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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向左》创作谈:朱千叶及其他

来源:北京文学 | 尹学芸  2019年01月20日09:30

如果把记忆都挂在一棵榆树上,那棵榆树会长成什么样?

那是我大概八岁的时候冒出来的想法。那一年很特别,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大了。榆树是我所能认识的最好的树种,不单长榆钱,榆树皮还能做糙面的黏合剂,能让杂面条变得滑溜溜的。记忆都挂在榆树上的局面我想过很多次,像青虫,吐一种银色透明的玻璃丝。它长长短短在榆树上越挂越多,什么时候挂满了,人大概就成熟了。

至于成熟了以后如何,我从来没想过。

上小学遇到了一位非常严厉的孟淑兰老师。那时小学校址在一所大庙,廊上有大红的柱子和花岗岩石阶,可我们用的课桌,是用砖头垒砌的,大家上课都坐小板凳。因为隔一段就有场运动,所以我认真地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运动的内容。诸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潮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这位孟淑兰老师教我们写生字,记日记,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把那些生字记得牢而又牢。写的日记大家轮流朗诵,我只写了三行字,居然成了范本。似乎是参加劳动的心得体会,还记得有“满头大汗”四个字。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位大杨老师叫杨德海当班主任,是个宽和善良的人,课堂纪律一乱,他就给我们讲“一车高粱米换33个伪军”,同学立刻像猫一样老实。内容我已经忘了。有个叫张玉宝的同学欺负我,说我哭是无能的表现,大杨老师斥责说:“就你有能!”

五年小学发生过不幸的事,让我曾经深深地忧伤。考珠算时往本子上记数,被同学告发是在验算,被老师提拎到了办公室。就是被那位孟老师冤枉,所以我发誓不上学,是母亲举着棍子把我赶到了学校。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叫绝望,无路可走了,又无路可走了。体育课跑不快,跳房子跳不过人家。我从小就泪腺发达,比林黛玉眼泪都多。十一二岁的时候拿到了一本没有封面和目录的《红楼梦》,我每天放羊的时候就看这本书,只记下了“尤二姐吞生金自逝”,讲给无数个小伙伴听。能囫囵个儿地看,大约得益于那位孟老师反复练习生字。

大杨老师很早就去世了。他成分不好,很多年抬不起头来。我现在都还记得他清瘦的红脸膛,穿中山装,戴蓝布帽。不知为什么有一口侉侉的外地口音。

读初中时的记忆就明亮了。因为不单可以写长篇作文,还可以毫无挂碍地看书。公社广播站跟中学隔道墙,我是广播站的三个学生通讯员之一。当时的班主任叫杨泽清,也是个严格要求的人,他讲课的时候习惯把右手的食指横起来,在鼻子底下搓一下。我们初中三班是模范班,所有的荣誉都能争取来。我第一篇广播稿就写的是他,题目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章有小标题,好多字。因为一个广播时段就播这一篇稿子。还被推荐到县广播站,在那里播。后来我又当县广播站的通讯员,获奖得了个压力热水壶。杨老师教数学,还有一位王福珍老师是知青,教语文兼音乐,长得非常秀气。我喜欢语文也与喜欢她有关。

村庄离学校三里地,我们在田地中踩出一条对角线,节约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上学放学,我身边总有固定的小伙伴听讲故事。那些故事有的是书中看来的,有的是我编的。初中上了两年,毕业时我读过的书已经有148本。那些书名都被我记在了小本子上。哥哥从厂里的图书馆借了书来,上半夜姐姐看,下半夜我看,早上哥哥又拿去上班了。记得很厚的一本书叫《沸腾的群山》,也不知半宿是怎么翻完的。看书成痴成迷,也没觉得有多少教益,只是多了谈资。溽热的午后睡不着,我背诵《金光大道》的篇目。第一章:小苗绿油油。第十二章:节外生枝。或者背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内容。因为知道浩然是故乡人,对他的作品格外青睐。后来他当《北京文学》主编,邀我在潭柘寺参加过一次笔会。为这次会议他还专门给我写了封长信,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尽显一位长辈的殷切之情。

