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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银:黄土高原崛起的“文学高峰”

来源:《映像》2019年第1/2期 | 口述_李炳银 整理_王芳  2019年03月08日09:33

深厚的三晋历史文化赋予了深厚积淀的文化滋养;表里山河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内敛沉静的性格。以赵瑜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以“接地气,根扎得深”的鲜明纪实写作特性和丰硕成果,将山西报告文学带向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使山西的报告文学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一座仰之弥高的“高峰”。

李炳银

李炳银,男,1950年6月25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铁炉乡厨李村。曾用名,李三江。青少年时在家乡求学。参加艰辛农业劳动。1969年2月入空军服役,1970年5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5月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1975年7月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从事出版管理行政工作,1979年1月入文艺报从事记者评论编辑工作,1983年1月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直至退休。著有《中国报告文学流变论》《小说艺术论》《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国学宗师一胡适》等多种,编著近百种。1984年11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委会副主任,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文学评论家。多年担任《中国报告文学》主编。在此前多年的文学研究活动中,多次出任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各种全国地方、军队文学奖评委。

李炳银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以来,一直从事中国报告文学评论研究工作。几十年来,他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缔造者,见证者,研究者,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研究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荦贡献,被公认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伯乐”,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曾说:“当代报告文学,在合力创新中取得重大突破,其理论创新的领衔主角,就是李炳银先生。犹如交响乐团,要由第一小提琴手发出最强音。几十年来,炳银先生没有一天停止过精彩演奏,构成一个罕见的文学现象。”

新年伊始,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李炳银先生。记得先生曾自称自己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账房先生”,先生谈起报告文学来果然像账房先生一样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赵瑜和李炳银在一起

记者:多年来,以赵瑜为代表的山西报告文学作家群佳作迭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伯乐,您对山西报告文学作家群在新时代全国报告文学界的地位、建树和贡献有什么看法?

李炳银:首先,我要说我对《映像》已关注多年了,《映像》是一本内容丰富、品质优良、印刷装帧都很精美的文化杂志。这样的杂志能关注到报告文学以及报告文学领域的人和事,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我要感谢《映像》。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70周年,在这七十年的岁月中,有很多变与不变的对象,报告文学这个文体,就是一个在不断地生长和改变的对象。报告文学以它真实个性的特性坚持、以及与社会生活实际融合,又以有力的主观表达方式参与历史进程中,虽经坎坷艰辛,但矢志不移。特别是自1978年中国社会开始伟大的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出现了很大的迈进和重大改变,陆续催生了一大批有独特风格和使命担当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家,产生了许多足可以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同宗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对中国的真实社会内容的个性观察、思考和记录中,表现出属于作家个人,也属于报告文学的可贵价值,也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社会进程。我感觉,山西的报告文学创作及报告文学作家群体的表现,是具有分明的坚持性格和追求目标的。在几十年历史的回顾展望下,这个个性的表现特点明显而强烈。对山西报告文学作家群的认识和成果评价,显然是很不充分和到位的。这应该成为中国报告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提上研究日程上来!

中国是个注重纪实传统的国度。这是因为,千百年来的作家们,非常看重文章的社会性,曹丕就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顾炎武就主张文章要有“经世致用”的追求;历来很多人注重“文以载道”的功能、愿望和要求。这个功能和追求是什么?就是要符合自然社会大道,有大是大非的归属和排除。

自古以来,文章是天下公器,纪实文学更是,要有正确的立场态度来对待。现在有些作家经常说他“玩文学”,文学怎么能“玩”呢?天下公器怎么能玩呢?有作家说,自己就是个文学“工匠”,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手艺”人,但不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来!纪实文学不脱离社会实际,言之有物,臧否有据,有利今古,是经过长时间证明的好传统。心怀天下,关照民生,这是文学的根基所在,这个传统不能丢。

