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云雷近来的短篇小说，将目光聚焦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乡村，通过一位成长于乡村、而今定居于城市的中年人“我”的回忆，描绘了一个村庄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历史片段，以及小人物的命运变换与悲欢离合。谈及李云雷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文学评论家身份。他一直呼吁建立一种“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学，即贴近时代与社会、能够阐释中国道路复杂经验的文学，并希冀以此来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而他的创作与他的文学批评理想有着一致的立场。

由于看重生活体验，李云雷摒弃了复杂的小说技巧，回归朴素真诚、日常化的语言，着力描写乡村生活的温馨与情趣。而以第一人称回忆往事，也使作品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隐隐使人感受到作者与主人公“我”的重叠，更突出了作品情感的真挚。但李云雷的创作并未沉溺于个人生活回忆，而是在小说中呈现了清醒的问题意识，显示出对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时代背景的把握能力。作为70后作家，李云雷的人生经验丰富，而从乡村到城市的成长轨迹，也使他对乡土社会、城乡关系变化的洞察更加敏锐。

在描绘乡土的今昔对比之余，李云雷作品中也闪烁出一种更为可贵的特质，即他对笔下人物真诚的平视与共情。这一创作立场构成了小说感染力的来源。他描写的都是乡间平凡百姓的生活。他的写作避免了知识分子乡土写作可能的傲慢与偏见，而是着力挖掘了往往被忽略的乡村人物的精神世界。普通人物身上的生命力量，是他想要挖掘的独特风景。

在小说《乡村医生》中，面对铁腿坎坷而不屈不挠的一生，“我”最后剖白：“我不是铁腿，不能像他一样感受到那么温切的痛楚与欢欣，但是有时候我会想，铁腿也是另一个我，他走了我可能走的另一条路，这条路他走得那么艰辛，那么心酸，但是他终于挺过来了。”在李云雷的小说里，普通人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同情或者批判的简单化客体，而是同样融入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是“我”生活的另类可能，因此“我”与故乡人是作为命运共同体而存在的。由此“共情”而联系起“我”与故乡的关系，挖掘小人物生活中复杂而丰富的情感内涵与顽强的生命力量。这种“共情”是作者的书写立场，不断地出现在“我”对人物的描述与感知当中。《我们去看彩虹吧》中“我”眼中的小锐，即使因为生活变得不幸，却仍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这个呼唤小伙伴去看彩虹的女孩，从小就对自然之美有着独特的感知。她在偏僻闭塞的小乡村里，朗诵起美国诗人基尔默赞叹大自然的诗歌。“我”眼中的小锐是那么不同，“我想她可能也会有与众不同的命运”。李云雷对笔下人物真诚与善良的理解，使他在普通人物身上挖掘出温暖人心的力量。《哈雷彗星》中，吴老师是“我”时时感念的启蒙者，他曾为乡村少年开启了“哈雷彗星的眼光”，从而让“我”能以“哈雷彗星的角度远远凝视着这个不断变化的人间”。这种对人物遭遇的真诚同情或者说共情，不仅仅是李云雷写作的立场，也是他创作的初心。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过：“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而不能去走别人的道路，但是文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让我们去观察另外的道路与另外的世界，以同情的态度去理解这一切，甚至可以在虚拟的文字中去体验别人的生活，同时对自己的路以超然（或间离）的态度加以审视或反思，我想这正是文学的魅力与丰富性之所在，也是我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李云雷的小说以朴素、真诚的共情书写，达到文学理念与艺术性的平衡，并通过对普通人物个体精神空间的挖掘，重建普通人物的主体性，从而能够真正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百姓，以真挚的情感力量感染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