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有一个基本理念：要了解中华民族精神，要了解中华文明生命力，要从根基方面把握中国国情，就必须明晰中国历史的两头——前三千年历史与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救亡革命史。前三千年，是中华民族勃发创造并不断走向统一文明的黄金大时代；近现代百余年，则是中华民族在濒临崩溃灭亡的大危机中，举国流血牺牲怒潮翻卷而实现救亡图存使命的“苦难辉煌”时代。不了解前三千年历史，不知中华文明根基之强大；不了解近百余年，不知中华民族浴血重生所蕴含的历史真理。

金一南新版《苦难辉煌》的最主要创新，是以人物为历史活动轴心。

本来，中国史学最大的良性传统就是人物本位。自《史记》之后，中国历来的二十部正史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纪传体”文本范式——以各阶层人物为历史活动焦点，清晰叙述出人类社会发展脉络的丰富性。可以说，除却史观部分具有落后性而不值得继承之外，中国史书人物本位的文本传统，给世界各文明形态的古典史学都树立了极为优秀的文本范式。

《苦难辉煌》的最主要创新，实质是向优秀传统的回归。

相对于既往的革命史著模式，它无疑又是最重要的一次创新。

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文本叙述，都有一个普遍的模式——只见事件，少见人物。或者说，不少历史人物在被叙述的近代史以来的波澜壮阔的救亡图存洪流中，不那么鲜明突出。这样的革命史研究状态及社会呈现文本，无疑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民族对中国文明在百余年间浴火重生的历史正义性的认知深度，也同样影响着中国近代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政党——共产党人对自身历史科学而清晰的认知。

虽然，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它又是必须改变的。

《苦难辉煌》的作者金一南，是一个从事战略学研究的军队学者。对近现代历史事件的熟悉，对共产党历史与共产党军队历史的熟悉，都是常人所无法比拟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若要以既往模式写一部近现代革命史著，很可能也就是一部事件史著作，也可能依然会有精深之处。但是，一定不会有目下文本《苦难辉煌》的创造性与独特魅力，一定不会以如此百余万册的销售量深深融入当代社会意识。请不要忘记，任何历史学著作，其最根本的目标都是转化为社会性的历史认知；如果不能转化为社会历史意识，则这种历史叙述就是没有社会价值的。而在这一个根本目标上，《苦难辉煌》无疑非常成功。

大众喜欢，多阶层共赏，原因在哪里？

《苦难辉煌》的第一魅力，是一座座历史人物雕像所构成的丰厚的历史人物群像，巍然生动地矗立于历史浪潮之中。这部书中至少出现了数百个历史人物。究竟有多少人物，很难在阅读中实际统计。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举凡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的相关人物，几乎都出现了。如果仅仅是罗列式地出现，自然不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历史魅力。作者的深刻与高明，在于从三处构成了历史的光芒所在。

其一，作者对所涉及人物的跳跃性动态叙述，是人物鲜活起来的根本点。所谓跳跃性动态叙述，就是将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当时表现与其身世、性格，以及若干年后的历史归宿跳跃性地聚结起来。这种相互照应与跳跃联结深得历史人物叙述的神韵。

其二，对人物的历史行为不是刻板书写，而是结合其性格与人格进行一定的精神分析，使众多历史人物普遍具有了一定的深刻性与可理解性。譬如，对共产党历史上的叛徒，如龚楚人等，都对其人格分裂的突然性进行了适当的分析与评判，使历史人物的芜杂性与革命浪潮的复杂性融为一体，以人物的芜杂多变为历史的多向多变提供了鲜活的根基。

其三，对领袖人物的非神话发展性叙述揭示是本书的光芒之一。《苦难辉煌》对历史人物的描绘，可以说，已经接近于历史的本色。对于叛徒与出离者，不简单丑化；对于领袖与英雄，不简单神话；这是历史本色的基本表现。甚或，在《苦难辉煌》中，大量叙述了革命领袖的坎坷起伏与艰难奋争，以及在多方面的、曾经的失误中锤炼成长起来的过程。恰恰是这些叙述，体现了对历史本色的揭示，使这部大书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与真实感。

