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的局外人》张宏杰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9月版/42.00元

张宏杰 百万畅销书作家，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

“酒罢又烹茶”，“酒阑更喜团茶苦”，是一个读书人应得的一点生命享受，更是学者张宏杰20年写作的心得体会。2006年，张宏杰以《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被读者认可，他擅长书写历史中的人性，并因其引人入胜的文风，成为通俗史代表作家之一。近期，逢其新作面世，本报专访了张宏杰，与他一起聊聊从文学到历史的生命轨迹。

《历史的局外人》是张宏杰的第14本书，从目录上看，该书显得有点杂乱无章，有写文学领域的人物如鲁迅、巴尔扎克，也有历史领域的人物如黄仁宇，还有其求学道路上的导师戴逸、秦晖等，以及个人传记等。

这也是其众多作品中比较特殊的一本，在此之前，张宏杰并未考虑过推出一本有个人印记的作品，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张宏杰笑谈说：“可能标志着我人到中年，开始回想过去的人生经历了。胡适40岁的时候写过一本自传，而我已经46岁了，从事写作20年，该是梳理的时候了。”

对张宏杰而言，文学如酒，历史如茶，都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文学之樽中是源自生命本能的冲动和热情，而历史之杯中更多是理智和清醒。

这8个字——文学如酒，历史如茶，也是张宏杰为新作起的标题。该书责编、东方出版社编辑柳媛认为，每个人都不是历史的局外人，所以将“历史的局外人”定为书名；又因该书分为“我的文学青年生涯”和“我与历史写作”两部分，将“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游荡”定为副标题。书名也因此勾勒了张宏杰从文学青年到历史中年的生命轨迹。

一个小城青年的作家梦

1996年初，张宏杰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局，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进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里面装的是他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

22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张宏杰也没有收到《收获》杂志社的回信。但他的文学生涯，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

这是张宏杰在《历史的局外人》中一篇文章的开端文字，也是其文学生涯的开端。

1995年，在经历清闲的银行工作1年后，张宏杰想用写作打发时间。作为一个没有任何门路和人脉的文学青年，他写作的道路，首先要敲开三道闸门，一道是文学杂志的大门，一道是文学评论家的金口，一道是文学权威的认同。

这第一道文学杂志的大门，张宏杰便敲了好久。第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更是在路上漂泊了22年之久。

当时的小城青年追逐作家梦，一流的“国家级”文学期刊《收获》《当代》《十月》《大家》《钟山》《天涯》《人民文学》《花城》《作家》等杂志是他们首选的刊物。而《收获》又是其中公认的第一位。

决心用《无处收留：吴三桂》作为开头炮，是因为张宏杰认为该文章绝不逊色。投出去半个月后，他经常去单位的传达室，3个月后他便知道没戏了。以他常年阅读文学杂志的常识，文学刊物的审稿期限是3个月。

于是张宏杰又打印了一份，寄给《当代》。3个月后又寄给《十月》。1年之后，张宏杰甚至连退稿信都没有收到。此时，不服输的他下定决心：3年写出30万字，如若还不能发表，便放弃文学梦想。

就在这一天，他又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传达室，看见一封写着“《大家》杂志社”的信封。当晚，张宏杰照着信上的说明修改了《无处收留：吴三桂》一文，寄了回去。3个月后，却收到《大家》的退稿信，原因是暂不发历史题材。

痛定思痛，张宏杰不得不做出退步，选择另一篇次好的《蒙古无边》投稿至“二流”的省级文学期刊《鸭绿江》杂志。1998年第2期，该文被刊发，也成为张宏杰的“处女作”。

《蒙古无边》的顺利刊发，让张宏杰渐渐受到认可，一些文章开始在一流文学期刊发表。正因此，《无处收留：吴三桂》成为他的一个心结。但他一直没有放弃，终于有一天收到了《花城》的来信，却因编辑离职，辗转推给《天涯》，因字数太长，《花城》编辑又将稿件送回《收获》。

转眼来到2001年，彼时的张宏杰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千年悖论》。而承载他文学之梦的《无处收留：吴三桂》还在路上。一天，他收到了一个信封，打开一看，2001年第1期的《钟山》刊发了该文。此时，距离初次投稿，已经过去了5年。

让写作抵达读者，他用了20年

从1996年到2001年，这看似不经意的5年，却改变了张宏杰很多。写作让其成为了同事眼中不务正业的男青年，也让他明白，虽然不能凭借写作功成名就，但写作的快乐，那种酣畅淋漓的极致体验，令他着迷。

尤其是历史写作过程，对张宏杰而言，犹如一次旅行和探险。在历史中，循着线索前行，擦去历史碎片上的尘埃和涂饰，会发现历史的面相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

就这样，张宏杰以一个“文学青年”的文学梦为入口，走入历史领域。因更为关注历史中的人性，一路走来，通过写作，他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当他回顾整个写作生涯，发现思想的变化是最大的。张宏杰说：“1996年至今，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社会、历史、体制，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我颠覆。而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正是开始于历史写作。”

但在历史写作之前，张宏杰曾讨厌过历史。尤其在中学时期，历史是他最讨厌的课程之一。直到大学期间的阅读改变了他对历史的认知。

在张宏杰高考的时候，大学里的财经专业炙手可热，所以他报考了财经专业，因其枯燥乏味，靠阅读解闷。大学4年，学校图书馆和大连市图书馆是其根据地之一。也是在图书馆里，他遇到了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等等，正是这几本书，改变了他对历史的印象，引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

尤其是《万历十五年》那洋洋洒洒的开头，让他惊叹。在张宏杰的眼里，历史成了一个好玩、多姿多彩，甚至是迷人的东西。

因此，“历史比小说更有趣”的想法在张宏杰心中萌芽了，“我想做到这点”，张宏杰如是说。作为一个曾经被历史教科书“折磨”过且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张宏杰经常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去考虑，“自己的写作能否在传达见解的同时，给读者带去阅读的快感？”

与此同时，张宏杰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所以，张宏杰的写作既是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过程，又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讨好读者的过程。他坚信，面对“普通读者”，并不妨碍自己写出有分量的好东西，或者说，更有助于自己写出好东西。

自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以来，张宏杰平均每天都要收到两三封普通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中，不乏认真、成熟的思考，有的思考成果让其深受启发。由此张宏杰认识到，因为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的思想成果很难成为大众想读的史书，由“业余写史者”用通俗的语言来传达历史就显得更加重要。

让写作真正抵达读者，张宏杰又用了10年时间。正如张宏杰在另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的写作，生于兴趣，也将死于兴趣。如果余生中仍能够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仍然能写，继续有人读，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