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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称帝，以应天府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从此，南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一统天下，成为大中国的首都。在这篇非虚构作品中，作家叶兆言以明朝的建立到覆灭为线，把明朝对于南京的历史、经济、人文等方面的重要影响用新的角度进行梳理，深入浅出地带领读者理解历史，读通历史。

南京的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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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28年，朱元璋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家。在元朝年间，这一年真是足够混乱，既是泰定五年，又是致和元年，又是天历元年，又是天顺元年。一年里竟然会出现四个年号，东汉末年有过一次，除此之外，大约也只有元朝的统治者，才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朱元璋原名重八，后改名叫兴宗，又名元璋，字国瑞。三岁随家人离开泗州，流离颠沛，辗转穷乡僻壤。十六岁家庭遭遇不幸，短短十六天，“连遭三丧”，父母和兄长先后病亡。

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出家当了八年和尚。到1352年，赖以栖身的皇觉寺毁于兵火，又一次走投无路。好在伽蓝菩萨的一卦“从雄而后昌”的吉兆，给了他很大启发，朱元璋跑到濠州，投奔郭子兴的农民革命军。从军不到一年，获得红巾军将领郭子兴器重，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由普通兵卒，升为九夫，升为百夫，又转为亲兵，然后就是“镇抚”，到渡江攻占皖南的太平时，朱元璋已经出任大元帅。

刚进入南京，作为元末群雄之一的朱元璋，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未来会那么美好。他会成为吴王，会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要说朱的最大幸运，还是过去这些年，手下攒积了一批人才。譬如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拥有人才重要，能够识别人才，敢于使用人才，更重要。又譬如会打仗的康茂才，他与朱为敌，打仗总是要输，跟了朱元璋，打仗便一直是赢。

当时南京人的想法，大概也和朱元璋一样，并没有想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城头变幻大王旗，老百姓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姓朱的人以后会当皇帝，因为有了这个人，南京会成为大中国的首都。历史上，南京已不止一次成为京城，有过六朝繁华，有过南唐风光，然而都只是割据的半壁江山，或者说连半壁江山都谈不上。南京作为京城的历史，说过来说过去，吹得再好听，也就是割据，格局都不够大。

情况总是在变化，最初只是想以南京为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基本思路还是割据一方。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目的仍然以守为攻，天下已大乱，真能守住南京这个根据地就相当不错。随着形势不断变化，形势对朱元璋越来越有利，对未来的诉求，显然也与刚开始不一样。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不能满足仅仅做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做个乱世枭雄。既然短短三年时间，他能从一名普通士卒，晋升为大元帅，为什么不能再创造更大的奇迹。

朱元璋确实创造了奇迹，借助南京这个平台，借助金陵王气，西边平汉，东边灭吴，称霸江南，然后雄赳赳气昂昂挥师北伐，从一个真正的吴王，进而成为大明王朝的明太祖。王者之师不可阻挡，1368年正月，四十岁的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同年八月，徐达率领大军攻进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结束了

元朝的统治。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南京人真有点目瞪口呆。

南京人开始享受首都人民的荣耀，此时之南京，既“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业”，已经是天下归为一统的大中国首都。在首次享受大首都荣耀的同时，南京人民开始感受到种种不痛快，开始感受到大有大的不妥，皇城有皇城的麻烦。明朝初年的南京城，说白了就是个不断在建设的大工地，有着没完没了的劳役。那时候还不像今天这样讲究环保，也没有雾霾，然而没有节制地大修城墙，大家开始受不了，叫苦不迭。在古代中国，老百姓首先害怕战乱，其次便是永无止境的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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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修城墙，不仅让南京人民受累，全国老百姓都跟着遭罪，“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明朝初年，基本上可以算作太平无事，朱元璋的军队打遍天下无敌手，许多部队闲着也闲着，干脆轮换着拉过来修城墙。明代一个重要特点，永远在修城墙，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今天所见城砖砌的城墙，仿古和假古董不算，无论南北，基本上都是明朝遗迹，譬如大家熟悉的北京八达岭长城。

