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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图书编辑是怎样工作的?

来源:澎湃新闻 | Dzolan  2019年01月09日07:50

全世界所有的书可以说都是经由图书编辑之手诞生的,在它们与读者见面之前,已经经过了编辑们一道又一道的细细审阅,编辑对于大到书稿的整体结构,小到每一个词语的使用,了解可能不比写出这些书的作者们逊色。

在选定书稿之前,编辑们还是很有余地的,他们可以选择为哪些作者和图书充当“仆人”的角色。而一旦编辑、作者、图书之间的这层关系确定了,编辑剩下的绝大部分工作恐怕就是俯首于堆满书稿的案头,将一本与自己“签订契约”的书“完成”出来。

编辑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

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天才编辑”麦克斯·珀金斯曾这样总结编辑的工作:“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

“仆人”没错,编辑也确实是在“释放能量”。他们帮助作者将书带到读者面前,为书中的文字寻找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正确且合适的位置。但至于“什么也没有创造”,这话对于编辑来说就有些谦逊,甚至不公平了,尤其是对亲口说出这话的麦克斯·珀金斯——这位引发20世纪美国文学革命的编辑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

美国传记作家A.司各特·伯格的传记作品《天才的编辑》是对珀金斯过分谦逊的有力反击。司各特这部传记洋洋洒洒写了五百多页,它包含了珀金斯三十六年的编辑生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多位文学大家的创作历程,记录了珀金斯如何与这些作者联起手来推翻传统的文学品味,打造了“爵士时代”及其后全新的文学风格。

当然,谁也没有预料到,经由珀金斯出版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人间天堂》——这本捕捉一战后“迷惘一代”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小说会“像整个时代一面飘扬的旗帜”,在口碑和销量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虽说该书出版之前已经让一些老派编辑感到恐惧,面世之后也迎来了许多批评的声音,但无论如何,踏向新时代文学大门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主角正是珀金斯这样一位编辑新秀,和时年24岁年轻的菲茨杰拉德。

《人间天堂》之后,珀金斯又出版了菲茨杰拉德讽刺上流社会生活的《美与孽》和日后成为他代表作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然而,菲茨杰拉德只是珀金斯为美国文学史挖掘出来的第一位巨星。1926年,在菲茨杰拉德的引荐下,海明威在纽约与珀金斯见面,《春潮》和《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事宜被敲定。

珀金斯特别感激菲茨杰拉德帮助他敲定这个海明威,在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他这样形容自己的这位新作家:“这家伙非常有趣,喜欢谈斗牛和拳击。”

单凭敢于挑战传统文学趣味,挖掘名不见经传的新作者,还可以屡屡取得成效,珀金斯似乎就足以承担“天才编辑”这一头衔了,但珀金斯做编辑的标准远不止于此。为了照顾菲茨杰拉德入不敷出的奢华生活,他成为了作家的“私人银行”,时常从出版社和自己的口袋里为菲茨杰拉德预支现金;《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后口碑和销量都远不如预期,珀金斯还要扮演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在信里一边宽慰菲茨杰拉德一边督促他不要放弃,尽快开展下一个写作计划。所谓“作者的仆人”这一描述,实在是再精准不过了。

慧眼识珠、面面俱到之外,珀金斯还有着扎实且过人的专业技能。正如他的好友范·怀克·布鲁克斯在自传中评价珀金斯:“他具有风格独特的小说家的天赋,但是他没有发展自己的这一特长,而是将天赋贡献给了别人,去发展他们的写作事业。”对于自己作者的书稿,珀金斯总能通过适当的方式提出精准的建议。如果珀金斯没有建议海明威对《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污言秽语和不堪的人物描述”进行适当的删减,这本承受了巨大压力的书可能无法出版,甚至在出版后也要面临被禁的风险。“如果因为许多低级的、只关心下半身问题的弱智叫嚷而使得这么一本有新意的书遭受冷落,那可真是划不来。”珀金斯这样劝阻海明威。

珀金斯与托马斯·沃尔夫的合作更能体现这位编辑在文学上的造诣。两人因沃尔夫的处女作《天使,望故乡》结缘,之后因《时间与河流》分道扬镳。《时间与河流》的出版是1935年备受瞩目的文学事件,沃尔夫在创造这个庞然大物的过程中展现了自己作为作家那种近乎宣泄式的力量和勇气,他的写作状态进入到一种让自身成为词语的境界,以至于无法停下来。珀金斯在写给《哈佛图书馆简讯》的文章中表示,沃尔夫这本书写了一辈子。

最终,《时间与河流》的手稿装了整整三个木箱子。这是珀金斯编辑生涯中最耗心力的书。他和沃尔夫经过了两年时间将这本书修改到九百多页。司各特在书中评价:“《时间与河流》产生于两种艺术力量相互依存的合作——沃尔夫的激情和珀金斯的判断。两人虽然经常争论,但是他们一起完成了各自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

对于沃尔夫来说,没有这位出色的编辑,《时间与河流》就如同一个没有骨骼的巨兽,永远也站不起来。可珀金斯在编辑《时间与河流》中“创造性”的工作成为了评论家攻击沃尔夫的把柄。他们认为没有珀金斯的帮助,沃尔夫写出来的只是不成熟的,有待处理的素材。这种看法最终也成为了引发沃尔夫与珀金斯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之一,甚至可能是最为严重的那个。

