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月河生前照片

烂漫之交

“手机响了，二月河来的，唤一声二哥。

“他憨憨一笑：‘想念了呀。’

“‘也想念啊。’我笑着撇了撇嘴。往日电话打到南阳，你总在那头慌着与人下棋或者打牌，三言两语，敷衍了事，你也有今天！……”

这是二月河出版随笔集《佛像前的沉吟》时，我应约为他作序的开头。

如今，手机不响了，二哥唤不回了。

来电话的是大哥。2006年一趟山西之行，当时66岁的解放军原总参兵种部政委田永清、61岁的作家二月河、53岁的我，三家人结伴畅游，经大哥提议，我们仨正式兄妹相称。几个月来，大哥的军线电话，成了二哥病情的通报专线。

夏天，我从上海回郑州，给二哥买了一件深蓝T恤，知道患糖尿病的他嘴馋，又买了一箱各色坚果和补品，正待出发去南阳看望他，却听说他去了北京，住进了大哥他们部队大院附近的301医院。大哥不时来电话，说二哥病势加重了，说二哥喉头插管了，说二哥病情好转了，说二哥坐轮椅了，说过几天他再好一些咱们就可以相见了……现在，给二哥的T恤没人穿了。

著名作家二月河逝世，巨星陨落，舆论潮涌，我也接到了不少媒体的采访和约稿。我所在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年轻记者小妹问我：“王老师，您是多次采访二月河老师之后成为好友、成为兄妹的吗？”不。17年前，我与当网络记者的儿子阎乃川联合采写，在河南日报发表两个整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2001年看二月河》，那时二月河与我们已是10年好友了。所以那篇文中说，我和乃川“如河上的船工，如河边的牧童，与这条大河相处久矣！久则熟，熟则淡，虽然依激流、浴长风，却十年浑然，未曾为他描一笔著一字。不知不觉之间，这条河已成名流了”，我们只好“举贤不避亲”，第一次采访了他。

而我38岁初见二哥，是在报社朋友家的小宴上。二哥为我的人物报道集《如坐春风》作序时，记录了我俩的相识：“我当时还算得一个饕餮者，吃相自知是差劲得很。为解嘲起见，我说：‘我曾经吃得急性胃扩张，撑得昏迷三天三夜，仍旧不肯改悔，我是个猪托生的……’她在旁听着捂口窃笑。后来熟了，我问她：‘你当时笑什么？’她说：‘我听着好玩儿。’……我盛年时是个十分气盛的人，包括对我后来终生敬仰的史学家冯其庸先生，第一次接触那话也是很不客气的。记得一次和王钢聊起与某位名流的遭遇战，我夸夸其谈，她冷不丁插问了一句：‘你好像还很得意？’也就是这一问吧，问得我们距离近了很多。在背后我再也没有说过别人尴尬自己得意的话头。”

二哥评点我获“莽原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天地玄黄》，激赏里面引用的一首村童问答的河南乡谣：

篮里的啥？篮里的杏。让俺吃点吧？吃吃老牙硬。后头跟的谁？跟的俺媳妇。那咋恁好啊？那是俺的命。

当时他的旁批是：“好好上好的，比前还好！我知此亦非君能造。”

而我们平时的对话，也就好像村童，憨直不拐弯儿，不经意处露点机锋。跟二哥在一起，不谈创作，不谈功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闲聊也是享受。

由此也可窥见二哥的本性。即便后来大红大紫，上达天听，饱享尊荣，他的根柢总归还是一个浑朴稚拙、天真可爱的赤子。难能可贵的是，云端与尘壤，他都可以信步来去，上浴天风，下接地气，一个自在的人，一个天然的人。

名气一大，杂称俱来，二哥本名“凌解放”反而冲淡了，喊他什么的都有：二老、二老师、二月老师、二哥、二叔、二爷……他忽然绽开一脸滑稽的苦笑：我最不爱听的是喊我“月河老师”。

我最初喊二哥，是随着丈夫叫的。这个称呼由他们一群军人喊出来，格外的快意，格外的响亮。藏龙卧虎的这一所军事院校，悄然坐落于市井深处，校内30年前最早结识作家二月河的是政治部主任田永清将军，就是如今的大哥。曾经从军10年的二哥，重回军人中间，便是铁血交情，每个胸膛都可以互相擂得嗵嗵响。