南京的明城墙是人类建筑史上一个奇迹，它的规模之大，总长度之长，都让后来的南京人引以为豪。这座由四重城墙组成的旷世城垣，占地面积居然达到了230平方公里，若以外郭长度和郭垣内面积计算，南京明城墙绝对属于世界之最。不过这个世界之最，肯定会有惨重代价。

大修城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朱元璋刚进入南京，谋士朱升提出了“高筑墙”，那时候，想法很简单，目的也明确，就是积极做好防御准备，非常现实。高筑墙更多只是一句象征性口号，它所隐含的意义是要以退为进。因此，大明王朝建立以前，朱元璋即使已有了设想，已经下达过造城令，但并没有来得及大修南京城墙，在四面受敌形势下，也根本没那个条件。明朝建立前的南京城墙建设，基本上只是为了应急，都是急就章，都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军事需要。

类似高筑墙的建议，也不只是朱升一个人提出来，朱元璋重创陈友谅后，当时元朝曾派人过来拉拢，向朱封官许愿，有个叫叶兑的宁海人写信给朱元璋，劝他不要接受元朝官职，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者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南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

叶兑说的张九四，就是在苏州自立为吴王的张士诚，察罕是察罕帖木儿，当时最著名的元军将领，击溃过多支农民起义军，可以说是红巾军最大杀手。朱元璋自己就是红巾军出身，当年追随的郭子兴，是红巾军领导成员之一。叶兑给朱元璋写信时，北方红巾军遭受重大打击，已经失败了，没办法再恢复元气。元朝气数也差不多了，在与红巾军作战中，两败俱伤。叶的这封信很长，对形势分析很到位，很深刻，所谓“一纲三目之天下大计”，深得朱元璋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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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静观其变的朱元璋，并没有一味想到防守。1358年冬天，他由宁国府转道徽州，朱的手下邓愈在当地筑城，劳民伤财。朱元璋向老百姓询问，对修城墙有没有意见，老百姓回答说意见很大，朱为了笼络人心，立即下令停工。这种情形，建造南京城墙初期，也曾发生过。

在派徐达东征张士诚的同时，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下达了造城令：

丙午八月庚戌朔，拓建康城。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进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可以说朱元璋是抱着必胜的信心与张士诚决战，也可以认为是在赌一把，如果战败，所谓“造城令”便成为一纸空文。这个造城令更多地显示了朱元璋的决心，已经不是缓称王，而是要把称帝的野心诏告天下。这个造城令不局限于战争需要，它的规模严重超标。一般府县这级的城垣，至多在二十里到三十里之间，而中国古代都城，也很少超过四十里。如果真是旧宫稍微小了一点，只需要稍作扩大即可。

很显然，朱元璋意识到自己可以打败张士诚，江南的真正吴王非他莫属。如果说大明王朝成立之前的造城，仍然还是一种割据思维，仍然是一种吴王之争，等到朱元璋当上皇帝，情况完全不一样，他身上土豪气开始显露出来。朱元璋农民出身，太知道大规模造城会劳民伤财，看《明太祖实录》，可以看到许多他在这方面的担心，然而中国文化有个最大特点，就是会忽悠人，就是嘴上说一套，实际操作又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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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明城墙的浩大工程让人叹为观止，光是它的长度，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即使同一本书上，也往往会有不同记录。1935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主持下，一批著名历史学家编撰了《首都志》，前后也难免自相矛盾，互相拆台，譬如引用顾炎武的《肇域志》记录，“城周围五十七里五分，垛口一万三千六百一十六个，窝铺二百座”，《首都志》给出的数据则是：

【南京之地理环境】南京城周旧称九十六里，其实只有六十一里，但其长度已为世界第一。城之高度有在六十尺以上者，最低亦有二十尺，平均在四十尺以上。垣顶之阔，除一小段外，皆在二十五尺以外，最广处达四十尺，且已铺石为道。城以花岗石为基，巨砖为墙，又以石灰秫米锢其外。故任指一处击视之，皆作纯白色。是以崇垣屹立，历数百年巍然无恙。

