牵梦绕的人和魂牵梦绕的地方，时间越久，梦就越长，魂就越紧。但是，我没有理解娘的心，所以拂了娘的意。我要替娘去还愿。这个替娘还愿的过程，实际上是我寻根的过程，救赎的过程。我是通过还愿，来弄清自己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来弥补自己对娘的亏欠，救赎自己的灵魂。通过这次还愿、寻根和救赎之旅，我深刻意识到，人不能没有根，有根的人，才是有灵魂安放处的人。

记者：提到湘西，不得不说的一位作家是沈从文，无论沈从文还是你，笔下的湘西都萦绕着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但两者又似乎不太一样。你如何避免地域写作的同质性而去挖掘湘西的另一面的？

彭学明：我的湘西无论是自然山水，还是民风民情、人情人性，都是一尘不染、看了就会爱上的美。我宁愿沈从文是高山仰止的峰巅，而我是高山旁边一棵独立寒秋的小草。是的，我跟沈从文同属于湘西，都是湘西的孩子，湘西的歌者，但是，我们是不同的种子，沈从文可能是湘西的一棵树种，而我可能是湘西的一棵稻种，我们有各自的形态和颜色。无论是哪一个作家，当你与一个大家同属一方土地时，由于创作来路的根性同脉，免不了书写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事物，都面临着同质复制或同根超越的问题。面对沈从文和湘西的文学前辈，我是绝不同质复制，也不幻想超越，但我可以绕开。绕开，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本领，不是说绕开就绕开了。绕开了，你就是你自己，茫茫人海中，你就是引人瞩目的独一个；绕不开，你还是别人，茫茫人海中，你永远是被堙没的那一个。

好在我开始写作时，我就没有读过沈从文的作品，没有一开始被沈从文的美引进迷宫出不来，我是开始成名后才较为系统地读沈从文，读了之后，的确被深深迷倒了，更让我觉得不能走沈从文的老路，必须是另一个我。所以，在写作风格上，我延续了我一贯的生动、激情、浪漫的色调，沈从文是冰山下的潜流，我是冰山上的火焰。在写作题材上，共通的文化历史方面，我写沈从文没有写过的或者轻描淡写的，比如民风民俗、山川风物。不同的人性人情、生活日常方面，沈从文写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性人情、生活日常，我写当下我眼里的人性人情、生活日常。这样，我就自然而然地绕开了，我就是我，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了。我的独异性可能得益于这种有意识的自我。

记者：你多次提到真情表达，您怎么看待散文的“抒情性”？作家的文心与散文风格的关系？

彭学明：散文的灵魂是情。所以，散文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写散文就免不了抒情。但是，散文的抒情，是要你抒真情，而不是抒虚情，更不是要你去煽情，去矫情，去滥情。情应该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而不是从表情上装出来的。喜也好，怒也好，哀也好，乐也好，只要是你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就会动人。爱也罢，恨也罢，正也罢，邪也罢，只要你是心灵的感悟，就会有光。你有什么样的心，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同样的，你有什么样的创作情态，你就有什么样的作品风格。你是柔软的，你的作品就会充满着暖意和诗意；你是暴力的，你的作品就会充满了阴冷和戾气。这就是文心和文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