“是真僧只说家常”。二哥的满口白话，常常令人忍俊不禁，令人醍醐灌顶。

说单位闹矛盾时，“你笑我也笑，看谁笑得妙”；

说现实的选择，“夜里想了千条路，早上起来还是卖豆腐”；

说宫廷与民间的不同，“大狗咬大狗一嘴血，小狗咬小狗一嘴毛”；

说死生大义，“城外一片土馒头，城里都是馒头馅”；

说名人的价值，“人怕出名猪怕壮，名人与猪类比，何欢喜之有”……

1992年，二哥开始写《雍正皇帝》，我当时任河南日报文艺处副处长，分管周末版的作品版，硬是向二哥讨来了《雍正皇帝》的部分连载。手稿从南阳寄到郑州，吓我一跳：打皱的牛皮纸卷巴卷巴，粘也不粘，尼龙绳一捆，写上地址贴上邮票就寄来了；里面稿纸像一卷烙馍，字里行间有溅上的茶渍，有烟灰烧出的窟窿，还有一股厨房烟火味儿。我嗔怪二哥：“二月河的独家稿子，别人见了当宝贝拿走怎么办，版面开天窗吗？”胼手胝足伏案耕耘的二哥，每周要将新稿另外手抄一份寄给我们，而且报纸稿酬还低，他却只是嘿嘿地笑。

2005年1月，上班途中突接二哥短信：“把地址邮编发来寄画。”生手上路，口气不小！我回复：“且看如何鬼画桃符。”他回复：“牡丹画成钟馗。”

画作收到后，我回短信：“画儿收到，吓人一跳，满纸风流，叶颤花摇。仿佛看见，粗汉一条，握笔如筷，乱涂横扫。三日不见，崭露头角，叶比花好，花比字好，远比近好，倒比正好。也算一家，画坛少找，笨人难学，高手难描，物稀为贵，值得一裱。‘皇上’御笔，哈哈哈哈，大牙还在，智齿笑掉。——王钢阅后感”。

他回复：“尊诗收下，我好害怕。叶比花好，花比叶差，旁边题字，更是不佳。如此表彰，教人愧煞，哈哈哈哈——二哥”。又追加一句：“田大哥和你看法差不多。”

然而，深圳拍卖会传来消息，二月河一幅4尺斗方牡丹，拍出了4万元高价。北京拍卖会上，二月河画幅三万六，字幅两千多。

那年三家同游山西，从大同、五台山、太原到二哥的故乡昔阳，所经之处，都有当地人士列出名单索求二哥墨宝。到山西省作协宴请那天，眼见二哥于文人堆里硬起头皮挥毫，我真有点为他心虚……就二哥这一笔糗字，居然兴风作浪，我不服气，也要练书法。二哥大力支持：别管什么规矩，甭临什么碑帖，只一个不犹豫，放笔写去就是！此后二哥和嫂子来郑州，捎来一刀刀宣纸。我却悄悄将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苏轼等的书法请入家中。

不久偶见二哥画的一只金黄大南瓜，我又惊又喜，顿时刮目相看。瞧那体态和精气神儿，不知是南瓜像了二哥，还是二哥像了南瓜，元神朴拙，佛意朦胧，真真令人舒服。看来诗文丹青相通，二哥并非浪得虚名。

而且二月河字画还有一好，因不在帖，神鬼难仿，绝无赝品之虞。

锋锐之气

名人巨匠密集辞世的2018年，曾于深圳举行“在历史的天空下对话”的金庸、二月河，一个10月30日逝世，一个12月15日逝世。只隔一个半月，布衣儒生“伍次友”应是追得上白发赤子“老顽童”的，我们祈愿这一对相差21岁的侠友此刻正在天堂共醉同欢。

南阳盆地一个小宅院里的二哥，天分之高，胸襟之广，气概之盛，阅历之深，目光之“毒”，心肠之“硬”，出手便写皇上，一连写了三个皇上。而选择宫廷帝王题材，必有一个政治情结在。宫廷帝王是社会政治的最高形态。还有什么地方，能比政坛官场上阅世阅人更透彻、经世治世更得力？二哥这个铁血政治喂养的孩子，思想摇篮是先天的粗糙和沉重，生活乳汁是先天的充沛和雄强，生命绽放也是天生的豪放和磊落。中原这条二月河，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划过了一道蜿蜒绵长而又雄浑壮观的曲线。就像一对母子河，二月河与黄河叠映在一起，他的血脉里有黄河的波涛，他的身体里有黄河的泥沙，他的声音里有黄河的啸吟——这一切，有书为证。

