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1年，石舒清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作品取材现代历史文献资料，描写了“军统”纪律之严苛以及惩罚属下之酷虐性。有一位学者读后问我，文坛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同名的石舒清？《借人头》不像是他所认识的石舒清的风格。

石舒清本人也曾说过，他尝试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资料为素材，创作一些带有系列性质的短篇小说。作品寄出后，他很尊敬的一位文学编辑复信劝告，希望他还是写写西海固的东西，像《清水里的刀子》就不错。

这两个例子颇有意味：作家总是寻求某种变化，可是读者、编辑的欣赏口味似乎反倒有点滞后。或许，石舒清先前的风格过于明显，影响并左右了一种阅读期待。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石舒清身上，恐怕很多作家都遇到过，并非个例。王蒙先生就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他有新作问世，不止一位评论者希望他回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路子上；他还举例说，也有人表示过希望王安忆小说总像《雨，沙沙沙》，希望铁凝小说总像《哦，香雪》。王蒙先生说，如此要求作者，一如要求人们永远长不大、永远做天真活泼的孩子，当然属于不可能（《批评或有之隔》）。在另一篇文章中，王蒙先生也说到许多作家的创作，皆经历过一个由最初的单纯、清新逐渐到丰富、驳杂的过程（《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有自觉创新意识的作家，大都会经过这样一个艰难而有深味的过程。

石舒清的变化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即开始了，除继续写作西海固题材小说外，同期亦逐渐拓宽取材领域，如《列车上》（2002年），观察夜行车上一对青年男女隔床拉手，看一眼寻常，多看一眼则激起已逝的温情；《凉咖啡》（2003年）则是与往日同学叙旧，毕竟境过情迁，犹如半杯余剩咖啡，寂寞、淡然；《小米媳妇》（2013年）又将视角转向了初进城市的乡下媳妇，她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愈多费力，愈形尴尬。将目光转向城市，尤注意于自己目见耳闻的城市风情，试图从不同侧面表现此种生活，也是石舒清同期创作上表现出的一个趋向。

有计划地创作系列性质的短篇小说，是石舒清寻求变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比如表现合作化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已完成了数篇，与以往作品比较，风格自是大异；再如拟写“土匪系列”，他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当然，这种风格非凭空而出，其来有自，是对他已有风格的拓宽。

在艺术性或美学意蕴上，借用王蒙先生现成说法，石舒清已由单纯、清新发展到深厚、丰富。杜甫诗句“篇终接混茫”所悬置的境界、标准，亦为石舒清所深深服膺。他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某种程度上实现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古今》（2013年）是一组短篇，它们将日常生活、民间传说、伦理观念、性禁忌等多个主题融合一处，读后令人生愉悦之感，可又难以说清。《公冶长》（2014年）描写民间文学家孙富生听木匠父子两代人讲述同一个雌性蟒蛇“出轨”的传说。政治运动干扰，使得这个故事被讲述的时间跨度达30年之久，由此造成结构上的包容性，大主题套着小主题：比起充满活力的、自成系统的民间精神，政治对人的伤害不过一瞬；夫妇一方出轨总要被外人发现，这是民间传说的一个基本类型，但木匠父子二人的“文本”显然并不相同，前者赞同揭发偷情者，后者则指为多事。政治运动、采风、民间传说、情色故事、伦理变迁等等在包容性结构中，成就了一个具有层次感且极为丰富的文本。

2014年石舒清因身体原因（心脏手术），暂时中止了小说写作。但他并未停笔，养病期间写了大量随笔，亦尝试新诗创作；更没有停止对小说艺术的思考，他在消化素材，寻求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2018年，在停笔近5年之后，石舒清连续发表了两组带有系列性质的短篇小说《凌伯讲的故事》和《九案》。这些作品朴素大方，面目一新，叙事艺术上近乎于炉火纯青。

写得要短，意味须长，这是目前石舒清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追求。

白草，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