叙述历史，就是锤炼历史的过程。

人类要向更高阶段发展，就必须关照自己的历史，必须从自身历史中寻觅到未来的希望所在。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发现历史中蕴涵的真理，借以规范我们未来的方向。这种被揭示的民族与国家的生存发展真理，不是历史的全部，而只是历史的精华。因为，我们所要继承的，所能继承的，也绝不是包括历史垃圾在内的历史的全部，而只需要继承历史的精华——历史所锻铸的真理性法则。任何一个精神健康的民族，其对自身历史的解析与叙述都是以可继承性遗产的选择为出发点的。如果叙述总结历史的目的不是揭示历史中蕴涵的真理，不能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有意义的经验教训，而只是自然主义地罗列事件现象，人类历史学就没有任何正面价值。

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史书的《苦难辉煌》是成功的。

成功的原因在于，《苦难辉煌》遵从了历史学的健康品格，从对历史的锤炼——总结梳理与发现中揭示了历史所蕴含的真理性，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具有历史真理性质的诸多历史认知。这些真理性的认知与生动的人物命运叙述水乳交融在一起，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隽永的反思方式，咀嚼不尽，使人感慨良多。尤其最后两章——《历史与个人》与《狂飙歌》，集中体现了历史人物群的命运在历史风浪中的冲突性、革命性、辉煌性、戏剧性与牺牲性，其中所蕴含的真理性认知，几乎沉淀在每一个人的历史脚步与最终归宿之中。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这部史著在锤炼历史、揭示真理方面独到的剪裁功夫。这部书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将近百年的救亡图存风浪。但是，在实写方面，却是明确地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历史为重点；进而，又是以红军长征与抗日战争开始阶段为重点。前者，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聚焦时期；后者，又是聚焦时期的核心裂变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恰恰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牺牲最大的两个浴血时期。历史的真理涌流在鲜血巨浪的历史长河之中，它所锻铸的每一个认知节点都是我们民族与我们的党用血肉聚结，用巨大的牺牲代价换取的。从文本意义上说，如此方式也避免了这部书流为冗长平淡之作，有利于揭示历史大转折时期的丰厚内涵。

这部史著的文本特质，很接近于一部散文诗巨制。

诗性，是这部史著的文本灵魂。中国的史学传统历来缺乏诗性，虽然不乏小说式的纪实风格的篇章。在一般意义上说，中国史著是排斥诗性的。普遍的理由是，诗性是作者的激情喷涌，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是一种破坏。所以，在我所能见到的史学意义上的著作中，从来没有诗性充溢的作品。但是，《苦难辉煌》却能大展诗性而能一举成功，使这部史著大书渗透出独到的阅读魅力——风雷激荡，灼灼其华。

从根本上说，作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诗性方式而能成功，是因为诗性的灵光闪烁恰恰符合了跳跃式照应历史人物命运感的内在需求。可以设想的情景是，假如不是诗性的哲理与激情凝聚的语言美感，一个历史人物要从当时事件联结到此前的身世性格，再联结到数十年之后的历史归宿，一定会带来平淡而又拖泥带水的阅读滞涩感。而以诗性语言的激情概括与短句跳跃，不但是一种成功的转换联结方式，而且自然形成一种极具美感的阅读魅力。

对于一部要最大限度体现思想传播力的著作，选择语言方式与文本架构方式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独特的语言方式与独特的文本架构方式是任何作品的第一生命——能否具有社会传播力的最基本条件。否则，即或是真理汇编，也无法生成社会传播的巨大翅膀。

《苦难辉煌》的诗性叙述贯穿于全书。从序言到最后的历史概括，哲理诗性所需要的锤炼概括能力，处处都在闪烁着激情与理性交织的历史光芒。这部书将对中国史著，尤其是革命史著的呈现方式提供非常具有意义的一种文本范式。

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

（孙皓晖：学者、著名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