那么,珀金斯作为“天才编辑”的精神遗产都有哪些?对作者和作品不落俗套的独到看法,并愿意为之坚持;可以全方位的解决作者的后顾之忧,只要能拿到好的作品;出色的文学素养,为一部作品的成型保驾护航。如果以珀金斯的“他(编辑)什么也没有创造”来衡量的话,最后一点似乎有些越界,也确实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对珀金斯来说,沃尔夫的离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惠洛克曾碰巧闯进珀金斯的办公室,看到这位编辑对着沃尔夫的告别信,“几乎要落泪。”

为坏孩子准备好书

珀金斯并非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天才编辑”。在他声名鹊起的三四十年代,一位日后将改写美国儿童文学走向的编辑正在悄悄成长——这位编辑就是日后被称为儿童文学界“珀金斯”的厄苏拉·诺德斯特姆。

如果以珀金斯的精神遗产来审视厄苏拉的编辑生涯,会发现两人的工作作风和他们为文学史带来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都很接近。

厄苏拉之前的美国童书界习惯于为儿童营造一个美好却虚幻的世界,他们拒绝让世界真实的一面出现在下一代的书本上。在担任哈珀出版社童书部负责人期间,厄苏拉一改这种儿童文学上的虚假腔调,致力于为孩子出版前卫的、富有挑战性的书。用她自己的的话来说,她要做的是”为坏孩子准备的好书”。

经她手广为人知的作者和图书有玛格丽特·怀兹·布朗和她的《逃家小兔》、E.B.怀特和《夏洛的网》、莫里斯·桑达克和《野兽国》……可以说,正是因为厄苏拉,这些大名鼎鼎的作者和书籍才成为了童书的经典。

显然,厄苏拉也十分敬业地完成了“作者的仆人”这一角色。在《亲爱的天才》——这本由儿童文学史学者伦纳德·S.马库斯选编的厄苏拉书信集中,作者这样总结厄苏拉“身兼数职”的工作状态:“作为这些作家的教练和粉丝,告解神父和治疗师,代理母亲和忠诚的朋友,她与他们共同经历了离婚、财务危机和人生的各种萧条期。”

颇为巧合的是,珀金斯和沃尔夫之间令人唏嘘的变故也在厄苏拉和梅因得特·德琼之间重演。在认识德琼的时候,厄苏拉还是编辑助理,德琼在一座教堂当看门人,两人可以说是从困苦时期一起熬出来的好搭档,那几百封无所不谈、处处流露着关怀与鼓励的信件正是对这段友情的见证。后来二人在稿件编辑过程中因分歧产生的冲突越来越多,在凭借《从薄荷街开始的旅程》拿到国家图书奖之后,德琼就再也没有向厄苏拉投过稿。

在1969年写给乔治·伍兹的信中,厄苏拉假装若无其事地写道:“如果他想要扮演托马斯·沃尔夫,而让我当马克斯韦尔·珀金斯,好吧,我接受就是了。”

珀金斯曾为编辑定下另一条“规矩”,大意是一位编辑应该永远站在作者和图书背后,避免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显然,厄苏拉和珀金斯都曾因为自身出色的工作打破了这个规矩。马库斯这本包含三百多封信件的书信选虽说很难完整地展现厄苏拉的职业生涯,但通过这些零碎的信息还是可以察觉到厄苏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幽默风趣的个人形象。

对于出版人来说没有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分野

最后要推荐的一本书来自九久读书人旗下的“出版人书系”,二十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出版人之一西格弗里德·温塞德的《作家和出版人》。里尔克、黑塞、布莱希特、瓦尔泽,温塞德旗下的作家都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翘楚。在这本今年刚推出中文版的文论集中,温塞德也讲述了自己和上述四位作者之间的工作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学经历。

这些文章都来自温塞德在不同时期为不同场合所做的讲座,既有翔实的出版史料,又处处彰显着温塞德对出版人、文学职责等话题的理解,在“文学出版人的职责”一章中这点尤为凸显。开篇他引用歌德的话说:“所有的书商都是魔鬼,必须给他们单独造一间地狱。”当然,歌德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盗版图书泛滥,但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在出版史上,当出版人“必须把思想和买卖捆绑在一起,使得文学家得以维持生计,出版商得以维持出版”时,难免会疲于兼顾。翻开本书的后半部分就可以发现,即便是里尔克这样声名显赫的诗人,在当时也难以依靠微薄的稿酬度日,而在生前不被认可的瓦尔泽,遭遇更是可以想见。

这是时代撇给出版人和作者永恒的难题,时至今日也不能完全解决。而不可避免地,这一问题会在出版人和作者之间引发冲突,这种冲突造成的后果有时候甚至比“沃尔夫和珀金斯式的决裂”更为严重。温塞德在书中讲述了卡夫卡和他的出版人库尔特·沃尔夫之间的合作经历:“《观察》的销路很不景气,第一年卖出258本,第二年102本,第三年69本。最后出版社简直羞于把微薄的稿酬汇过去,便在1922年7月1日关闭了卡夫卡的稿酬账户。”

温塞德对此事的看法是,假如库尔特·沃尔夫能成功给卡夫卡带来自信、安全感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其结果对于文学和卡夫卡个人的积极影响可能都是不可估量的。

或许,温塞德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自己的美国同行那个“作者的仆人”的观点。在谈到出版人的职责时他说:“对于出版人来说没有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分野,他必须随时在私人事务上听候(作者)差遣。”

这或许是我们从20世纪这几位前辈身上获得的最核心也最令人“震惊”的启示。在一个奉行个人主义、热衷于建立不容侵犯的个人领地和彼此间适当距离感的今天,这种要求编辑将自己百分百交给书籍之前,先把自己交给作者的高标恐怕也已经不可复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