九十六里这数字最大，《首都志》与《肇域志》结论接近，相差三里多，也就是不到2000米。美国汉学家牟复礼先生在《1350年至1400年的南京》一文中说，通过他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好像更喜欢引用那个错误数字，更喜欢九十六里之说。事实上比较科学的结论早有了，1945年，美国军事地图局拍摄空中侦察照片，通过修正的南京地图，已得出精确数字。该资料显示，南京明城墙长度是39500码，23.2英里，大约74里。根据同类地图计算，北京明城墙总长36500码，大约21英里，相当于67里，南京明城墙只比北京长了将近4000米。

南京的明城墙形状很怪异，曲折视地形而变化，不像北方城市那样方正。好事者穿凿附会，说它像个葫芦，像个壶，所谓“壶中有天地”。又有人提出南京城墙是“南斗星和北斗星的聚合”，究竟怎么样，说不清楚，反正尽量在“天命”和“皇权”上做文章。研究了南京历史不难发现，“金陵王气”从来就是别有用心。如果仅从实战出发，南京的虎踞龙盘完全不靠谱，它几乎很难完成一次像样的保卫战。 

说南京明城墙更多只是一个摆设，似乎有点夸张，但与真实情形也相差不多。它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种国力的象征。不只南京的城墙如此，大到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万里长城，小到一个普通的县城，甚至一个小山寨，也是一样道理，因此牟复礼的解释就是：

所有这些好像都反映了一个民族，或至少可以说一个王朝对军事防御的关注，然而，这或许不是问题的正确答案。从纯粹的军事意义上讲，明代中国的长城并不非常有效，明王朝更多地依靠深入到草原上蒙古人的背后、主动出击的办法，或者通过外交、贸易手段，来使蒙古人陷于分裂、满足于现状和不愿或不能进行战争。长城本身并没有多少战略上的意义；它的真正意义莫非在于它对敌人造成的心理影响。或许从广义上讲，南京和其他城市的城墙主要是发挥着重新确定中央政权存在的心理功能，而不是纯粹的使城市和它们的居民免遭可能的危险的实际功能。

很显然，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并不一定比没有城墙的城市更安全。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真遇到了战争，广大的乡村才更安全，才不会被防守方裹胁成人质，被进攻方当作泄愤屠城的目标。南京城墙是不是世界第一，并没有太大意思，一点都不重要，然而因为有了高大雄伟的城墙存在，作为一种象征，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在心理上，它始终保持着一种虚拟的不可战胜的神秘魅力。

明城墙所围起来的大南京，仿佛一幅简略中国历史地图，六朝和南唐旧城，形态上很像割据的江南，拥有的是半壁江山，而城区新增加的广大面积，新增加的皇宫和新城，大片的农田，起伏的山峦，代表着广袤北方领土。有了这些，朱元璋似乎还不满足，还有一个更庞大计划，要在京城之外建造一座更大的城垣，也就是南京的外郭，要再包一层饺子，再建造十六座城门。

十六座外城门分别为驯象门、安德门、风台门、双桥门、夹岗门、上坊门、高桥门、沧波门、麒麟门、仙鹤门、姚方门、观音门、佛宁门、上元门、金川门、江东门。外郭长度旧称一百八十里，实际长度约六十公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有城门的名称，实际城墙并没有最后完成，这个工程太浩大了，如果完成，也就不是什么中国地图，而是接近一幅世界地图。

永乐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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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年的春天，已当了两年皇帝的朱元璋，在南京下诏封藩，册封诸皇子。朱皇帝的意思很简单，前有古人，后就有来者，过去的皇上都是这么干，“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也安生民”，把天下分给自己的孩儿们，“非私其亲，乃尊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这时候，朱元璋虽然刚当皇帝不久，已经有了十个儿子，岁数都不大，除长子朱标为皇太子留在南京外，其他九子各有封地，朱樉驻西安为秦王，朱棡驻太原为晋王，朱棣驻北平为燕王，朱橚驻杭州为吴王，朱桢驻武昌为楚王，朱榑驻青州为齐王，朱梓驻长沙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驻兖州为鲁王。后来又封了好多王，一共是二十四位藩王。