1985年，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回家乡南阳，约见二月河。两代历史小说家，半夜在床上躺着谈，坐起来谈，又倚在沙发上谈。姚雪垠第一句就问：“《康熙大帝》什么意思？你要写些什么？”二月河答：“爱国主义精神。”——他创作《康熙大帝》的初衷，就是取满清入关以后励精图治的新锐之气，以扫除现实社会中的惰性弊端，振奋中华民族精神。他即使不写清代康、雍、乾，另外去写两汉、魏晋，这种意识也会贯注其中。包括他近年关注反腐，同样基于这种意识。然而将康熙、雍正、乾隆一路写来，眼见得也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悲剧。康熙皇帝的治国才能远胜于彼得大帝，但彼得大帝在国内混乱、经济并不发达之时，已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铁路。而乾隆讲过：除了钟表，中国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了。“康乾盛世”毕竟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清朝已经日薄西山……所以，他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命名为“落霞系列”。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怕了，二哥却反而越来越内敛了，不急不恼，谨言慎行。性格的棱角还在，心境却已淡泊宽容，有点立地成佛的味道。当然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见平民百姓从来不牛，见军人从来不牛。他为社会慈善捐款已过百万，这在全国作家中还不多见。

2005年酷暑，我和丈夫在吐鲁番火焰山附近的高昌古城参观。茫茫戈壁中，一片高台举起一座曾经风流千年的古城遗址，风吹草低，不见牛羊不见人，只有令人怆然涕下的漫天苍黄……正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二哥的声音到了天涯，滚烫滚烫。他刚来过一趟新疆，在乌鲁木齐的红山顶上遇到一块林则徐诗碑，久久不能忘怀，嘱咐我们把碑上那首诗抄录给他。鸦片战争开始后，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革职，发配到了新疆伊犁的万里绝地。我们找到了诗碑，碑上诗句仅仅14个字：“任狂歌，醉卧红山嘴，风劲处，酒鳞起。”

生死之义

13卷500万字的“落霞系列”完成第9卷时，二哥就忧心忡忡地说过：下面第10本是一关啊，这个数字太满了；凡事不能太满，北京古城墙还有意在西北角留缺一段不修呢。

写到第10卷《乾隆皇帝·日落长河》时，二哥给北京友人写信说：“……现在已开始第三卷乾隆的写作。不瞒您说，我觉得累极了，用一句‘身心交瘁’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其实是一件自带干粮自携水，孤身穿越一个又一个沙漠的工作。我已穿越了九个，现在面临第十个撒哈拉大沙漠。……我希望走这样的道儿天降甘霖，但无论如何是要走下去的，因为我停不下来。我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命中注定我是必死在沙漠里。‘知其不可而为之’，义之所在惟命是听耳。”

义之所在，惟命是听。那是我第一次听二哥说到“死”——“我是必死在沙漠里。”

人到暮年，知音渐稀，尤其喧腾华彩过后，寂寞且向谁诉？曾有一位智慧老辣的小说家乔典运，是我们的好友。老乔从西峡县一来南阳市，二哥就高兴了，两人在宾馆里聊天，谈笑风生，就算什么也不说，默默地各点一支烟抽着，心里也是宽慰的。1997年老乔66岁去世了，还有一位好友孙幼才经常聊聊。2000年老孙也去世了，二哥就找人下棋，自嘲：“称心岁月荒唐过啊。”

老乔去世3周年时，我在河南日报副刊发表散文《弥补》。

“……1997年正月，作家乔典运因喉癌而辞世，在我的挚友当中，老乔抢了一个头名。当他临终之际，毫无经验的我，徒然推拒着死亡，惊惶无措，甚至不敢到南阳西峡去最后看一看他。我把电话打给南阳的二月河，为我们共同的老乔哭，只会哭，只会哭。

“老乔最后一次通话，气声已微弱到极点。他说：‘王钢啊，以后不得见了啊……’

“‘别瞎说了，老乔！好好治病吧，没事儿的。’我噙着眼泪，任性地打断了他的诀别。——没有告别。就这样倔犟着永不言别。

“后来，偶然看了关于临终关怀的一本书，我才醒悟，错了，晚了，机会失去了。

“如果，如果能回到当时，当老乔提到生死问题时，我再不会打断他的话了。我会赞许地倾听，由着他坦白对病痛、对死亡、对人生的感受，让岁月的深潭淌成旷达的清溪。

“如果，如果能回到当时，当老乔临终之际，我再不会胆怯地不去相见告别。我会与他一起回忆快乐和遗憾，告诉他朋友们对他人品文章的好评和笑谑，让他知道大家都爱他，对他说一声再见……”

我把这篇《弥补》给二哥看，也想彼此慰藉。没料到，二哥眼睛扫了一遍就扔下了，闭口不发一言。我愣住了，从此不敢再对别人提起临终关怀这回事。但是二哥的严肃缄默，一直梗在我的心头。也许，我太书生气了，西方的临终关怀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在生命的尽头，中国人有着自己深沉庄严的默哀，直面死亡却忌讳当面说破死亡，满腔痛却不肯当面说破痛，深怀爱却不必当面说破爱……

二哥，现在你走了。默默，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