具体到山西,纪实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神话传说开始,到先秦、魏晋两汉,再到唐宋元明清,山西人就以自己的丰厚才华留在史上,数数他们的名字,都能看到灿烂光辉。王维、王勃、白居易、柳宗元、温庭筠、司马光、元好问、傅山、于成龙、陈廷敬、祁隽藻,他们都是文化名家,又都是抒真情,不务虚言的人们。更有名臣徐继畬写出《瀛环志略》,成为晚清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到了近现代,出现了赵树理,他的小说,虽有虚构成分,可核心还是纪实。马烽、西戎写出《吕梁英雄传》,孙谦写出《大寨英雄谱》,张平的《天网》《法撼汾西》,再后来,出现了赵瑜、寓真、周宗奇、陈为人、焦祖尧、鲁顺民、黄风、哲夫、毕星星、苏华、蒋殊等一大批有思想,有追求的纪实作家,这个群体,应当充分关注。他们不仅仅在于数量多,还在于作品的个性品质。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代表作,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山西历史文化丰厚,但所处内陆,区位偏僻,山西作家就似乎呈现了自由“荒长”的特性。他们自信内敛(或许还存在某些清高),不善于推广自己。他们深居山西,不屑于造势活动,不随波逐流,不赶潮流,但接地气,根扎得深,有定力,有个性、有主见。他们的不少作品,探点到位,笔笔有力,点穴准确,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不是飘在生活表层的气泡,稳定性比较强,不像许多文坛飘动的云彩,突然绚烂,突然消失。在我看来,山西这些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从选择题材到主题开掘呈现,是有一种深沉的内容品性和内在冲击力量的,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山西这一批作家的个性特别之处。

记者:赵瑜无疑是山西乃至全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您与赵瑜已经有几十年的交往,在您眼里,赵瑜对中国报告文学和山西文学有什么标志性意义?赵瑜的报告文学经历和成就与山西厚重文化的滋养有着怎样的联系?

李炳银:说到赵瑜,我认为,他是山西的骄傲,但绝不仅仅属于山西,他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是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一面旗帜。赵瑜实现了山西作家在全国范围内的新高度。我多年前写过一篇有关赵瑜的作品评论文章,题目就叫:《站在隆起大山上的赵瑜》。赵瑜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要害》,说的是太行山上的交通拥堵问题和现象。实际上,他的思考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伸向了不被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交通问题,而是自然会让人联系到中国社会生活中许多地方和环节上的不通畅、矛盾交错带来的堵塞和给人们造成的苦难,很有象征意义。是赵瑜的《中国要害》和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首开后来形成大潮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的先河。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有开新局的建功作用的。

之后,赵瑜一发不可收,《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体育三部曲,在中国引起轰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三部曲有思想,有力度,不仅仅是对体育的思考,更是对社会运行体制的独特观照,是对社会文明进程中存在的各种怪异现象和矛盾冲突、纠结问题作客观真实解析的表现。在全天下关注、反响强烈的同时,也引起一些人和部门的不满。但这正是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的作用力量强烈存在的表现。

李炳银在访谈中拿出了收藏的赵瑜著作

赵瑜以及麦天枢,他们的成功对报告文学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唤醒了报告文学更加自觉的使命担当和理性探寻精神。他们在现实生活的真实面对过程中,在现象所包含的深层矛盾对象上,在人物事件中的复杂表现、曲折命运里,超越了虚构生活本身的戏剧性、深刻性、尖锐性,也超越了作家的主观创造性的广大空域行动能力,掀开了别一种社会生活的情景,开辟和搭建了现实文学的广阔天地和舞台。使中国的文学展现出夺目的光彩,使报告文学的旗帜高扬!

随后,赵瑜还创作发表了《太行山断裂》《革命百里洲》《王家岭的诉说》《野人山淘金记》等等,据我所知,他手里还有没出版的《牺牲者》等题材内容厚重的作品。他的作品题材特异,每次写作都有新的见识、新的文学表现表达,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才能,是一种浑厚丰盈和个性的文化品格。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更为独特,语言看起来朴素,却很美妙,他找到了一种看似笨拙但却奇特的结构叙述手段,双线纠缠推进和对事件人物深入个性的追踪描述的方法,不就事论事,他举一反三,从中发现了更大社会人生空间的问题内容。这部作品堪称报告文学写作的高标之作,对报告文学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成功参照。

山西是文化大省,这与这块土地的丰厚文化物质遗存很有关系。表里山河的地理构造,造成了山西人的内敛和沉静的性格,也造成了一定的文化渊源。山西在一段时间内是以虚构文学为主流的,赵树理开了小说言世事的先河,西李马胡孙写小说(所谓“山药蛋派”),这使山西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占有很高的地位。后来虽然还有郑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李锐、王祥夫等小说家继续,但自赵瑜开始,山西的文学创作就有了新的生长和崛起。赵瑜旗帜分明的纪实写作特性和丰硕成果,把山西报告文学带向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在他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纪实兴趣浓厚的作家。从而在山西文学领域形成双峰并峙,纪实文学更加勃发喷涌的局面,在全国处于前列。因此,可以说,赵瑜和他的报告文学的出现,是对山西文学的巨大丰富。可以认为,在太行吕梁这两块高原上耸立起一座更高的山峰。

记者:您对山西报告文学作家群中的其他作家有什么印象?他们的作品有什么特点、价值?