十年以后的1380年，二十岁的燕王朱棣离开南京，前往封地北平就藩。史书上见不到他依依不舍的描写，作为皇四子，燕王能力虽然不凡，可是排名老四，前面还有三个哥哥，在当时也没显得特别出众。况且朱元璋年富力强，老当益壮，在南京足足当了三十一年的皇帝，到朱棣三十九岁时才驾崩，因此，南京人对燕王也没有太多了解。

藩王没有直接管理地方的权力，毕竟是皇帝的儿子，地位特殊，凡朝廷调兵，必须“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凡事总是有利有弊，与外姓的藩王相比，当然还是自己的儿子靠得住。然而无论封外姓，还是封自己子孙，都有个尾大不掉的问题。朱元璋经过反复衡量，还是选择了古法，肥水不流外人田，还是觉得把江山交给自己孩儿保险。朝廷由皇帝直接掌管和统领，地方事务由宗室子孙协理，内外相应，用这种老套并且落后的政治模式掌控和治理国家。

当皇帝难免嘴上一套，说得好听，干的又是另一套，朱元璋刚称帝时，告诫手下：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安养生息之。

大修南京城墙，显然就是最大的折腾。朱元璋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的脾气一般人真摸不透。监察御史张尚礼写了一首《宫怨》的诗，玩的也是命题作文，古人经常写这个题材：

庭院沉沉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

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然后呢，朱元璋他老人家就生气了，说是涉及宫禁，有点色情，结果张尚礼被下蚕室而死。“蚕室”在中国古代有特指，因为养蚕的地方不宜通风，被宫刑的男人容易感染，要躲在蚕室一样的封闭环境里等待伤口愈合，因此，宫刑又称为“下蚕室”。可怜张尚礼好好的一名大明王朝纪检干部，因为一首不着调的小诗要了卿卿性命，连写《史记》的机会都不给。

一个叫作来复的僧人，不好好地念经作功课，写了一首诗歌颂朱元璋，也是马屁没拍好，丢了性命：

淇园花雨晓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阙下彩云明雉尾，座中红芾动龙光。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

朱元璋也不管诗好坏，只是将那个“殊”字拆开来看，说这个“歹”“朱”，分明是在谩骂当今皇上。真是不怕帝王没文化，只怕皇上有学问，朱皇帝一生气，也不问真的假的，结果这个叫来复的僧人，竟然被凌迟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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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封藩制度后，鉴于历史上教训，朱元璋很担心日后会同室操戈，会骨肉相残，担心归担心，也不知道如何才能避免。有些事情避免不了，偏偏朱又要做出明君的样子，向天下虚心求言，听取群众意见。于是山西平遥训导叶伯臣这个书呆子，便一本正经地上万言书于朝廷，称天下可患者无非“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三事。所谓分封太侈，就是藩王权力过大，不利于“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他列举历史上的教训为证明，说“秦、晋、燕、齐、梁、楚、吴、蜀 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朱元璋对“分封太侈”一词大为恼怒，称叶伯臣“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叶被逮到京城，当时的丞相玩了一点小心计，趁朱皇帝高兴，等到他老人家心情好，才报告说人犯已经押到。朱总算没有亲手射杀之，只是将叶下刑部大狱，最后死于狱中。从此，封藩之大是大非，有没有什么后患，无人再敢议论，说了就是找死。

结果还真让这个叶伯臣不幸言中，等到燕王朱棣带兵打过来，南京的老百姓基本上还蒙在鼓里，一觉睡醒过来，大军兵临城下。朱棣跟玩似的，就把他那可怜的侄儿搞定，就把皇帝的位子抢到手上。朱元璋死了，传位给了孙子建文帝，一个有点文弱的小家伙，他根本不是叔叔的对手。

