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准眨眼》这篇小说，写在十多年前。当时我刚到《当代》编辑部上班，编辑嘛，工作就是看来稿，看了人家写，自己也想写点儿。遂写了几个中短篇，这篇可能是最长的。编辑嘛，还有个近水楼台的优势，就是朋友也有很多编辑，当时正好吴玄要到杭州办《西湖》，问我认不认识什么年轻作者，我说哥们儿也算年轻作者吧。吴玄看完以后说，成啊。

那时候觉得占了朋友的便宜，满心鸡贼的窃喜。此后的一些年里，陆续又写了一些东西，随着经验的积累，也形成了一点儿所谓的“创作观念”。在比较鲜明的自我意识之下写出来的，自然是后来的《地球之眼》和《心灵外史》之类的作品，至于《不准眨眼》这样的小说，在我的印象里就像是一种“自发写作”的结果：让语言在不受控制的状态下冒出来就好。冒出来就舒畅了，如果恰好说出的话还不是大多数人都在说的，那就更舒畅。基于这种认识，我对这种小说其实没什么自信。编辑嘛，总会用工作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作品，而以《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看来，《不准眨眼》并不吻合。然而吴玄后来有一次专门跟我说，我的东西里，他印象更深的反而是《不准眨眼》，理由是这篇小说的气息更加自由，语言的特质也发挥得更加充分。在他看来，《不准眨眼》也许更接近于“纯粹的小说”。这个看法我没法儿反驳，因为他切中了我的那些“创作观念”的本质：文字里的“怎么说”与“说了什么”“为什么说”，哪个更有意义？为了其中一点，作家有没有必要节制其它，哪怕放弃掉某些被称为才华的东西？我们这对狐朋狗友看到了同一个问题，却倾向于相反的答案。就像海水蒸腾陆地扩大，鱼儿有的游向了更深的大海，有的却长出了四肢，一蹦一蹦上了岸——从生物学上来说都没错儿，而当它们彻底变成了两个物种，也许最羡慕的恰恰是对方，因为那才代表着自己所没有实现的可能。吴玄所指出的，也许恰恰是我目前在写作上的缺憾。

感谢《长江文艺》能拾起这篇小说，而综上所述，如何将“小说的意义”和“小说的本身”结合得更好，是我在以后的写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