李炳银:前面说到麦天枢,麦天枢是和赵瑜一起成长起来的作家。麦天枢虽是宁夏人,但写作是从山西开始起步的。他当年写过的《爱河横流》《西部在移民》,都有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支撑,带有个性的社会思考,写得有力度,尤其是《土地与土皇帝》,写到了人们在感情生活中的麻木和无奈,写到农村基层在解除贫困过程中的困惑,后者写到某些基层干部的锐变,在山西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读者中反映强烈。

陈为人开始纪实写作较晚,但他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出,立即声名大振。作者作为一个见证者,他通过深入采访,写到一个现实的文化历史人物在社会变迁中的跌宕起伏,很好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及其各种遭际,容易将读者带入往日情境,引发沉思。这不仅仅是唐达成本身,也是50年中国文学乃至社会历史的身影。唐达成渴望适应,也努力适应环境,到最后还是不适应,唐达成曲曲弯弯的人生道路,也就把历史的得失和曲折都带出来了,给人启示,给人思考。

周宗奇的三部《清代文字狱》纪实,是非常重要的纪实作品,对当年文字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很多血泪故事,写出了权力和文人、权力和人的尊严,自由、文化本身的矛盾和冲突,血淋淋的冤案和苦难,令人震惊,直面中国沉重的专制历史,发出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无情拷问,也在走向历史的过程中流露着作家现实的诉求,虽然是历史,可不无现代性的声息流露。周宗奇对命运坎坷的关露女士的人生描述,也非常有震撼和沉思力量。

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带有解密性质。聂绀弩不是普通一般人物,是个有个性,也追求进步,并有作为的人物。可怎么就成了囚犯?这真是苦涩的,让人有点莫名其妙的感叹!聂绀弩同时代某些人物的丑陋表现等社会人生悲剧表现,引人深思。这部作品写出了社会生活对人的扭曲和影响,揭示了社会、政治、环境带来的怪异和荒诞。一经推出,人们争相传阅,从而在全国引起波澜。

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及其系列报告,在十分深邃的历史追溯和激情抒发中,表达了个性的感受理解,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含量和书写个性。

哲夫这些年一直从事环保生态写作,《黄河长江生态报告》《水土中国》等,他写黄河写长江写土地,视角宽阔,他关注生态环境,关注工业污染,是前沿性的关注和思考。这些作品,在新的观念支持下历史和现实地面对我们脚下的土地,所生发的不少喜悦和忧思令人感动不安!

鲁顺民的《送84位烈士回家》中,对王艾甫为解放战争太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寻访亲人,送烈士魂归故里的大义之举,令人震撼、感动。一个普通人身上呈现出来的纯洁、高尚、无私、坚韧,情怀内容非常丰富。这不仅仅属于历史,也不仅仅是个简单寻亲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对生命的珍惜,对人性情怀的慰藉赞扬。

黄风的《黄河岸边的歌王》,生长在黄河岸边的河曲民歌,包含着很多人物的命运,这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他们的命运和经历,他们的喜怒哀乐给人触动和启发,带来人生的感慨。《滇缅之列》从另一角度写出了国防卫士在面对毒品犯罪挑战时的勇敢,人和犬在缉毒时,执行同一个任务过程中,相互建立了深厚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情景非常动人。面对死亡,人和犬都表现出无私,他们毫不犹豫,义无反顾。黄风在这些特殊人物的身上感受到了深重的社会人生内容,感慨良多。

毕星星的《〈三上桃峰〉事件的台前幕后》,讲述因一部剧作改变了一群人的生命走向,人生艰辛,曲折起伏,揭示了生活环境的荒诞性。在一个历史的舞台上,真实地演绎了一段社会生活的原本面貌。

张锐锋的《鼎立南极》,揭示了中国在南极考察中的作为和许多内幕情形,在科学的对象中书写了科学家的精神和情怀。

苏华写科学家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的家族前人何澄的人生,在历史演进变革中,将一个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为予以表现,有家族史的意味,有国家史的成分。

郭万新的《吉庄的三户人家》《耕读世家》,则从小的切口进入,展现人在社会中的复杂命运存在情形和积极靠近文化寻求作为的生动故事,对象看似单一,但内容饱满。

蒋殊的《重回1937》,是在“重回”过去的人生事迹故事中,对伟大的民族爱国精神行动的追踪回顾。作家在近乎抢救打捞的现场采访中,获取的真实内容,虽为往事,却应该是永远的新话题。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历史总会给人深刻的启示。作品流露出的家国情怀和对民族英雄的崇敬感令人感动。