三年高中读完,觉得心里有些底数了,开始往外寄稿子。稿子寄出去三天,就有意无意地等在邮递员容易出没的地方,假装干别的,却支棱起耳朵听他喊我的名字。那些年退稿真是如洪水凶猛,让我觉得非常没面子。母亲不识字,可她能准确地把我的退稿信拿回来。有一天,母亲在炕上做棉被,看我进来,随手关上了收音机。我问她听的什么,她说是杨朔的《荔枝蜜》。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对,她还说,那是篇散文。

拒绝高考(学文考理),美其名曰想深入生活。当了半年小社员后生产队解体,来到了村办服装厂,每天干15个小时的活。那些写写画画的纸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是有字的纸,母亲从来不动。她觉得我写几个字太不容易了。老五叔只是同姓五叔,戴瓶子底厚的眼镜,说话慢吞吞。有次他在薄暮中立在稍门门口,说,吃了吗?哦,是电线杆啊。这是真事儿,我亲眼见的。我最早发个豆腐块,是唐伯虎与祝枝山的和诗趣谈,就是他提供的素材。拿了几块钱稿费,我给他买了两斤绿豆糕。后来我几篇小说都有他的影子,生活中你记忆深刻的人,会喜欢多角度诠释他的内心。

1988年,我终于正儿八经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盛夏》发在第4期《上海文学》,《独身女子宣言》发在第10期《天津文学》。转年九月,天津作家协会给我开了研讨会。再转年,我成了正式国家干部。等于是用十年的劳动换得了别人的两年中专或三年大学的资历。然后是一段漫长的写写顿顿的旅程,其实每年都能发两三个中篇,可稿子总是误打误撞。参加过一次职称评定,可因为狼多肉少,发誓再也不评了。不评工资就受损失。于是写散文、做专栏,到年底坚持发一个中篇,有两千七八的稿费,用这笔稿费交取暖费,我坚持了好几年。

跟别人不一样。创作与生活发生关联,这样才能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我觉得,我是个有烟火气的人,从没有大的野心。转眼到了2013年夏天,我在市委党校学习。偌大的院落里经常形单影只走着我一个。别的学员都回家了,只有我离家远,一周回去一次。来到了陌生的环境,有一种莫名的感伤。写了一个短篇,改了一个中篇,就是首次发在《收获》的《玲珑塔》,是一家省级刊物约的女作家专号的稿子,写完了终审却没通过(现在想一想,我多么感谢他们退稿啊,所以有时候退稿不完全是坏事,意味着你会有更好的选择和机会)。闲着没事稿子翻出来重新看,觉得人物、故事、语言都出挑,于是给了《收获》,于是在几天以后接到了编辑长长的修改稿子的电话,然后是长长的等待。我对自己说,这个稿子如果能过审,我就继续写。如果过不了,我就换种生活。实在是被文字牵扯得太久太久,有种说不出的灰心和疲倦。

两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夏天过去了,秋风打着呼哨来了。我表面心静如水,内心却有种若隐若现的煎熬。说有期待也可,说没期待也行。什么结果对我都是好的。我对自己说,你生活安逸,工作稳定,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十一月,有了终审的消息,就像哗啦打开了一扇窗,原来我还那么想写,想那么投入地写。于是接连写了《李海叔叔》和《士别十年》等多部中篇,前者名列首届《收获》排行榜榜首,并拿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后者拿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如果有人问我感受是什么,我会说,过去经常有种游离感,是种习焉不察的状态。那些感觉好的岁月脑子里都是文字,可是也荒废了很多年。

过去退稿能退到心惊胆战。而现在,有一两家退稿甚至很侥幸。我有一种奇怪的心理,稿子发了,就属于别人的了。没发的稿子才属于自己。有一个中篇被许多家退,可我就是觉得它写得好,旅行了很多年。人旅行都不是坏事,何况一篇稿子。所以我有句话常说,我好好做人做事,就不信命运不给机会。

小说写人是不错的。那些人物一定在你的视线之内。所以我特别感谢给我提供了生活原型的人。就像这部《天堂向左》,如果没有朱千叶,一切都无从谈起。

摘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