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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葵》

作者：龚学敏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

毋庸置疑，迄今龚学敏所有代表作品——其诗语内部的言说、发声均与“行走”有关。从《幻影》到《雪山之上的雪》；从《九寨蓝》到《长征》；从《紫禁城》到《钢的城》……躬身穿行于斑斓多彩的自然及巧夺天工般人文景观图构的肉身，必然在大地上留下诸多值得长久回味、品咂的精神擦痕。

这些“淡紫的伤口”（特拉克尔语）与“君问归期未有期”式（李商隐语）的词证，呼应的乃是这样一个——无论东西方诗人——自觉或不自觉遵循命运之旅的派遣——以“行吟”甚或自我放逐的“流浪”方式，来表达自我对生命、天地及宇宙切身体验与沉思的传统。在东方唐代，这样一个传统，因李白、杜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董其昌语）的宏大气魄而抵达巅峰。在古希腊，则以盲人诗人荷马为代表，在开启了“行吟”诗人最早孤孑立世形象的同时，也开启了欧洲文学的源头。

对于“传统”与“现代性”书写的根本差异，龚学敏有着极为清晰的认知。正如本诗集书题取名为什么是“纸葵”，而不是“蜀葵”？在答封面新闻记者问中，龚学敏也一并回答了众多诗友们的存疑：“‘葵’是来自于‘蜀葵’的‘葵’，‘纸’就是‘书写、文明传承’。‘纸葵’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一个人只要愿意思考，感到好奇，他就会对这个词难忘。如果有人喜欢这两首长诗，也就会记住纸葵这个词。”

是的，一个优异诗人，深谙写作的“陌生化原理与效果”——不仅意味着他在文本中对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学或诗学特定的美学风格呈现，迫不得已，他必须使用“非常规”语言。

对应在本部诗集中，龚学敏以卓越的超现实主义技法，借助夸张、隐喻、通感、象征、双关、反讽、比拟、借代、起兴、歧义等等一切可能运用的修辞手段，通过瑰丽、大胆而雄健的想象力，让平常司空见惯的“词”，携裹其间包含的物、理、名、像——光、热、火、电，以一种奔向始源造物的“元素”冲动与意念的自由释放力，打破了我们正在阅读的大脑中固有思维理性与意识的藩篱，一切不可思议的矛盾、怪诞与不合常理的对立之物，如梦如幻——彼此浮游、衍生、交织在他魔咒般倾吐着“声音之火”的笔下，由此，诗中的“我说”与“语言言说”不断成功实现的换位、共鸣与对话，构成了本部诗集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写作中占主导、权威地位的“创作者”或“说话者”，不再是诗人本人，而是让位于“有生命的词语”——它们按自身的意志，摆脱对诗人的依附，开始自己思考、说话与飞翔，并因此生成出无数与其他字词千姿百态不可思议的联系之根。这样的“奇境”一方面看似依赖于无处不在的“偶然”性幽灵的灵光乍现，另一方面却与诗人孜孜不倦，苦思冥想过程中，“聚精”以会“神”通，而孕养出的某种具备“特殊感受力的天赋”有关（罗兰·巴尔特语）。

“头几行不由自主被写下，那些诗句是十一音节无韵诗，我没有特别寻找那种形式，差不多像患梦游症，就这样我一口气写下了40多行……”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谈论《太阳石》创作过程中如是说。而龚学敏的反应似乎更加强烈，据他自述，在这两部长诗写作过程中，时常会被一束束如箭矢般迎面射来的金句所击中，这样的狂喜，令他如孩童般，嗖的一声，从座椅上立即惊跳而起。

如果说帕斯以长诗《太阳石》，激活了他对阿兹特克人创建的古墨西哥文明相较于现代文明的反思；艾略特以《荒原》指认了欧洲大陆一代人的精神幻灭；聂鲁达以《马楚比楚高峰》复苏了一个古印加帝国的要塞城市所象征的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那么，摆在眼前的这部《纸葵》——收录进的两首长诗《三星堆》与《金沙》，可视为龚学敏以诗人名义，对沉落于历史长河中的古蜀文明进行的又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探秘与打捞，一如外星飞地般的“三星堆”“金沙”文明遗址献给这个世界的未知，龚学敏以诗思与历史想象力，为这些“未知”重筑了一层透明语言建筑的外衣。

翻开《说文解字》，我们得知：蚕丛氏一直俯首于“蜀”字之中，密切关注着蚕虫生长、吐丝、结茧。这两部共计1100余行的长诗，从起句到杀青，学敏俯案，一刻不停倾听来自“金沙”与“三星堆”的消息整整两年。如此庞大体量与高质的书写工程，于宏观处：“有被带到时间之源的感觉”——“诗人以博大的想象力，创造了一种意象恢弘的诗歌形态。”（靳晓静语）；于微观处，对每一个表达的细节，作者堪称字斟句酌，如春燕衔泥，又似蚌病成珠，终使“金子”——“用蛙的叫声”分娩出一派具有浓烈本土气息的原汁原味的“神秘大光明”（埃利蒂斯语）。这样充满虔敬、缄默与视“守护词语纯洁”为神圣职责的抒写精神，于当下浮躁、喧嚣，盛以“短”“巧”“轻”“薄”之“诗”，急功近利博取读者点赞眼球的诗坛，不啻于一记响亮的当头棒喝。

作为本年度一部最烧脑的诗集，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部天启之“书”。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本诗集中那些熠熠闪光的文字，定会如青铜纵目人般，在某个深夜突然醒来，凝视着未来时代某个梦中的后世子孙，暗示他：“太阳只是一块会升起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