江雪写过《静静的沁河》《金灯卫士》,写特殊抗战英雄,孤独守护国家文物的人物,也有不错选择和表现。等等。

另外,由赵瑜带队,鲁顺民、黄风、李骏虎、玄武五位作家创作的《王家岭的诉说》,表现了报告文学作家敏锐并勇于抵达突发事件现场的自觉和走近真相的意识,也是以多种视角看取同一事件的方式,对于在短时间内完成重大题材对象的报告,这样的团队协作方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赵诚完成《黄万里传》,鲁顺民完成《潘家铮传》,填补了山西写作科学家的空白。

还有“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工程”,山西作家完成了白居易、范仲淹、沈括、墨子、关汉卿、王维、王勃、温庭筠、罗贯中、徐霞客、孔尚任等11部作品,全国领先。

赵瑜的《革命百里洲》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是山西报告文学迄今为止唯一的获奖作品。

山西这些报告文学(也许还不能够简单地用报告文学统摄)作家,身处山西,有些时候写的是山西的事情,写的是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作品,但他们关注生活、关注底层人物,思考严肃社会对象的特点明显。山西的这些作家,文化素养都比较好,他们的思维空间很大,他们的视野、胸怀、眼界、见识都不一般,他们其实写的都是天下事,人间事,国家事。他们的传统来自中国历史文化,都有一种经世致用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他们很少考虑自己,不计较自己的那些小小的得失和情绪。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推动社会向善、向好、向温暖、向文明发展,这是很珍贵的,也是社会迫切需要的。

当然,山西的这些作家们也经历了艰难,他们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曾存在很多的无奈艰难,有很多时候无法畅快从容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遗憾并让人忧虑的。

记者:目前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如何?您对山西报告文学创作有什么展望与寄语?

李炳银:目前全国报告文学总体态势持续向好。

山西作家都有自我意识,敢于坚守,勇于也长于思考,这恰恰是面对实践生活时所需要的,顺风漂是不行的。但山西作家也有局限,对更大的外界前沿的东西有所疏离,融合得不很好。对于社会生活大势的接触汇合似乎欠缺!

现在的虚构文学表现出了苍白、肤浅、矫造、轻浮、自恋的现象,缺乏价值,看不到前趋的方向,这完全是因为作家脱离真实,天地变得越来越小,不接触社会、生活和读者,把自己变成井底之蛙的状态关系密切。现实的社会生活,波澜壮阔,风浪奔涌,你无法相背而行。传统的、新生的,时代瞬息万变,讯息传播多样,纷乱零碎,非常需要解析整合以满足人们更趋向真实,了解真相的愿望的书写。

这种现象更凸显报告文学的必要性和广阔性,我希望山西的作家们对生活中的新生对象和变化情形以及一切新颖的东西,都要发生关注并有正确表达的自觉,对关注整合外界的前沿新生的现象表现出兴趣,更加用好报告文学这种很有时代个性的文学武器。

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能承载真实、阔大、深刻的现实和历史内容的文体,是所谓的大象无形。它没有多少限制,充满独到思考的观察内容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什么丰富内容,只要作家有才能,报告文学都可以而且能够巧妙地放进来,可以述事,可以记人,可以描写,可以抒情等等。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古拉格群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它的形式表达手段就没有一点儿限制,什么都有,就是由方方面面的信息构成的,像山一样,其中有人物、有生活、有巨石、小河、树木、枯枝、冰雪、岩洞等等。山不厌抷土而成为山,海不拒细流而成为海。报告文学就是这样的文体。报告文学是足可以成山成海的一种文体,等待着有抱负和作为的作家!

这也对作家提出更高要求,作家一定要有一定的经历,有相应成熟的社会立场态度,有必要的接近文明的理性解释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对社会文明的追踪和把握、向往态度。要让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只展现困惑和悲苦。报告文学不是对现实的照搬,而是要在面对人物事件的过程中,有主观把握和整体设计,把不虚构的人物表达得更有味道,引人入胜。比如说《寻找巴金的黛莉》就是一个优秀例证。

总之,山西作家们都有一颗热诚的心,对社会有责任感,有期待和向往。他们手里拿的也许是斧子,他们的目标却是建设性的愿望。祝愿他们富有正义感的写作,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