南京人都知道明成祖进入南京后，是怎么样杀了方孝孺，方是南京当时文章写得最好的人，在文坛上很有地位。朱棣跟他爹一样，为人处事常常粗犷，不按常理出牌，难得他还能看上了方孝孺的文采，指定要方为自己的登基写诏书。这本是何等荣耀的事，多有面子，方孝孺竟然拒绝了，据说还在纸上写了一个“篡”字。朱棣很生气，说这是我们老朱家的私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一怒之下，不止满门抄斩，还夷了十族，前后一共杀了八百多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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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成了明成祖，成了永乐大帝，成了南京人喜欢议论的对象。有关他的段子特别多，正史里还少一些，毕竟是筛选过的，野史中五花八门，什么玩意都有。譬如南京的中央政府雄心勃勃地要削藩，朱棣便在北平街头装疯卖傻。历史上，北京曾有两个时期称为北平，一个是民国年间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有一个就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北伐成功，将元大都改名为北平。为了不让建文帝起疑，朱棣在北平“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有时竟躺在大街上，建文帝这边便放松了警惕，没想到燕王那边已开始带兵南下。

与父亲一样，朱棣也是个特别喜欢蛮干的主，在南京当了皇帝后，他把有钱人都弄到南京来，后来又弄到北京去。把看不顺眼的统统赶出京城，一生气，就迁徙和发配一大批人。南京人经历了一次次大清洗，许多人被迁走了，迁到云南，迁到青海，几百年后，南京人到云南和青海去旅游，还能遇到自己失散多年的老乡，还能听到古老的乡音，也就是明朝时南京话的余韵。

与父亲一样，朱棣经常不按常理出牌，随心所欲，杀起人来不眨眼睛。他可以把活人扔进油锅里炸，不管你曾经当过多大的官，也可以把罪臣的妻女“转营奸宿”，发往教坊，美名为女乐，实为官妓。屠戮建文遗臣毫不手软，明成祖还有比夷十族更狠的一招，叫“瓜蔓抄”，凡是有点牵连的人，都抓起来问罪，《明史·景清传》上有记录：

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上百度搜索，立刻会跳出来一条，“永乐大帝朱棣活剐三千宫女”。

朱棣出生在南京，在南京长大，二十岁时才离开，去北平就藩燕王，靖难之役后，又回到南京当了十八年皇帝。南京人心目中，这位明成祖既凶神恶煞，又大大咧咧。跟父亲明太祖如出一辙，都是免不了敢想敢当的土豪气，而且更像一个出身南京的土豪。南京的城墙还没有最后完工，朱棣对它最后是不是能够完成，似乎并不太放在心上，他要做的是另一件大工程，就是要为朱元璋竖个前无古人的大碑，要把父亲的丰功伟绩，都刻在这块巨大的石碑上，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这块纪念朱元璋的“神功圣德”碑，最后并没有竖起来，它太大了，大得根本不可能完成，只能静静地躺在南京郊区。如果它真要能竖起来，总高度将达78米，总重量31100多吨。采石部分基本完成，虽然未完工，虽然还只是一块“阳山碑材”，它的“天下第一碑”虚名，已经当仁不让。

明洪武七年的春天，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在南京城西北的狮子山开始建一座阅江楼，并以《阅江楼记》为题，让手下的文臣每人缴一篇同题作文。朱元璋自己也写了一篇，是不是代笔说不清楚，其中最有名分数最高的，是大学士宋濂写的《阅江楼记》，被选入了《古文观止》。阅江楼建到一半，朱元璋突然决定停建，理由是太劳民伤财。

朱棣最后放弃了“神功圣德”碑，理由与父亲停建阅江楼应该差不多。反正帝王怎么做都是对，想怎么做都可以，都是天意，说放弃也就可以立刻放弃。放弃有时候也是一门艺术，朱氏父子都是十分果断的人，他们身上有土豪的一面，同时又特别会见机行事，不拘泥于小节。平心而论，明成祖虽然洗不了篡位之名，可是与文弱的侄儿相比，他要比建文帝有作为得多。

（节选自叶兆言非虚构作品《应天府》，《花城》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