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寻找一种新的结构时代的文学方式

来源:文艺报 | 徐则臣  2019年01月16日08:33

改革开放40周年,若从1978年开始算,也是新时期文学的第40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回顾当代文学,很多问题似乎更加清晰,也更能成为“问题”。

我生于1978年,成长与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算同步。写作21年,做编辑14年,耳鬓厮磨,照说文学中的重要问题都该明白得差不多了,对文学也当有更深刻的激情与热爱;恰恰相反,文学这碗饭端得越久,疑问和困惑越大,对当下文学的审美疲劳也越深重。作为写作者,我知道这绝非个案;作为一个专业编辑,我同样也深知在普通读者那里,厌倦也在与日俱增。

为什么厌倦?我们可能都说不清楚,或者表述出来,也无非那“老三篇”:陈旧;没意思;缺乏有效的共鸣。说完也就完了,该写的继续写,该读的继续读,该评的继续评,文学靠着一种惯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继续运行,貌似也可以一直如此运行下去,但我们很清楚,向心力越来越小,南辕北辙的趋势在一点点扩大。我们当然可以说文学自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文学也的确有其自身逻辑,但当我们怀抱一堆热气腾腾的复杂经验,却发现文学不能贴切地把它说到你心里去,肯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个大事件,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能都是件大事;而这40年间,整个世界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巨变。互联网长足进步的这几年,一直流传“三个‘苹果’改变世界”的段子,我以为总结得好: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蛇怂恿亚当夏娃吃了树上的苹果,知道了羞耻,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人类从此开始在大地上繁衍;第二个苹果是牛顿的,树上掉下来一个烂苹果砸到牛顿头上,万有引力被发现了,物理学一日千里,现代科技此恩惠受之大焉;第三个就是乔布斯的这个“苹果”,过去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那是夸诸葛亮那样的天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多智而近妖,现在你手持一个“苹果”,但有网络处,你躺着都能上天入地,曼哈顿闹市区一声枪响,待在博鳌下一秒就听见了,你完全可以像卧龙先生一样,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为什么?因为网络让这个世界变得透明,打眼一看,一目了然,世界像平面一样展开在你面前,“世界是平的”。互联网不再只是信息搜索和传输、工作、社交、谈情说爱的工具,它和高速发展的其他科学技术一起,正在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同时也在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如果“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这一论断成立,那么,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世界观变了,文学也应该变。当我们对当下的文学心生厌倦,当我们觉得当下的文学陈旧、懈怠、意思不大、无法有效地共鸣,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跟这个世界错位、脱节、同床异梦和南辕北辙了?

那么,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我们的老祖宗和外国人的老祖宗是否也曾厌倦过?他们又如何化解自己的厌倦?这几年,我常常想起每一个中国人都记得烂熟的论断: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常会想,为什么唐是诗、宋是词、元是曲、明清是小说?中国过去的那些时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诗成为唐朝的主流文体样式,而到宋一代变成词、到元变成曲、到明清则成了小说?我也会想,当诗往词转变的那一瞬间,假如真有那么一瞬的话,这个世界究竟给这种转变提供了多少合理性?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诗人,试图从对仗工整、格律森严、文体上臻于完美的诗歌领地上迈出一只脚,踏上“诗余”的王国。谁也不知道这第一只脚迈出的真相,但可以肯定,他一定是感觉到了表达自我和对这个世界认识的时候,手头用惯了的那些与诗相关的家伙事,不那么给力了,就像挠痒痒,怎么都挠不彻底。

第一个人姑且认为是个案。第二个、第三个,一群诗人跟上来,主流的文体样式从诗变成了词,是否可以说明,文学确实发生了变化,文学到此也的确需要变化,而文学的变化是因为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诗到词如此,词到曲、曲到小说同样如此。世界可能几百年一夜无话,也可能三五十年里一直轰轰烈烈在变,世界变,文学虽缓慢滞后,但也必然要随之变,于是一点点到了今天我们看见的样子。

今天,我们对文学的倦怠和不满足,是否也像诗到词、词到曲、曲到小说的前夜,像古人那样,觉得我们的痒痒用当下的文学怎么挠都挠不彻底?

李敬泽说:文学是领时代风气之先的,也必须要领时代风气之先,要有力地感应和推动时代的变革。若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当下的文学,可能绝大多数文学都要让我们失望。那么,文学应该以哪一种面目呈现出来,才能把我们的现实之痒挠得彻底?我肯定不知道,在座的诸位一定也不知道。第一个跳出诗的包围圈的诗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落到的是词的国土上。但这个诗人必须要跳,一群诗人都必须要跳,不跳,就永远不会存在一个词的王国;不跳,我们的痒痒也就永远无法被挠彻底,我们的手和痒之间就一直隔着一层靴子,这靴子还可能越来越厚。

鉴于阅读、编辑和写作中的厌倦,我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对这个巨变中的世界敞开自己的所有感觉,寻找那些可能是“变”和“新”的蛛丝马迹,然后尽力把感受到的、可能的变与新呈现出来。这并非刻意标新立异,而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有那么一根弦必须绷紧了,不要因循守旧、闭目塞听,更不能做一个艺术上“装睡”的人,在某个“正确”的惯性里一直写下去。第一个踏上词的国土、曲的国土、小说的国土的那些人,那些从雨果、巴尔扎克的惯性里挣脱出来的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们,我想他们并非认为诗、词和曲错了,认为雨果、巴尔扎克不正确,他(它)们都正确,也会永远正确,但基于对世界、对自己、对艺术的忠实理解,他们还是要寻找一种新的结构时代的文学方式。

我相信变化的世界必有一个区别于过去的结构。前现代的必然与今天的不同。前网络时代世界呈现出的结构肯定也跟我们身处的这个更加繁复、驳杂和精密的世界有所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就意味着一个时代也当有与该时代相匹配的文学结构。这种文学结构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它可以更科学地表达出我们的世界观。它用文学的方式给出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以恰切的结构。文学可能没有对错之分,但一定有科学不科学之分,诗之于唐、词之于宋、曲之于元、小说之于明清,就是文学在科学地之于它的时代。

铁凝曾说过,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毋庸讳言,我们都不知道,之于这个“史诗般的时代”,哪一种文学更科学,但我想必有一种或者几种相对科学的文学,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无限逼近这个时代的核心,逼近这个时代核心的疑难、核心的焦虑、核心的情绪、核心的修辞,逼近这个时代可能有的那个结构。

如何逼近?只能大家一起去寻找,摸着石头过河。在忠实于自身经验的前提下,别具清醒自觉的意识以及开阔高拔的视野,自一己的厌倦开始,按图索骥。也许每个人的方向和路径都不尽相同,无妨,只要一路上追究的都是真问题,不管有多少千回百转,泥沙过尽一定能发现水流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